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和國際政治的角度來看，東西方文化在「智慧」的定義和表現形式上確實存在著顯著差異。西方文化中很多時候註重的是策略性和短期利益的實作，而中國傳統文化更強調長遠的謀劃與整體利益的平衡，這在兩者的文化價值觀和歷史典故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在西方文化中，「智慧」通常與個人主義和結果導向的策略相關。希臘哲學中的「智慧」（Sophia）常與邏輯推理、演繹法和辯論聯系在一起，這種智慧追求的是如何有效解決特定問題、實作具體目標。例如，西方的著名策略家尼科洛·馬基雅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在其【君主論】中所提出的「為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就是這種思想的典型體現。馬基雅維利主義者相信，智者應當善於抓住機會、迅速應對變化的環境，並在必要時采取策略性的妥協來實作個人或國家的利益。
在國際關系中，西方的「智慧」常表現為追求短期的利益或優勢，如透過軍事行動、經濟制裁或政治壓力迅速達到特定目的。這種策略雖然在短期內可能有效，但往往忽視了長遠的利益和更深層次的文化、社會因素，從而可能導致更大的長期問題。例如，美國在20世紀對中東地區的幹涉政策雖然能夠短期內控制局勢，但卻引發了長期的宗教和民族沖突。
與西方智慧不同，中國傳統智慧通常與道德價值、整體利益和長遠的策略聯系在一起。儒家思想中，智慧被定義為「謀定而後動」，即在采取行動之前深思熟慮，考慮到所有可能的後果，確保行動符合長遠的道德和社會利益。孔子提倡「仁義為本」，孟子則主張「義利之辨」，認為智慧不僅在於技巧和策略，更在於道義和責任。道家的智慧則強調「無為而治」，主張順應自然與社會的發展規律，避免急功近利的行為。
中國歷史上著名的謀略家如諸葛亮、孫子（【孫子兵法】作者）和範蠡，他們的智慧不僅體現在戰場策略上，更在於長遠的政治謀劃。例如，【孫子兵法】中提出的「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就表明了智慧的最高境界是透過謀略和外交手段達到目標，而非直接使用武力。諸葛亮的「隆中對」謀略、範蠡在幫助越王勾踐復國後選擇隱退的智慧，也都體現了對長遠利益和大義的深刻理解。
中西方智慧的差異在歷史和國際局勢中體現得尤為明顯。西方文化中以結果導向的策略性智慧為主，註重如何在復雜的國際賽局中迅速獲得利益和優勢。而中國文化的智慧則更傾向於長期謀劃、以德服人以及構建穩定和諧的社會秩序。
這種智慧觀的差異導致了在面對國際事務時，兩者采取的策略也大相徑庭。西方國家的外交政策往往在利益發生變化時迅速調整，而中國更傾向於采取長期的戰略布局。例如，在「一帶一路」倡議中，中國透過長遠的經濟投資和文化交流來構建全球影響力，而非依賴單純的軍事或經濟壓力手段。
西方文化的智慧常被認為是「見小利而忘大義」，這是因為其策略更偏向於短期目標的實作，而忽視了長遠的社會、文化和政治後果。而中國漢文化中的智慧則強調「義」的優先性，將道德、責任和長遠的利益放在首位。因此，在分析歷史和國際局勢時，可以更清楚地理解這兩種智慧觀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運用與表現形式。
——是夜聽聞哈桑·納斯魯拉在以色列的空襲中身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