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之後，胡風同仁們陸續得到平反，他們從「鬼」又變回了人。走出地獄之門，從此獲得新生，也面臨著更新的選擇。轉用綠原的一句詩，他們的腳站在——「終點，又是一個起點」。
重新煥發青春的綠原，結集出版了新舊作合集【人之詩】，繼之推出【人之詩續編】，隨後又唱出更加嘹亮的【另一支歌】；他還作為外國文學出版社總編輯主持出版了大量的世界文學名著，自己也譯有【拆散的筆記簿】、【德國的浪漫派】、【鄰笛集】、【現代美學析疑】等多部書稿。
綠原復出後的詩，帶著更豐富的人生體驗，凝聚著更深沈的思想內涵，樸實無華卻底蘊厚重，表現出一種大境界；他以一種與社會、與歷史、與人性，以及與人類文化相融通的明澈心境，寫下靜觀之中的直覺，寫出想象背後的思索，雖較40年代減少了激情與熱力，卻增添了更圓熟的深邃與通達。
牛漢
其中，【西德拾穗錄】成為它們的代表。這10首組詩，寫出了詩人的智慧，也寫出了詩人的美學。如第5首【科隆，登大教堂】，短短幾十行詩，讀起來卻像一段朝裂駕崩的歷史故事，一篇批判活在當代的「中世紀」的檄文，一則歌頌人的尊嚴的思想隨筆，一幅嘲諷人間「上帝」的詼諧幽默的漫畫，一個透析人類靈魂自我異化與復歸的寓言，然而它最終卻只是一首詩。全詩如下——
從遠處望
兩朵黑色火焰冉冉騰空而起，
朝近處看
是一只大鳥籠用鏤空的石頭堆成；
裏面裝著一個上帝，
一個神聖的家族，
和一些無端被折磨的精靈……
講壇，鐵柵，和唱詩班的台階
刻滿了精巧而繁瑣的花紋，
處處顯得莊嚴、華美、肅靜。
但琴聲低沈，
空氣凜冽，
光線慘淡而陰森，
窗玻璃五顏六色而化為血紅。
這裏沒有自然，
這裏不是人間，
這裏讓靈魂佝僂，讓肉體匍匐，
這裏只聽得見呵斥和囁嚅，
只能進行天堂和地獄的對語。
精靈先生，讓我們逃走吧，
讓我們繞開耳堂，離開正殿
沿著螺旋梯上去，登上去
10公尺,20公尺——
90公尺,100公尺……
登上去，到上面去，到最高層去，
去眺望一下大科隆，去欣賞
它積木似的房屋，甲蟲似的汽車，
貝殼似的輪船，風箏似的噴射機；
讓我們證實一下，
科隆大教堂也是人造的，
當人攀登到最高最高的哥特式尖頂，
上帝就在他的腳下。
於是大教堂變成了他的玩具之一。
這樣的詩，只有在「地獄」中跌打滾爬後走出地獄的人才寫得出，因為它所表現的人異化為上帝之奴又復歸為人蔑視上帝的過程，正象征著一次地獄之行。這其實也是胡風同仁們命運的真實寫照。
綠原的【另一支歌】，則寫出了自己「詩的哲學」。它是破譯綠原其他詩歌的鑰匙，也概括出胡風其他同仁復出後絕大部份新作的共同主題：
另一支歌！
唱另一支歌——
唱人，唱人和人，唱人和人和人
唱他們作為萬物之靈的豐碑
唱他們的渺小和偉大
唱他們的敬畏和權威
唱他們的挫折和勝利
唱他們的迷惘和回歸
詩人牛漢幾十年間與綠原同處一座辦公大樓工作，在經歷了一段休戚與共的歷史命運之後，晚年的他們依然常常結伴同行、並肩戰鬥。二者一起為校正胡風同仁在人們心目中的「妖魔化」形象，為其重樹文學史的地位，合作編輯了20人集【白色花】，編輯了【胡風詩全編】。
當然，與綠原一樣，牛漢也沒有忘懷自己所衷情的詩。單以那冊獲得全國新詩獎的【溫泉】來說，用他知己的闡釋：「牛漢作為一個成熟的詩人，他的詩……那鷹，那虎，那麂子，那蚯蚓，那枯根，那楓樹，那鐵山⋯⋯盡管在詩中各自具有在自然界與人類相異的存在，卻同時又與作者的整個心靈融為一體了——從它們一個個身上，直接而鮮明地反映出那個特殊的時空環境中一個個正直的性格、頑強的生命，一縷縷寧死不屈的英魂和一顆顆百折不撓的進取心；同時卻又間接而隱晦地反映出詩人自己飽含著滾燙的淚水，撫按著顫栗的心，在歌頌、在祝福、在哀悼那些被遺棄、被踐踏、被砍伐的高貴的生靈們。牛漢的這些新詩可不可以稱作一部表現另外一種異化過程的【變形記】呢?不過，這部【變形記】不像卡夫卡的原作那樣讓人變成了甲蟲，而是讓那些高貴的生靈們一個個變成了人，這個人也就是作者自己。」(綠原【蔥與蜜】)
1988年，胡風獲得第三次平反後，牛漢在他所主編的【新文學史料】上，再次刊發了胡風【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即「三十萬言書」)三個主要部份，使其再度成為文壇的焦點。
猶為難能可貴的是，在此之前。他把胡風編輯【七月】、【希望】的精神與魄力，化作自己的現實責任，協助丁玲主辦了大型文學刊物【中國】，團結了一批青年新銳。後來刊物雖不幸夭折，卻展現了魯迅、胡風式的道德遺風。
文藝理論家王元化，也重新拿起筆，在新時期思想解放運動的洪流中躍馬馳騁，寫下一篇篇深刻精湛的「思辨隨筆」，活躍在學術文化界；他還胸懷大任，相邀一批賢達名流，主編堪稱學術思想領域先導的【新啟蒙】叢刊。因此，他常被一些有誌的文化青年援以為精神上的導師。
綠原
文藝理論家、雜文家耿庸，復出之後勤勤懇懇地工作在出版界，1981年、1983年兩度被選為上海市勞動模範，1987年獲新聞出版署頒發的「為社會主義出版事業做出了積極貢獻」的榮譽稱號，還當選為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離休後，他以老驥伏櫪的精神執筆耕耘，回顧自己所經歷的坎坷風雨，聚焦世象，解剖儒林，筆走龍蛇，撰寫【未完的人生大雜文】：從胡風的人生悲劇說到聶紺弩和馮雪峰的人生悲劇，以至蕭軍引他互為知己的謙遜評價，「因為是小角色，算是走出了悲劇，也許不過是在悲劇裏換了些台詞」；他深感到，「悲劇的角色縱然死了，他的人生卻還活著：或者存活在加以各種解釋的一個個演員那裏，經歷一場場撕碎了或醜劇化了的慘劇，從而更加不幸；或者有幸遇到既能感覺到別人的肉體痛苦更能感覺到別人的精神痛苦的人，為了終結這樣的人生悲劇而真實地展開悲劇人物的人生悲劇的歷史內容和現實價值。」
作家梅誌寫出轟動文壇和知識界的【胡風傳】；詩人曾卓的詩【懸崖邊的樹】，在文學界和大批讀者中廣為流傳。
賈植芳、冀汸、何滿子、謝韜、胡征、羅洛、林希……幾乎所有劫後幸存的「胡風分子」們，都重新拿起了筆。死去的已經死了，活著的依然在戰鬥。
正當統一觀念制約下所形成的偽裝叢生、喧囂浮躁的各種變態性文化思潮濫觴之際，他們在不同的領域，以不同的方式，再一次高舉起「五四」開創的現代文明大旗，與現實中寄存的舊意識形態觀念一面作刃戰沖殺，一面築堤建壩，篳路藍縷，或沈著踏實地奮鬥跋涉，或高歌猛進，不惜燃盡最後的熱，發出最後的光。他們所做的這些，對於已經過去或就要過去的時代，絕非是可有可無的工作；對於未來，也仍然有著可以借鑒的價值。
在殉道的路上，他們珍惜著劫後余生，依舊直面現實、奮然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