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平（安徽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章黃學派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影響最大的學術流派之一，其開山宗主章太炎，被譽為清學正統派的殿軍；黃侃則為章氏大弟子，並最得其師推崇，被賜名為「天王」；而範文瀾在北大求學時，追蹤黃侃，誦習師說，被認為頗堪傳授「衣缽」。章太炎、黃侃、範文瀾三代嫡傳的國學大師，在20世紀初，曾前赴後繼，共講【文心】，協力「雕龍」，不僅成就了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而且直接促成了現代「龍學」的誕生。
章太炎在日本東京講授【文心雕龍】
1903年，章太炎因【蘇報】案被捕，1906年出獄後，即東適日本，在東京主【民報】筆政，並開辦「國學講習會」，為青年講學，受業者達數百人。在章氏1908年開始的有系統、多序列的講學活動中，就有【文心雕龍】的專門講授。錢玄同1909年3月和4月日記，記載了章氏在日本講授【文心雕龍】的大致情況，並說明講授地點就在【民報】社章氏寓所，黃侃也曾參與聽講。進入21世紀，又發現塵埋於上海圖書館的章門弟子記錄章氏講授【文心雕龍】稿本兩種，其中還附有一張教學進度表，註明講授的次第、篇目和日期，每周一次，五周而畢其事。
章太炎在日本講授【文心雕龍】，拉開了現代「龍學」的序幕，意義非凡。首先，章氏旅日期間，涉獵西籍，以新知附益舊學，致力於傳統學術的現代改造。所辦「國學講習會」，亦釋出【章程】，將科目分為預科、本科；預科講文法、作文、歷史，本科講文史學、制度學、宋明理學、內典學。這與早期北大文科的體制和科目頗相近，已具有現代學制的特點。其次，章氏選擇講授【文心雕龍】，也有因應時代需求的因素。近代以來，中西文化交流逐漸頻繁，受西方思潮的影響，國內學界客觀精神大行，科學主義日盛，成體系的要求開始擡頭。於是，【文心雕龍】特受青睞，成為傳統與現代聯結的橋梁。因為人們發現這部書具有客觀理性精神，重標準模式，有規模體系，即使用西方文學理論的標準來衡量也毫不遜色。這就引起了有識之士的高度重視，其中最引人註目者就是章太炎。再次，章太炎講授【文心雕龍】的具體內容，亦頗有契合時代潮流和現代精神之處。如認為「【宗經】一篇，殆彥和救弊之言歟」，強調文學要關註時代，發揮針砭現實的作用。而解釋【辨騷】「楚人之多才乎」，則與梁啟超、王國維、劉師培等人一樣，從文學與地理的關系入手，頗顯時代風尚。至於講解【諸子】時所言，「【論語】【孝經】，亦子書之類也。後人尊孔過甚，乃妄入經類」，則洋溢著對傳統經學的反叛意識，深契現代精神。
清儒不喜聚徒講學，章氏在日本的講學活動，無疑具有開風氣的意義。而其所講【文心雕龍】，雖然尚有可待完善、提升之處，但畢竟促進了傳統「龍學」的現代轉換，使現代「龍學」雛形初現。
黃侃在北京大學講授【文心雕龍】
1914年，黃侃受聘擔任北大教授，並在校講授【文心雕龍】，名聲大震，以致他在課堂吟誦的聲音，被學生稱為「黃調」並模仿，晚上響徹校園。聽他講【文心雕龍】的學生，除了國文系的，還有哲學系的；除了文科的，還有法科的；甚至還有只在家看其講義，而成為私淑弟子，最終走上治學之路的。黃侃在北大執教時間一共五年，若以講授【文心雕龍】為線索，以北大文科課程體系改革為界限，可分為前後兩期。前期（1914—1916年）主要在「詞章學」課堂上，以【文心雕龍】為詮釋文本，主講【神思】以下創作論部份，並編撰二十余篇【文心雕龍劄記】作為授課講義；後期（1917—1919年）主要在「中國文學概論」課堂上，主講「文之樞紐」的總論部份，同樣撰寫了相關篇目的【劄記】作為講義。
黃侃在北大講授【文心雕龍】，既繼承了太炎師的某些傳統，又有明顯的發展提升。繼承方面，黃侃明顯效法太炎師講解文本時采用的總評、解句加簡單校註的方法，編寫其授課講義【劄記】，且保持其師校註簡潔，不做煩瑣考證的風格。發展方面，首先針對其師的泛文學觀，提出「文辭封略，本可弛張」的觀點，即推而廣之，則文無所不包，不限於文飾、句讀與否；縮小而言，有句讀者皆為文，不論文飾與否；至於文章，則尚韻語偶詞、修飾潤色、敷文摛采，故阮元所言，「良有不可廢者」。這就將其師的泛文學觀和阮元的純文學觀綜合起來，宏通圓潤，可以解釋各種層次的「文」。不過，在黃侃看來，【文心雕龍】所論，重在有韻文飾之文，所謂「彥和泛論文章，而【神思】篇已下之文，乃專有所屬，非泛為著之竹帛者而言，亦不能遍通於經傳諸子」（黃侃【文心雕龍劄記】）。這正符合了20世紀初文學獨立和專門化的潮流。
與此觀點相一致，黃侃在北大講授【文心雕龍】的重點，也放在下篇「剖情析采」的創作論部份。他認為【文心雕龍】下篇特別重要，而且必須詳加疏解，才能領悟其中的精妙奧義；其「手自編校」的【劄記】，也只收錄【神思】以下創作論二十篇。作為當時的聽課者，範文瀾在其【文心雕龍講疏·自序】中說：「曩歲遊京師，從蘄州黃季剛先生治詞章之學。黃先生授以【文心雕龍劄記】二十余篇，精義妙旨，啟發無遺。」後期在「中國文學概論」的課目下，黃侃又主要講授了【文心雕龍】上篇「文之樞紐」的總論部份。值得註意的是，「文學概論」是北大文科課程體系改革時，從日本引入的西洋化的課程名目，當時的文學門還是首次開設這門新課。黃侃嘗試在一門新潮的「舶來」課程中，講授傳統詩文評的經典之作，致力找到兩者的契合點和共通處，並出色地完成了教學任務，為現代「龍學」的建立立下了汗馬功勞。
範文瀾在天津北京講授【文心雕龍】
1922年，範文瀾到天津南開大學任教。受其師黃侃的影響，範文瀾在南開開設的課程「文論名著」中，主要講授【文心雕龍】，課本為其所著【文心雕龍講疏】。【講疏】是範文瀾第一部學術著作，其中充滿了黃侃【劄記】的痕跡，兩者之間的繼承性一目了然。該書不僅體例上以「黃劄」為準，內容上也「於黃氏之說，唯恐或遺」。他對「黃劄」的大量參照，一方面說明其「龍學」研究淵源有自，另一方面也體現了對老師的充分尊重。除了繼承性，【講疏】對【劄記】的發展也有目共睹。範文瀾明確說：「【文心】五十篇，而先生授我者僅半，殆反三之微意也。」（【文心雕龍講疏·自序】）他要在傳承師說的基礎上，補足「黃劄」缺略的另一半內容，並在文體上將「劄記」推進為「講疏」。「五四」前後，學者常以「講疏」的形式，闡釋古代學術經典的微言大義，以滿足時代的需要，這是古典新義背景下的一個潮流。範氏在書中常常聯系現實，既放眼世界又關註當下，使這部古典講疏之作，體現了鮮明的時代特色。
1927年底，範文瀾回到母校北大任教，並在輔仁大學等校兼課。在北大「中國古代文學批評」課上，他接續講授【文心雕龍】。在北京諸高校講授【文心雕龍】的同時，範文瀾也開始在【講疏】的基礎上，為【文心雕龍】另作新註。1929—1931年，文化學社出版了範文瀾的【文心雕龍註】。在文化學社本出版之後，範氏又對其進行修訂，1936年開明書店出版了新的【文心雕龍註】，這也是他本人修訂的最後定本。從此「範註」與「黃劄」各自獨立，花開兩朵，成為兩部既相關更有別的現代「龍學」經典。
20世紀以來的學術研究與清代的學術研究有著基本的不同，那就是在利用新材料、新方法的基礎上提出新觀點。就新材料而言，「範註」充分利用了當時剛出現的唐寫本【文心雕龍】殘卷、日僧遍照金剛的【文鏡秘府論】、宋本【太平禦覽】和鈴木虎雄的【黃叔琳本〈文心雕龍〉校勘記】等新材料，為其【文心雕龍】校註增色頗多。就新方法來說，「範註」在借鑒「黃劄」三結合研究方法的基礎上，形成了自身獨特的「以註為論」的新方法。憑借新材料和新方法，「範註」又提出了許多新觀點。如首倡【文心雕龍】主導思想是儒學古文經派，最先提出【文心雕龍】寫作方法受到釋書的影響等。而對【文心雕龍】全書結構體系的揭示，則是「範註」又一重大貢獻。
章、黃、範合力開創現代「龍學」
學界通常認為，黃侃將【文心雕龍】搬上北大課堂是現代「龍學」誕生的標誌。這種看法並不錯，但完整、嚴格地說，20世紀初，現代「龍學」的誕生，是由章太炎發其端，黃侃揚其波，範文瀾殿其後的結果，或者說是章黃學派一脈相承的三代學人（章、黃、範）前後配合、鼎力相助的結果。不過，從現代「龍學」誕生的過程來看，章太炎、黃侃和範文瀾三個角色的作用和特色又各不相同。
作為開山宗師，章太炎在日本講授【文心雕龍】的作用和意義在於「開」——開疆辟土，創立門戶。他憑借深厚的國學根底和敏銳的學術眼光，認識到【文心雕龍】在現代學術研究中的巨大價值，可以借此開出一片新的學術天地，故而披掛上陣，登壇開講。然而，從現存的記錄稿本來看，則多為發凡起例，始立規摹，以待後人填采。
黃侃猶如一員征戰沙場、沖鋒陷陣的大將，重在「破」，即致力突破古典「龍學」的舊範式和集大成者——清代黃叔琳的【文心雕龍輯註】，並與當時執掌北大教壇的桐城派「闡道翼教」思想相抗衡。故而他在北大講授【文心雕龍】，不重校註而以篇章題旨的意蘊闡釋為主，思想上標舉劉勰的自然觀，內容上突出【文心】的創作論，且「劄記」隨寫隨發，並不在意篇目的完整和體例的規範。
真正成為【文心雕龍】校註新範式的是「範註」，因為範文瀾重在「立」，以「黃註」為底本而補苴超越之，取「黃劄」之長處又豐富發展之，在前賢與新銳的基礎上「參古定法」，在時代與現實的感召下「望今制奇」，從而確立了【文心雕龍】研究的新範式。首先，「範註」開創了新式校註體例，采用全錄原文，以數系註，校註並施的方式。其次，「範註」將乾嘉實證學風與「五四」科學精神相對接，綜合利用前人及同時代人的研究成果，不僅著成考訂詳贍的註本，而且使其註本具有鮮明的現代性，故遠超「黃註」。
【光明日報】（2023年12月11日 13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