上海的市中心有很多法國梧桐樹。一到夏天，那些寬大的樹冠就像張開的傘蓋，遮擋了炙熱而耀眼的陽光，微風透過樹葉的縫隙，為城市送來一絲清涼。
我時常穿越回憶的隧道，看見稠密的懸鈴木樹下，那個十七歲少年的身影。他腳步輕快地跳躍在由綠色光斑鋪陳的時光長廊裏，手心攥著一本硬面抄，略帶靦腆又意誌堅定地叩開一家又一家報刊雜誌社的門。
那是我在二十多年前做的文學白日夢。十七歲那年，我在【上海中學生報】上發表了處女作。幾乎是同時，【中文自修】的編輯也向我約了一篇稿子。幾年之後，我做大學社會實踐，去【當代學生】編輯部實習，巧遇了當年編輯我稿子的兩位伯樂，不禁感慨萬千——她們給了我莫大的鼓勵與幫助。用有些俗套的話說，「命運的齒輪開始轉動」，我在文字上最初的那一點自信大抵是她們發掘的。
十八歲時，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我有些不知天高地厚地走進巨鹿路675號上海市作家協會，將一疊厚厚的稿紙毛遂自薦地遞到【萌芽】編輯部。接待我的編輯老師說【萌芽】的投稿量巨大，一般是不回信作者的，來稿三月若無回復便可改作它投，但見我如此虔誠，不論這疊稿子裏是否有文章留用，都會給我回一封信。那天我穿著白襯衫、牛仔褲，頭發蓬松，戴金絲邊框眼鏡，倒真像個文學青年的模樣。退稿和回信比我預想的來得快。編輯老師誇贊了我對文學創作的熱情，當然重點在「但是」之後——我的作品離在【萌芽】上發表還有一段距離，須再接再厲。
我一頭紮進圖書館，除了繼續寫小說、散文，也更有意識地研究目標雜誌各欄目的文字風格和要求。我堅持平均一年給【萌芽】投兩次稿，一次至少五篇文章。然後，它們像風箏斷了線，像石子沈入大海，杳無音信。
但我並不在乎。「作品完成之後，它就與作者無關了。」我記得余華說過類似的話。他年輕的時候，一邊做牙醫，一邊寫小說，也不認識任何雜誌編輯，只知道雜誌的地址，就將稿件寄過去。遭遇退稿，就將信封翻過來，用膠水粘上另一個雜誌的地址，將信再扔進郵筒。他說那個時期自己的手稿在各個城市間旅遊，走過的城市比他後來去過的還多。直到【北京文學】的編輯打給他一個改變命運的電話，讓他去北京改稿。
我也在期待貴人的出現，抑或說等待一個電話或來信。我沒有廣撒網，而是鍥而不舍地把稿子往巨鹿路675號寄，終於在一年後再次收到了退稿。這次退稿並不完全，還附上了編輯老師的信箋，她說這疊來稿中有一篇文章情感表達真摯，形式也新穎，擬留用並於來年刊發。這成了我二十歲最好的生日禮物。在大學畢業前，我的投稿和編輯老師的來電日益頻繁，幾篇拙作得以陸續發表。
後來網路文學平台出現，每個人都可以自己經營部落格、公眾號，收獲許多粉絲。我也因為工作關系，文學創作與投稿的頻次肉眼可見地減少了，可自忖始終是有些文學追求的。十年前，我寫完一部書稿，在微博上找心儀的出版社電子信箱，試著將樣稿投遞出去，最終促成了出版。
馬奎斯曾說，寫作恐怕是這世上唯一越做越難做的行當。【百年孤寂】的構思，他就足足花了十九年，「想好了，再坐下來寫……一遍遍想，一遍遍琢磨。」當然，比寫稿更痛苦的是投稿、退稿、再投稿——【百年孤寂】這樣的巨著也未能幸免。1950年代初，馬奎斯的處女作【枯枝敗葉】被出版社退稿，寫退稿信的是一位有名作家，他直接奉勸馬奎斯放棄小說。後來，【枯枝敗葉】在好幾個出版社之間流轉，都沒被采用。直到1955年，馬奎斯把它投到一家陌生的出版社，終於成功了。但最後，書出版了，出版商卻蒸發了，馬奎斯沒拿到稿酬，還倒貼了全部出版費用。
在我的投稿生涯中，雖然也飽嘗挫折和失敗，但幸運的是，遇到的多是樂於關愛後生的前輩們。文章發表、有所成就鼓舞人心，讀者的青睞也是激勵我不斷前進的動力。最重要的是，筆耕不輟是一個熱愛寫作者必須堅守的習慣和不斷進取的唯一路徑。
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記憶中那個十七歲的少年早已為我指明了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