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799年12月15日那個寒冷的早晨，醫生威廉·桑頓正孤身一人疾馳在通往維吉尼亞州的路上，與死神賽跑。他的朋友、恩人喬治·華盛頓正因突發的病毒感染奄奄一息。如果桑頓能及時趕到馬文莊園，他深信自己一定能救活這位前總統。
然而，當桑頓踏進馬文莊園的畫室時，只見親朋好友們正在哀悼華盛頓的遺體。寒冷的溫度已使他的屍體僵硬。 他們告訴桑頓，華盛頓在前一晚就已經離世，他來晚了，無法阻止這場噩耗。
華盛頓之死
但是桑頓心想自己還沒有太晚，這位大膽的醫生當即向在場的哀悼者宣布，他有辦法讓華盛頓「重獲新生」。
華盛頓害怕被活埋
事實上，桑頓絕非什麽江湖騙子或瘋狂科學家。正如作家強納生·霍恩在其著作【華盛頓的終結：最後的歲月與被遺忘的鬥爭】中所寫， 「他是一位啟蒙時代的傑出人物，一位像湯瑪斯·傑佛遜那樣的人物，相信科學和理性幾乎能解決一切問題。」
1759年出生於英屬西印度群島的桑頓，曾在蘇格蘭讀過醫學。1787年，他移居美國並獲得公民身份。盡管桑頓沒有受過正規的建築訓練，但華盛頓在1793年還是選擇了他的設計方案，作為新的美國國會大廈的藍圖。次年，華盛頓任命桑頓為監督華盛頓特區建設的三位專員之一。
作為對睡眠科學的研究，桑頓記錄了大量有關動物和人類從假死狀態蘇醒的案例報告。 他還加入了1774年在倫敦成立的「皇家人道主義協會」，該協會的目的是推廣一種創新的醫學技術——1744年由外科醫生威廉·托薩克首次描述的「口對口人工呼吸法」，用於重新開機溺水者的唿吸和心跳。
在那個時代，醫生有時會將昏迷的人誤判為死亡，因此人們普遍存在「生埋恐懼癥」。 這種恐懼甚至導致了「安全棺材」的發明，其中一種型號設有一根繩子，被埋的人可以拉動它來敲響地面上的鈴聲，以示自己被活埋了。
1799年12月14日夜裏，當華盛頓臥病在床的時候，他也十分擔心被活埋。這 位開國元勛的最後一個指示是，要讓他的遺體至少停放兩天，才能下葬。
在那之前的48小時裏，華盛頓一直在遭受劇烈的喉嚨感染折磨，醫生們認為他患的是「急性會厭炎」，使他很難吞咽和唿吸。隨著華盛頓逐漸窒息， 醫生們采取了當時常見的「四液平衡說」理論，認為人體內的四種體液（血液、痰液、黃膽汁和黑膽汁）失去平衡導致疾病 。為了「糾正」這種失衡， 他們在48小時內為華盛頓放了4次血，量超過2升，占他血液總量的40% 。此外，他們還給予熱敷、灌腸和催吐等「治療」。直到華盛頓禮貌地要求醫生們停止這些無用的折磨。
當訊息傳到華盛頓特區，桑頓立即策馬前往馬文莊園——一處他經常作客的地方。雖然他並非華盛頓的私人醫生，也從未在美國執業，但他對自己「能夠解救」這位朋友充滿信心， 計劃施行一種創新但極為罕見的手術——氣管切開術。
看著華盛頓僵硬的遺體，桑頓想起自己讀到過的一些關於冰凍魚類被「復活」的案例。 他計劃先把華盛頓的屍體浸入冷水中解凍，再用毯子溫暖，接著行氣管切開術「用空氣為他充氣，進行人工呼吸」。 最後，為了補充華盛頓失去的大量血液，桑頓打算用羊血為他輸血。
「他從科學而非宗教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了解導致華盛頓死亡的過程，並認為自己能夠逆轉這一過程。」霍恩解釋道。桑頓自己也解釋了這個大膽設想的原因， 「他是由於失血和缺氧而死的。只要補充這兩樣，加上之前被扣除的熱量，他完美無缺的身體機能就能恢復，我毫不懷疑他能夠復活。」
然而，當時在場的其他人都對桑頓的想法表示懷疑。「我的這個建議沒有得到任何支持，因為大家認為這是徒勞的。」桑頓後來寫道，「有人甚至懷疑，即使可行，是否應該嘗試讓一個已經離世、聲名卓著的人重獲生命。」畢竟，在經歷了如此漫長的痛苦之後，華盛頓的家人更希 望尊重他前一天對醫生說的話：「請不要再為我費心了，讓我安詳離世吧。」
桑頓曾想將華盛頓的遺體移至國會大廈
雖然無法「復活」華盛頓，但桑頓仍然不甘心讓這位國父就這樣長眠於馬文莊園。盡管華盛頓的遺囑中要求在自己的莊園下葬，但桑頓希望他能安息在自己設計的國會大廈圓形穹頂下的陵墓室中。 「既然無法讓華盛頓從死亡中蘇醒，那就讓國會大廈在他的遺體上空聳立吧。」強納生·霍恩說。
就在華盛頓去世幾天後，時任總統約翰·亞當斯便詢問了執行遺囑的遺孀瑪莎·華盛頓，是否願意將丈夫的遺體移至國會大廈安葬。在丈夫有生之年，瑪莎經常與華盛頓分隔兩地，為國事操勞。即便如此，這位摯愛的妻子仍然願意再次犧牲自己的心願，為國家利益讓步。
當國會得知瑪莎希望與先人合葬的願望後，也同意在國會大廈陵墓室為她預留一個位置。 然而，由於資金和材料短缺，加上1812年戰爭期間英軍縱火，國會大廈的建設拖延了數十年。
到了1832年，即將迎來華盛頓誕辰200周年之際，反對遷移他遺體的聲音開始高漲。「有人認為，華盛頓的遺體屬於維吉尼亞，應該留在那裏。」強納生·霍恩說。在馬文莊園為華盛頓修建了新的陵墓後，遷移遺體的想法最終不了了之。 這座陵墓現在安葬著華盛頓、他的妻子以及其他25位家人的遺體。
華盛頓的一生傳奇，他的逝世也同樣曲折離奇。在那個醫學相對落後的時代，人們對死亡的理解和判斷往往存在著困惑和錯誤。 像桑頓這樣的「復活」設想，雖然看似荒謬，但折射出當時人們對科學的渴望和追求。
從華盛頓時代到今天，醫學科技日新月異，人類對生命的認知不斷加深。我們已經能夠治愈過去被視為必死的疾病，延長生命的長度和品質。 然而，死亡的定義並未因此改變，它依舊是人生的終點站，是我們必須接受和面對的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