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地圖一直是北韓輿地圖不可或缺的角色，裏頭夾雜著北韓對中國的各種想象。
18世紀的北韓人所繪制的「中國地圖」，對遼東的描繪最為細致，原因極其簡單，因為這是北韓人最熟悉的路線。從元代開始，直至清末，北韓人沿著幾乎一致的路線，絡繹不絕，由北韓前往中國，從漢城到北京。相較於中國內陸，遼東地區諸如「鳳凰城」「錦州」等小地名躍然紙上，理由不外乎這是北韓人的必經之地。
明清時代的中國曾有一套與周邊國家互動的遊戲規則，學術式的稱呼是「朝貢冊封體系」，也就是經由中國承認周邊國家的政治主權，周邊國家名義上向中國效忠，相互允諾所形成的國際政治關系。筆者無意深究朝貢體制的興起與衰落，只想指出，緣此制度，北韓必須履行外交義務，逐年向中國派遣使節團。因此，北韓人在中國的旅行像是慣常的風景，他們穿梭於貢道上，從中國帶回最新的情報。這條路線是通向世界的視窗，主要向北韓展開。
北韓使節團是浩大的巡禮，成員約三百人，按例連年向中國開拔。明清是傳統中國的盛世，人口眾多，百姓富足，制度精良，皆曾締造文化的偉業，很難想見歐洲國家能夠統領如此巨大的帝國，並各維系二百余年。北韓使者是親歷中國的見證人，他們約需耗費四十至六十日，走過一千二百公裏，才能抵達北京。根據幾幅北韓人繪制的地圖，可知路程貫穿遼東，他們先是穿越崇山峻嶺，見識沙漠荒野，然後目睹天下第一關「山海關」，接著走進最繁華的北京城。
北韓使臣在北京有固定的居所，也就是接待外國使節的會同館，因為就在玉河橋旁，俗稱玉河館。在明代，北韓貢使停留四十日，然後踏上歸途。相形之下，清代較為寬松，使節團可以停留兩個月，間或有超過的例子。從北韓人的世界圖，談至北韓使節團，實是因為使節團的成員值得一提，其中不乏北韓思想界的著名文人，他們來回往復中朝之間，形塑北韓的世界觀。
北韓素稱禮儀之邦，自號「小中華」，也就是最像中華的外邦。為了凸顯自身的文化高雅，北韓官方揀選頗具威望的高官，以及擅長漢文詩賦的文臣，擔任使節團的要職。他們穿著明朝樣式的服裝，走在前往中國的道路上，處處彰顯漢學素養，體現東國有人的尊嚴。北韓自1392年開國後，仿效明朝制度，科舉同樣使用儒學經典，是一個處處復刻明朝的國度。理解這一層，才能想見北韓使臣履及中國土地的喜悅與振奮：這不僅是政治上的宗主國，更是文化母國，前往中國的使行不唯是政治任務，更像是朝聖問道的實踐。
這種情況在清代突遭巨變，代明朝而起的清朝不是漢人政權，而是源自東北，被北韓視為「夷狄」的「女真人」。如本書正文所示，清朝代替明朝興起是對北韓最嚴重的打擊，他們一方面咀嚼明朝滅亡的悲傷，另一方面思索何去何從。小中華如何自處世界，是數個世代北韓讀書人的疑惑。從今人的角度觀之，理解清朝的關鍵詞絕非「夷狄」，事實上這是一個疆土遠邁前朝，歷久綿長的偉大時代。然而，對於這些身著「大明衣冠」的北韓人而言，「清國是胡虜夷狄」的觀念根深蒂固，牢不可破。他們認為中華文化已亡，指責清代的漢人不思念明朝。於是北韓使者在中國的旅程，像是尋訪明朝的過往，他們憑吊逝去的文化母國，即使政治上服膺大清，內心卻未曾退讓一步。
北韓讀書人對大明懷抱期待，「願見中華」之心促使他們參與前往北京的使行團。趙憲的日記名為【朝天日記】，許篈的稱【朝天記】，從這種命名方式即可一窺北韓使者的想法。他們認為前往大明是朝見天朝，即使如前述所言，他們對中華上國感到失望，甚或起而批判，大體上仍同意大明是天朝，使行即朝天。相形之下，清代北韓人不再使用朝天一詞，即使偶一為之，意義也全然不同。簡而言之，「燕行」取代「朝天」，燕是北京的古稱，前往北京，「燕行」的意涵與「朝天」可謂天壤之別。
趙憲【朝天日記】中收有一份【質正錄】（出處：【燕行錄全集】）
其中記載了北韓人士對中國為之事物的好奇。
1637年，北韓臣服大清，與大明斷交，此後按例向大清朝廷派遣使節團。我們可以輕易地找出北韓官方恪守規章、依時履行此類外交義務的文獻，證明北韓絕無二心。北韓官方備妥禮品，揀選使臣，一如既往地處理使行事務，仿佛一切如舊。盡管制度延續，北韓滿足了清朝的要求，然而在政治制度的表象下，清朝無法控制北韓讀書人的內心世界。我們應該註意北韓配合清朝的一面，也要思考他們拒絕妥協的一面，兩者相互矛盾，卻相生共存。
自1644年明朝滅亡後，北韓讀書人有的放棄科舉當官，自閉於家門；有的逃入深山，自絕於塵世，悼念此劇變。今人可能難以理解這些舉動的意義及影響，試想一位準備國家考試十數年乃至數十年的讀書人，因為「外國」的政治變動放棄一切，並願意以這樣的「姿態」度過余生，這是多麽深刻的生命抉擇。當代少有人以自己的人生為代價，做出如此張力十足的「表態」。曾經有過這麽一個時代，北韓讀書人透過今日難以理解的舉止，宣泄他們的憤恨與哀愁。
許格（1607—1690）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許格正直有為，且文章頗為出名，1637年他正好年滿三十歲，算是前途看漲的青壯年。許格風聞清軍圍北韓仁祖於南漢山城，急忙召集義兵，希望勤王護駕。不旋踵，仁祖南漢出降，戰事終了，許格知道訊息後，痛哭失聲，賦詩曰：「君臣忍屈崇禎膝，父老爭含萬歷恩。」指責北韓君臣居然背叛崇禎皇帝，提醒北韓百姓可還記得萬歷皇帝的恩德。於是他自絕於世，終身堅持不看大清頒布的歷書，因為上頭已非大明年號。當他知道有人將出使大清，曾寫了一首詩送給使者，內容是：「天下有山吾已遯，域中無帝子誰朝？」意思簡單明了，中國沒有皇帝，你去朝見誰呢？在他心目中，愛新覺羅家族永遠不是中國皇帝。
北韓讀書人為「明」守節、自棄終身的故事，聽來或許令人詫異，但許格並不孤獨，甚至可以說，他並不是一個特例。鄭栻（1683—1746）出生時，距明朝滅亡已有四十年，但他的行為一如許格，厭恨清朝，「浮遊海嶽，以終其身」，墓碑上只願刻「大明處士鄭公之墓」，即使他去世時距明亡已一百零二年。僅以這兩位「大明處士」如何自處於世，即可明了北韓讀書人對清朝的深惡痛絕，以及對大明的依戀不舍。我總覺得，明朝滅亡後，才真正在北韓存在。
不論願意與否，擔任使者是政治任命，是外交禮儀，是務必恪守遵行的任務。有的讀書人或授權以避免使行，仿效許格和鄭栻遊山玩水以遂己誌，諷刺他人「域中無帝子誰朝」；有的卻無從選擇，只能踏上燕行之路。在這些使節心目中，一切已然不同，他們表示「此路朝天前日事，遺民思漢至今悲」，或是「今行非復朝天路，隨遇空為感舊吟」 。頗能道出對時代劇變的感受，明明路是同一條，心理狀態卻已迥然有別。這就是從朝天到燕行，北韓使者去的是北京，不再是天朝。
北韓所繪「天下總（揔）圖」（現藏南韓國立中央博物館，圖長29.8cm，寬28cm）
天下圖可以說是超乎今人想象，另類的世界圖。關於這張圖的謎團，至今仍是歷史學家熱衷討論的話題。中間的中國尚且容易理解，然而「三首國」「流鬼國」「大人國」，這些夾帶著詭譎氣氛與想象真實的名詞，卻滿布紙上，引人遐想。
北韓在制度上學習大明，文化上仿效中華，仔細端詳他們的穿著便一目了然。北韓官服的衣制一如明制，可以說是標準的「大明衣冠」。北韓讀書人對此的自豪溢於言表，衣著打扮不僅是物質性的存在，同時也承載了一套文化。按大明的禮儀應對進退，同時搭配這身衣裳，才得以匹配「小中華」的稱譽。因此，清代【燕行錄】頻繁地記錄各色人物的穿著，仔細到幾近煩瑣的程度，這必須考慮到北韓人借此凸顯自身「有文化」的心態。在大清宮廷中，北韓人事後的記述，揶揄諷刺蒙古人、俄羅斯人、越南人，著眼點常以衣著為題，道理正源於此。
明朝滅亡之後，北韓使者身上的大明衣冠，像是中國一道少有的風景，別具意義。清人入主中原後，改正朔，易服色，中國人的穿著、發式不再沿用明朝制度。仰慕明朝、敵視清朝的北韓人，身穿大明衣冠，履及遼東的貢道，步入北京的宮闕，不啻歷史安排的巨大諷刺。在中國的土地上，思念明朝的人來自北韓，他們是最能表彰中華的外邦人。
1645年，清人入關的第二年，北韓派出使節團前往北京，正使是北韓仁祖的兒子李㴭（1622—1658），書狀官是成以性（1599—1664）。這時統領大陸南方的大明勢力仍存，鼎革尚未結束，南北對抗仍持續不斷。大清朝廷於1644年頒行剃發令，並申斥務必穿著本朝衣冠，後因阻力過大而收回成命。成以性一行人前往北京期間，恰逢清廷官方第二次頒布剃發令。當時資訊傳遞的渠道不若今時，成以性在遼東仍發現「漢人男女，不改舊時衣冠」。可見剃發易服尚未嚴厲執行，漢人的打扮依舊，一如昔日。
這種情況很快改變，清廷為貫徹剃發令，不顧百姓起義抗爭，全力鎮壓，不再復見堅持穿著舊衣冠的人。短短四年後，即1648年，擔任書狀官的李惕然（1591—1663）行經沈陽，曾有一段奇妙的遭遇。他發現漢人都被驅逐到沈陽城外，於是路旁到處都是漢人。他們就這麽穿過人群，繼續使行任務，那些漢人就這麽看著北韓貢使。必須指出的是，北韓人在貢道上行走時，官員均穿著正式服飾，也就是大明衣冠。當李惕然與同行北韓人的雙眼對上漢人時，漢人舉起手，撫摸頭上光禿禿的部份——那被剃發的地方，並露出感慨慚愧的表情。
順治十三年（1656），李㴭再次出使中國，某次剛離開紫禁城，使節因為參與朝參，必須穿著正式的朝服，同樣是大明衣冠。李㴭註意到，市街上的平民百姓看到北韓人經過，發現他們穿的居然是明朝衣冠，有的人甚至落淚。根據李㴭的經驗，「華人見東方衣冠，無不含淚，其情甚戚，相對慘憐」。在李㴭的時代，中國百姓每見北韓貢使的服飾，無不動容落淚。
李祘，即北韓正祖，北韓王朝第22任君主（1776年—1800年在位）。乾隆四十年（1775年）代理聽政，翌年繼承王位，嘉慶五年（1800年），李祘薨逝，享年四十九歲。
北韓士人自然是鄙夷清朝官服的，北韓正祖（1752—1800）曾明白表示：「夷狄亂夏，四海腥膻，中土衣冠之倫，盡入於禽獸之域。」意思是：女真人禍亂中國，導致中國大陸由文明轉為野蠻，中華服飾的制度全都消失，國人成為野蠻人的樣子。北韓正祖的話聽來大義凜然，痛斥中原陸沈，這是北韓士人的共識，明代服飾象征更高階的文明，然而意在言外的是，這已成為北韓獨有的文化特權。
不過仍有人能穿戴大明衣冠，即使他不是北韓使節。北韓貢使發現，北京城內那些在戲台上登場的各色人物，當演出涉及前朝的故事，允許穿著舊衣冠。乾隆四十三年（1778），李德懋（1741—1793）在北京聽戲時，註意到台上的角色各有裝扮，其中就有明式衣冠，不由得感嘆：「禮失而求諸野，漢官威儀盡在戲子，若有王者起，必取法於此，可悲也。」
李德懋認為漢官威儀都在戲子身上，未來若有人推翻清朝，必定在此重尋中華法度。他感嘆高高在上的中華制度，居然匿蹤於讀書人看不起的戲班身上，著實可悲可嘆。徐浩修（1736—1799）的意見與此相同，他表示：「今天下皆遵滿洲衣冠，而獨劇演猶存華制，後有王者必取法於此。」 同樣值得註意的是，即使明朝滅亡已逾百年，李德懋、徐浩修仍關註大明衣冠，並以此作為評價中國的依據，服飾的魅力與歷史意義，遠超今人的認知。
既然清朝的文化不如明朝，則北韓使節的中國旅行無異於一場「緬懷明朝」的盛大演出。他們一路上身著大明衣冠，沿途關註各式敏感的文化物品、歷史遺跡，在日記中不時自問——「大明衣冠今何在？」清代北韓人的使行，像是對大明王朝的致敬，他們嘗試捕捉某種熟悉感，體會一個已然消逝的時代。
本文摘自【從漢城到燕京：北韓使者眼中的東亞世界】，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紀文景2020年5月出版，略有編輯，以原文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