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對於個人，還是社會，乃至國家和民族，閱讀的價值和意義無遠弗屆。細而言之，一個人的精神發育史，大抵是一個人的閱讀史；而一個民族的精神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全民族的閱讀水平；一個社會到底是向上提升還是向下沈淪，就看閱讀能植根多深；一個國家誰在看書，看哪些書，就決定了這個國家的未來。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作為人類精神和智力活動重要組成的閱讀有著悠久的歷史，但它成為普羅大眾都能投身其中的心智活動，卻是晚近之事。從啟蒙運動到浪漫主義，從百科全書到現代小說，從美國獨立戰爭到法國大革命，印刷術普及之後的閱讀革命對於人類文明的演化影響深遠。從某種意義上，探究和體味閱讀的歷史、現在與未來，就是穿越一條人類文明演化的時空隧道，試圖回答「人之何以為人」這個永恒的問題。
口語文化vs.書寫文化
閱讀史的第一個關鍵時刻是書面文化的興起。大約在公元前750年，古希臘人首先發明了完整的拼音字母——囊括了元音字母和輔音字母的文字系統，聰明的希臘人僅用24個字母就代表了口語中的所有音素，字元的經濟性大大減少了讀寫所需的感知和記憶資源，使得希臘字母成為後來大多數西方字母的樣版。更為重要的是，一場對人類文明影響深遠的革命正在悄然發生，那便是從主要依靠口頭交流知識的口語文化轉變為書寫成為表達思想的主要媒介的書面文化，這場革命無疑改變了西方世界每一個人的大腦和生活。
公元前4世紀初，柏拉圖寫下了關於愛情、美景與雄辯的對話體著作【斐德羅篇】，記載了雅典市民斐德羅與偉大的雄辯大師蘇格拉底散步時迂回曲折的對話，最後他們談及了書面文字，蘇格拉底講述了埃及神明特泰與國王賽穆斯之間的故事，賽穆斯反對特泰極力歌頌的書寫藝術，認為寫作會把健忘註入人的靈魂，帶給人的不是真正的智慧，而是智慧的偽裝。蘇格拉底對賽穆斯的觀點表示認同，堅信透過口頭演說銘刻在學習者靈魂中的智慧詞句遠勝於用墨水寫下的字詞，並認為對字母這一技術的依賴會改變人的頭腦，讓人們面臨變成淺薄的思想者的危險。
與雄辯的蘇格拉底不同，他的學生柏拉圖是一位寫作者。雖然柏拉圖也明白寫作以外部符號替代內部記憶的潛在危險，但他更看到了書寫能夠在人類智慧方面為文明帶來的巨大益處，而這樣的裨益已然體現在他本人的寫作中。20世紀80年代，第二代傳播學權威學者華特·翁（Walter J. Ong）道出了背後真相：「柏拉圖那種入木三分的哲學思維的養成，唯一原因便是書面寫作對思維過程產生的影響。」如今，基於文字書寫形態的閱讀已經成為全人類根深蒂固的心智活動的固有模式，這一革命性的變化正始於書面文化對口語文化的勝利。
人類意識的偉大轉型：默讀
在著名的【閱讀史】一書中，加拿大作家、小說家艾爾維托·曼古埃爾將公元10世紀左右「默讀時代的到來」視為人類意識的偉大轉折。在之前延綿一千多年的閱讀史上，人類的閱讀基本都是朗讀。公元384年，奧古斯丁（即後來的聖奧古斯丁）到米蘭去見他的老師聖安波羅修，當他看到老師默默地看著一本書時嚇了一跳。於是，著名的【懺悔錄】中出現了這樣的描寫：「他讀書時，眼睛在紙面上驅馳，心裏琢磨著意思，但不出聲，舌頭也不動。」可見，公元4世紀時已經發生了默讀現象，但那個時代一般習慣是讀出聲來，默讀會令人感到吃驚。
【閱讀史】
在曼古埃爾看來，默讀的到來，使讀者終於能夠與書本和文字建立起不受限制的聯系。文字不再念出聲省出了原本所需的時間。它們在自己的空間中既可以一氣呵成，也可以徐徐道來，可以詳盡闡述，也可以留人遐思。而讀者則有充分的時間在閱讀時去審視文字，闡發新的奧義，將其與記憶和手邊同時在研讀的其他書籍做一番參照比較。從此，默讀解放了你的大腦，使其可以反思，可以記憶，可以提問，可以比較。認知科學家瑪莉安·沃爾夫把這種自由稱作「思考時間的神秘饋贈」：大腦負責閱讀的區域學會自動處理書寫符號之後，負責思考的區域就有時間跳出字面來發展思維和其紮根的文化。
閱讀革命
18世紀下半葉到19世紀之交，瓦特蒸汽機的發明並運用，大規模的機器印刷業繁榮發展，機印書相對便宜並大量供應，閱讀成為歐洲更為流行的消遣方式。德國歷史學家羅爾夫·恩格爾辛將18世紀出現的大眾化閱讀以及閱讀公眾日益增長的影響稱為一場「革命」。在此之前，大部份具備讀寫能力的讀者仍在精讀，即閱讀並反復閱讀數量很少的書籍，主要是宗教讀物；泛讀則是人們開始翻閱各種不同的、涉及同一主題的書籍，同時還會比較並評估其中觀點的優劣。值得註意的是，讀者們越來越為世俗性的書籍所吸引，尤其是越來越多的各類文學書籍。
這一由精讀向泛讀的轉變意味著人類閱讀範圍的空前擴大，流通圖書館與圖書俱樂部等借閱途徑蓬勃發展，共同閱讀、分享與討論成為一族群體社交活動，這一切都為小說的興起——18世紀最重要的文學事件之一——奠定了基礎。以英國為例，1719年，「第一部英國小說」【魯賓遜漂流記】出版，隨後出現了【格列佛遊記】（1726）、【克拉麗莎】（1740）、【湯姆·瓊斯】（1749）、【項狄傳】（1759）等一系列著名作品，但反對小說的聲音始終存在。在整個歐洲大陸，這種過分的憂慮同樣存在於政論、法律、哲學、科學、美學等各領域的作品中，背後是宗教人士和道德主義者所擔憂的閱讀對既有社會秩序的顛覆性影響。在革命性的進步意義上，顛覆確實發生了。正是這些當時引發人們廣泛擔憂的洪水般的印刷文字，催生了啟蒙運動、浪漫主義、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
關於人腦可塑性的插曲
1867年，23歲的尼采收到了摯友科澤利茨的一封信，信中說：「（你）滔滔不絕的雄辯變成了簡短的格言，字斟句酌的推敲變成了樸實的‘電報風格’」。對此，尼采在回信中寫道：「我在音樂和語言方面的思考經常會取決於紙和筆的品質……我們所用的寫作工具參與了我們思想的形成過程。」在此，天才尼采已然觸碰到了人腦高度可塑性這一當時還不為人知的重大秘密。1881年，25歲的青年學生佛洛伊德順利畢業，並獲得醫學博士學位。同年，他提出了一個大膽的猜想：「人的大腦也像人體其他器官一樣，是由許許多多彼此分離的細胞組成。……細胞間的縫隙可以稱作‘接觸屏障’，它在控制大腦、形成記憶和思想方面發揮著實質性的作用。」
在尼采的直覺感受和佛洛伊德的大膽猜想之間，似乎還少了一點關鍵的東西。三年後，美國心理學家威廉·詹姆士提出了一個比佛洛伊德更加大膽的猜想：「神經組織看起來被賦予了極強的可塑性……隨著時間的推移，不管是外力還是內力，都能讓那種結構變得跟以前有所不同。」透過外力或內力可以改變人腦的神經組織，這一觀點的爆炸性不亞於25年前英國生物學家達爾文向外界宣布人類是由猿猴前進演化而來。直到1968年，這個天才的猜想才被神經科學家麥可·梅爾策尼奇的開創性工作所完全證實。在這項意義深遠的實驗中，梅氏首先切斷了猴子手上的某些神經，發現猴子的大腦一開始出現混亂；但是幾天過後，他驚奇地發現猴子的大腦完成了自我重組，其神經路徑可以自行編織成一張新地圖，其結果與猴子手上新的神經排列相一致。
當柏拉圖用筆寫下他那些哲學名篇之時，當尼采用球形打字機打字之時，當碎片化時代的人們抱怨自己再也無法閱讀任何長篇的文字之時，他們都碰觸到了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個中心主題——工具和技術對思維的影響。這一謎團隨著梅爾策尼奇實驗最終揭開了謎底，那就是「工具塑造思維」——我們怎樣發現、儲存和解釋資訊，怎樣引導註意力，怎樣調動感覺，怎樣回憶，怎樣遺忘，這些全都受工具和技術的影響。工具和技術的使用讓一些神經回路得到強化，而使另一些神經回路逐漸弱化，讓特定的心智特點日益彰顯，而讓別的特點趨於消失。表面上，我們在使用和擺弄工具；實際上，工具在塑造我們每一個人。
觸屏時代的閱讀
竊以為，真正意義上的閱讀至少包括四個特質，首先它是一種身心的沁入，其次是一種孤獨的對話，再次是一種意義的構建，最後它是一種自我的觀照。因此，真正的閱讀是從自我（讀者）出發，全身心地沁入文本（及其介質所營造的氛圍中），在孤獨與交會的微妙轉換中與之（作者）交談，並努力建構出新的意義（再創造），最終回歸自身，完成自我的觀照，實作心智的成長。作為一個首尾相接的圓，真正的閱讀象征著生命的圓滿。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才可以說，一個人的閱讀史就是他的精神成長史。
如今，人類的閱讀行為受到了時代的巨大挑戰。因為，人類生活在一個基於觸屏的互聯網時代，每天被浩如煙海的資訊洪流所淹沒，卻仍然渴望獲取各種資訊，是為「資訊悖論」；人們每天面對著經由互聯網生成和傳播的各類知識（包括層出不窮的「網路新詞」），卻發現許多知識不過是過眼雲煙，是為「知識悖論」；最糟糕的是，互聯網不斷吸引我們的註意力，只是為了分散我們的註意力，是為「註意力悖論」。生活在這「三大悖論」的觸屏時代，我們每個人的大腦神經網路都被與工作、生活深度繫結的手機重新排布，是為「手機腦」。它的特質是分散、快速、喧囂、碎片和淺表。而傳統意義上的「閱讀腦」有著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的特質，包括專註、非快速、安靜、系統和深入。如今，每個人的大腦中都悄然發生著一場由「手機腦」對決「閱讀腦」的戰爭，而前者的勝率遙遙領先。
梅爾策尼奇在那個著名實驗的四十年後，深切表達了自己對於互聯網威力的反思。在他看來，互聯網給大腦神經結構帶來的不是輕微變化，而是根本性變化。因為可以重復「練習」數百萬次的事件，在人類歷史上從未出現過。在網路世界中，我們的大腦需要評估多工連結，需要不斷做出各種選擇，同時還需要處理目不暇接的視覺刺激。在這一過程中，智力資源完全改變了方向，從閱讀文字轉變為做各類判斷，我們回到了單純的資訊解碼狀態。而閱讀尤其是閱讀書籍讓我們過濾掉了那些分散專註力的刺激，保證大腦額葉平靜安寧地發揮解決問題的功能（有經驗的網民，大腦前額葉區域都表現出廣泛的活躍性），從而使深度閱讀變成了一種深思的形式。因此，在這個觸屏時代堅持閱讀——尤其是紙質閱讀——其實是在有意識地抵抗「手機腦」的全面入侵，維護人類深度思考能力的一種可貴實踐。
閱讀的未來：大數據vs.自由意誌
基於閱讀介質而言，未來的閱讀將是紙質閱讀和觸屏閱讀的混合形態，前者因其悠久的歷史傳統、豐富的感性質素（包括大小、厚度、重量、質感、氣味、裝幀等）以及對深度思考和創造力的保護而得以延續，後者包括以互聯網終端為主要介質的閱讀形態（主要是手機閱讀），和以電子書為主要介質的閱讀形態（例如kindle等）。對於熱衷於書籍的閱讀者來說，未來在選書買書這一環節中將分為兩類人，一類可稱為「人文主義者」，他們去書店，在書架間遊蕩，拿起一本快速翻閱，換一本讀開頭幾行，直到某種直覺將他們和某一本著作連線起來；另一類可稱為「數據主義者」，他們會登入當當、亞馬遜或京東，根據大數據提供的相關資訊——「我知道你以前喜歡哪些書。和你有相似品味的人還可能喜歡這本或者那本新書。」作為買書的重要參考。
在人工智慧技術的加持下，未來的觸屏閱讀將極大地挑戰閱讀的傳統定義，因為你在讀「書」的同時，「書」也在讀你，以一種不可思議的精確度。未來，Kindle可以監測你在一本書的哪些部份讀得快，哪些部份讀得慢；你在哪一頁停住了，在讀哪些句子的時候你放棄了整本書，再也沒有讀下去。如果將來Kindle升級到帶有面部辨識軟體和生物統計學傳感器，它將知道每個句子對你的心率和血壓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它會知道是什麽令你發笑，是什麽令你傷感，又是什麽讓你憤怒。很快，當你讀書的時候書也在讀你，你很快就會忘記你所讀的大多數內容，而電腦程式可以永誌不忘。這樣的數據最終會讓亞馬遜以不可思議的精確度為你選書，也會讓亞馬遜清楚地知道你是誰以及如何操縱你的情感。
當然，作為讀者不必對此感到恐慌，如果不想淪為數據主義的囚徒，那麽我們需要再次試著去追尋古希臘哲人的智慧，去感悟德爾菲神廟上的那句不朽的格言，正如【人類簡史】作者、以色列歷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的忠告：「如果你不喜歡數據主義，希望置身於演算法的領地之外，或許能給你的只有一個建議，就是書中最古老的：認識你自己。到了最後，這將只是一個實證問題。只要你對自己的了解和洞見超過演算法，你自己的選擇就仍然是更好的，你多少能保留一些權威在自己手中。如果說數據主義看上去還是要掌權了，那主要也是因為大多數人一點都不了解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