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盛魁是內蒙古地區最大的一家旅蒙商號。它持有清廷所發的「龍票」，以放「印票」帳為主要業務，活動於外蒙大部地區和內蒙西部地區。其經營範圍之廣，貿易額之大，獲利之多，在中國民族貿易史上是罕見的。
外蒙（也稱喀爾喀蒙古），原來是三汗部七和碩，清初劃分為四汗部八十六和碩，再加上科布多地區的十九和碩，共為一百零五個和碩。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清廷諭把外蒙的四汗部改為愛瑪克，用會盟的地名為盟的名稱。車臣汗部改為「巴爾和屯」盟，士謝圖汗部「罕阿林」盟；紮薩克圖汗部改為「畢都裏雅」盟；賽音諾顏汗部改為「齊爾瑞克」盟。
民族間的通商貿易，是民族關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蒙漢人民由於勞動生息在相毗鄰的土地上，民族關系歷史悠久，民族間的通商貿易為各民族人民生產生活所必需，是各族人民共同的願望，絕非統治者們能限制了的，過早的情況，這裏不予贅述。自有清以來，清廷是以它的邊禁政策來對旅蒙貿易，實施嚴格監督和管理的。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康熙征噶爾丹後，廢除了明朝的「馬市」，只開辟了歸化城（今呼和浩特）、張家口、多倫諾爾（今多倫縣)等兒個貿易中心點。
稍後，也授權商人請領票照2在蒙古各地進行流動貿易，但限制相當嚴格。1789年頒布的【理藩院則例】「邊禁」條對旅蒙貿易作了些原則規定，在發放經商票照時，又有一些不成文的具體要求和限制。根據我們對老年旅蒙商人的存取，對旅蒙商主要有這樣一些規定：凡不持票照的商人，不許進入蒙旗；實際人數超過票照上的人數時撤銷票照；不按票照的指定路線和地點，進行貿易的予以處分；禁止販賣鐵器；商人在蒙逗留期限為一年，當地王公務須於一年內勒限催回票照，免其在外逗留生事；禁止商人同蒙古婦女結婚；禁止以大量的白銀貸給蒙古人……。官方對於旅外蒙商號的總數及其從業人員的總數，掌握得特別嚴格。
最初在外蒙經商的幾家主要商號，都是隨營貿易性的。由於行之年久，這些限制就不免逐漸松弛，內地商人趁機流入外蒙的絡繹不絕，蒙漢之間的貿易日益發展，這就是大盛魁成立和發展的時代背景。
康熙年間，費揚古部隊在殺虎口(在今山西右玉縣)駐防時，大盛魁的創始人王相卿、張傑和史大學等，在費揚古的軍隊中當廚夫或服雜役。同時，也為費揚古部隊采購一些生活日用品，得便時候，也采集一些蘑菇之類的東西，挑到歸化城出賣。由於他們經常出入於邊關的集市，特別是為費揚古部隊采買食用牛羊，同蒙古人進行交易，因而逐漸學會了簡單的蒙語，懂得了一些蒙古人的禮儀和生活習慣以及相互交易的一些方法。
費揚古的部隊，在康熙統帥下，進入烏裏雅蘇台和科布多的時候，王相卿、張傑和史大學等也以負販小商的面貌，肩挑著貨物隨軍前往，作隨營貿易生意。不久便以他們三人為主體，結合殺虎口的幾個人，形成了合夥的集體小商夥，以「吉盛堂」為「堂名」，粗具商號的雛形。其後即創立了「大盛魁」。
大盛魁究竟是哪一年成立的，眾說不一。呼和浩特市舍力圖召（延壽寺）佛殿前有一面橫匾，正中寫著：「陰山古剎」四個大字，右端第一行寫著：「大清雍正甲辰上春吉日」，第二行靠近下邊寫著：「大盛魁敬獻。」匾左邊第一行靠近下邊寫著：「榆次王用慎書」。末後一段寫著：「光緒甲辰，大盛魁財夥等，因見先年敬獻之匾，調朽將墜，恐泯忱跡，遂為重書重刊，茸而新之，謹書數言，以誌重修之歲時雲爾」。在「大盛魁敬獻」五個字的上面，刻著一個棗核形的圖章，上面用篆書刻成「晉三都」三個字，以紅顏色塗染，表示明顯而莊重的意思。根據這一記載，大盛魁在雍正二年（1724年）已經是一家具有相當規模的商號了。可見所謂乾隆年間或嘉慶年間成立的說法，是沒有根據的傳說。
這樣，大盛魁的存立年限，即使從1724年（雍正二年）作為開始的一年，到1929年（民國十八年）宣告歇業，已有二百零五年。(這應當說是根據可靠的年數)而大盛魁實際存立的年數，卻要更多一些。大盛魁成立年代不一定就是獻匾的那一年。因為在大盛魁的名號出現以前，還有一段「吉盛堂」時期；其次，在它宣告歇業之後，直至1934年段履莊被開除出號，還推選出陳嚴甫當經理，辦理終業也有三、四年之久。根據這些情況，大盛魁實際存立的年數，可能在二百四十年左右。
大盛魁在長達二百多年的歷史時期中，經歷了不斷發展的過程。
清朝征噶爾丹後，在烏裏雅蘇台、科布多駐有重兵。一般把烏裏雅蘇台的駐軍稱為「前營」，把科布多的駐軍稱為「後營」。相沿日久，「前營」就成為烏裏雅蘇台的別名，「後營」就成為科布多的別名。其時，清朝以「定邊左副將軍」駐烏裏雅蘇台，統轄外蒙及烏梁海諸部落；以「參贊大臣」駐科布多，隸屬於烏裏雅蘇台將軍，轄金山額魯特北部。烏裏雅蘇台是清朝統治外蒙的一個軍事政治中心。在這裏住有大量軍政人員，需要一些商號為他們的生活服務。大盛魁的初期，總號就設在烏裏雅蘇台。科布多和歸化城只是它的重要分莊，它就是以烏裏雅蘇台為基地，為清朝的軍政人員服務，開展各項營業活動的。
隨著清朝對外蒙的統治進一步加強和大盛魁營業的發展，大盛魁為清朝軍政服務的範圍就更為廣泛。除清朝駐前後營的大員和大小部門的軍需供應，均由大盛魁經辦外，外蒙王公向北京納貢、值班和引見，也由大盛魁予以協助、聯系，並以高利貸的辦法，貸給所需的一切費用。
乾隆末年、嘉慶初年，大盛魁有了很大的發展。經營範圍更加擴充套件，清朝政府把外蒙的稅收也包給大盛魁。
1803年（嘉慶八年)，清廷詔令派駐外蒙的將軍、參贊、辦事大臣和幫辦大臣等官員，會同外蒙各王公，嚴格檢查旅蒙商的經商票照，並嚴令每年徹底檢查一次。經過這樣的檢查，在烏裏雅蘇台、庫倫、科布多、恰克圖以及在外蒙其他各地進行貿易的旅蒙商，很多因為沒有經商票照，或者因為所持的經商票照業已過期，被驅逐出境。有的還受到罰款和沒收貨物的處分。而大盛魁由於和清廷派駐外蒙的軍政大員、軍隊和王公貴族有著密切的關系，因此它不僅沒有被驅逐出境，沒有受到絲毫損失，而且得到了一個大發展的機會。它以極便宜的價錢，接收了那些被驅逐的旅蒙商號的鋪底和貨物，開設分號。這不僅使大盛魁得到了大筆意外的財富，而且接受了許多旅蒙商號多年來在外蒙的貿易關系。清朝政府沒收下的貨物，官員們不會處理，也以廉價賒給大盛魁，這就使大盛魁又得到了一種意外的好處。
道光年間，大盛魁一方面擴大銷售地區和增加經營貨物品種的數量，一方面加大放印票帳的數量。這時清朝把征收驛站的費用也包給大盛魁，這樣，大盛魁的營業就更加發展了。
鹹豐以後，它又在一些城市廣為增設分支機構和小號，不僅獲得了大量利潤，也形成了一個自成體系的、龐大的商業網。
大盛魁就是這樣經過不斷發展，成為外蒙市場上一家壟斷性的大商號。
盛極一時的歸綏城和大盛魁，從清末開始衰落。這是因為晚清以來國內和國際形勢的劇變。
清朝著名的商號「大盛魁」最終衰敗的原因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經濟環境變化：隨著清朝的衰落和民國時期的動蕩，社會經濟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戰亂頻發、貨幣貶值、市場需求減少等因素對大盛魁的貿易活動造成了嚴重影響。
競爭加劇：在國內外貿易中，大盛魁面臨著越來越多的競爭對手，包括其他晉商、外國商人以及本土的商貿組織。這種競爭加劇使得大盛魁的市場份額受到侵蝕。
內部管理問題：家族內部的矛盾和管理的混亂也是導致大盛魁衰敗的重要原因。隨著家族成員的增多和財富的擴大，管理上的分歧和權力鬥爭逐漸顯現，影響了企業的決策效率和戰略發展。
後期用人不當，一些掌櫃揮霍浪費驚人，侵吞號款事件屢有發生，進一步加劇了商號的財務困境。
外部政治因素：清末沙俄在中國蒙古、新疆和東北地區的侵略活動不斷擴大，使得大盛魁在這些地區的營業受到影響，日見蕭條。
俄國革命成功和外蒙古獨立後，大盛魁又喪失了在這兩個地方的商業資本和商業市場，進一步削弱了其經濟實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