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區的文藝作品中，周立波的【暴風驟雨】尤為突出。這部小說生動地描繪了土改鬥爭的全過程，與【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有異曲同工之妙，榮獲1951年度史達林文學獎金三等獎。周立波曾表示，他一生追求自由的生活和藝術，並以「立波」為筆名，取其英文音譯「liberty」（自由）。
【暴風驟雨】是周立波的代表作，也是土改文學的傑作。這部小說分為兩部，第一部描述了1946年黨中央「五·四指示」下達後到1947年【中國土地法大綱】頒布前，哈爾濱附近元茂屯村莊的土改運動；第二部則講述了【中國土地法大綱】頒布後，土改運動的進一步深入。整部小說以廣闊的畫卷展現了土改運動的全面行程。
【暴風驟雨】不僅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基石之作，更以鮮明筆墨描繪了中國農村的階級關系，展現了農民與地主生死攸關的鬥爭。故事情節主要圍繞階級沖突和矛盾展開，其中農民階級以趙玉林和郭全海為代表，地主階級則以韓老六為代表。小說成功塑造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經典農民形象——趙玉林，一個因貧窮而被稱為「趙光腚」的農民。他從聽天由命逐漸走向革命，認識到地主階級剝削的根源，並激發起階級仇恨。土改作為建構階級意識和階級鬥爭的基礎性事件，其動力源自「討血債」。只有深感痛苦、仇恨深重的人，才能充分激發階級鬥爭的動力，從而建立暴力革命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在【暴風驟雨】中，最早呈現了公審大會這一經典場面。元茂屯的貧苦農民在蕭祥隊長的引導下，終於鼓起勇氣與地主面對面鬥爭。小說生動描繪了公審大會的場景：憤怒的群眾洶湧而至，高舉棒子向前沖。棒子紛紛落下，一位婦女擠到惡霸地主韓老六面前，她舉起棒子大喊：「你殺了我的兒子！」榆木棒子重重地砸在韓老六的肩膀上，但她卻無力再打下去。她扔下棒子，撲到韓老六身上，用牙齒撕咬他的肩膀和胳膊，恨意難以言表。這種個人仇恨成為支撐階級鬥爭暴力現場的根本依據，並具有歷史普遍性的意義，構成了暴力革命合法性的倫理基礎。
郭全海是社會主義文學中更理想的農民形象，他懷揣理想、品質高尚，具備社會主義文學典型人物的所有特質。盡管他的真實性有待商榷，但從社會主義革命必要性的角度看，他對新社會所需的新人有顯著的號召和引領作用。這個高大的農民形象，象征著推動中國革命前進的力量，也是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關鍵。
與此相反，地主階級在文學中常被描繪為歷史的敗類、註定滅亡的形象。他們所展現的罪惡和醜陋激起人民的厭惡和反抗，革命暴力加諸其身變得合法且具有歷史正當性。
【暴風驟雨】結構宏大，敘事磅礴，語言簡潔明快，場景描繪富有戲劇性，從中可見中國古典小說的深遠影響。雖然涉及人物眾多，導致第二部份略顯淩亂，但這也與小說透過理想化的農民形象郭全海來展開情節有關。【暴風驟雨】的敘述手法在中國革命文學中實屬首創，雖然明顯受到蘇俄文學的啟發。例如，老孫頭這一角色與周立波早期轉譯的【被開墾的處女地】中的舒卡爾老爹頗為相似。可見，蘇俄文學對中國革命文學產生了廣泛影響，不僅限於個別元素。這一影響實際上催生了一種革命的宏大歷史敘事傳統在中國的生根發芽。【暴風驟雨】與【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一同被視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宏大歷史敘事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