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評價歷史人物時，既不能脫離時代背景，也不宜對既定史實做出碎片化或臉譜化的論述。
就拿汪精衛（1883—1944）來說，他的身上集中了「民族主義者」、「青年革命領袖」、「無政府主義者」、「國民政府主席」以及「漢奸」、「反革命」等多個對立的政治標簽。
那麽問題來了， 那個曾經喊出「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熱血革命青年，為什麽會在職業生涯晚年甘心淪為漢奸？ 我查閱了一些資料，接下來跟大家簡單聊聊。
與東條英機等人「談笑風生」的汪精衛
1）汪精衛的「反轉人生」
青年時代的汪精衛，因暗殺攝政王載灃（1883—1951）而名聲大噪，一度成為了深受各界推崇的 革命偶像。
民國建立之初，他提出了 「不做官、不做議員、不嫖、不賭、不納妾、不吸鴉片」 的「六不主義」，並主動辭去了所有政務，成為了 淡泊名利的代表。
影視作品中的青年汪精衛
然而，就在 孫中山先生於1925年3月去世以後（拓展閱讀： 從「排滿」到「構建國族」：孫中山民族思想的時光變遷 ） ，原本「超然於政治之外」的汪精衛一反常態， 積極投身於權力競逐。
同年7月，他正式就任國民政府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兼宣傳部長，成為了「孫中山最忠實的信徒」、國民政府「聯共」政策的積極支持者以及國民黨「左派」的最高領袖， 一度讓蔣介石頗為忌憚。
1925年廣州國民政府成立盛典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 汪精衛不斷強調「對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在得知溥儀於1934年3月「稱帝」後，更是義憤填膺地表示： 「溥儀沒有獨立人格，無論其名稱為執政或皇帝，都不能改變其傀儡之本質。」
諷刺的是，就在六年後的 1940年3月， 身為「革命元老」的汪精衛居然搖身一變，成為了接受日本扶持的「南京國民政府」的行政院長與代國府主席 ，以「中國頭號大漢奸」的身份終結了政治生涯， 最終落下了客死他鄉、墳墓被搗毀的慘淡結局。
存取日本的汪精衛
2）汪精衛的青年時代
汪精衛，原名汪兆銘，字季新，祖籍浙江紹興，1883年5月生於廣東三水的一個書香門第之家。
他的祖父汪雲曾經中過舉人，父親汪琡先後在三水、曲江、英德等地做過幕僚，盡管收入比較一般，但對外一直保持著讀書人應有的體面，因此在當地頗聲望。
幼年時代的汪精衛，「在廣東樂昌縣從章梅軒學習文史經世之學」。不過， 過於拘束與嚴謹的家風以及父母早逝的現狀，使之養成了敏感多疑、懦弱與優柔寡斷的性格。
另外，儒學典籍的深度學習，使之 滋生了濃郁的漢民族主義情結。 比如他在【自述】中指出， 「對於遼、金、元之侵吞中國，免不了填胸憤慨；對於清，自然是一樣的。」
青年時代的汪精衛
面對內憂外患的社會局勢（ 拓展閱讀： 民族危機下的文化自救：黃帝何以成為「華夏始祖」？ ），時年只有19歲的汪精衛與朱執信（1885—1920）等人於1902年成立了「群知學社」，旨在 「廣閱西書，探求新知」， 探索救國之道。
1904年，廣州招考官費留日生，汪精衛被順利錄取。 同年秋，他赴法政大學速成科學習。得益於大量與西方資產階級政治與法律相關的著作的廣泛閱讀，內心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對此，他在【自述】中如是寫道：
吾乃至留學法政，從憲法得到了國家觀念及主權在民觀念，從前的「君臣之道」被拋至九霄雲外；固有的民族思想，勃然而興，與新得的民權思想合起來，便決定了革命的趨向。
用發展的眼光看， 思想上的巨大轉變為其日後投身資產階級革命奠定了較為堅實的思想基礎。
赴日本留學的汪精衛
3）為什麽要刺殺攝政王？
1905年7月，汪精衛謁見孫中山，加入同盟會， 參與起草了同盟會章程。8月，被推舉為同盟會評議部評議長。
從這以後，他以「精衛」為筆名，先後在【民報】上發表了【民族的國民】、【論革命之趨勢】、【駁革命可以召瓜分說】等社論文章，與立憲派學人展開了激烈論戰，引發了社會各界的廣泛討論。
鑒於此，孫中山不僅對他青睞有加，還將其視為「三民主義的代言人」（ 拓展閱讀： 為什麽革命黨人，一再宣揚「滿洲非中國」與「中國亡於滿洲」？ ）。
框內人士分別是孫中山、胡漢民和汪精衛（站立者），前排中間之人是章太炎
需要指出的是，意圖「推翻現政權」的暴力革命，從來就不是一個永遠充滿光明與激情且一蹴而就的事業。
面對起義屢戰屢敗的困局，汪精衛聯合黃復生（1883—1948）等同盟會成員於1910年1月潛入北京，策劃刺殺攝政王載灃。
只不過， 銀錠橋頭的一根電線頭讓他們露出了破綻。 事情敗露後，一行人等被捕入獄。在獄中，汪精衛不僅寫下了痛斥清廷腐朽無能的「千字供詞」，還留下了十余首感懷雜詩。
在這些雜詩當中，當屬【被逮口占】中的那句 「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最為知名。
鑒於該詩氣勢雄渾， 甚至贏得了負責審理此案的肅親王善耆（1866—1922）的高度贊賞。 得益於後者的斡旋，汪精衛等人並未被立刻執行死刑（ 拓展閱讀： 近代東北編年史（2）：滿洲王公「復國之夢」的全面垮掉 ）。
載灃（左）與汪精衛
說到這兒，可能有人會問了： 「為什麽汪精衛等人要試圖使用暗殺手段來改變政治局勢？」 對此， 學界給出了兩個理由。
首先，是汪精衛對對無政府主義理論的理解與吸收。 美國歷史學者阿裏夫·德瑞克（1940—2017）在其所著的【中國革命中的無政府主義】一書中指出：
在1902—1907年間，被無政府主義所吸引的中國年輕的激進派，是透過虛無黨的政治實踐，即透過個人的政治行動、特別是暗殺來認識無政府主義的。
顯然， 汪精衛是這種「無政府主義」理論的忠實擁躉。 他不僅在【答覆蔡孑民、吳稚暉及李石曾之來信】中指出， 「銘（汪精衛）自二十歲以來，所知者排滿洲排專制而已，後乃漸聞無政府社會主義。數年以來，對此主義心加熱矣」， 更在【致吳稚暉函】中直言 ，「無政府主義的政治行動，自然以暗殺為第一義」。
青年時代的汪精衛
其次， 可能與其內心深處的「精衛情結」有關。 對此，知名學者葉嘉瑩在重點分析了汪精衛所做的詩詞後認為：
汪精衛的生命中貫穿著一種精衛情結，這種情結催迫他執著地要犧牲自己去完成一個什麽東西，不顧一切地要追求一個不可能的事。
或許，汪精衛在【論革命之道德】一文的這段論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印證這種「精衛情節」的內涵：
革命黨人的將來只有二途，或為薪，或為釜。薪投於火中，頃刻化為灰燼，是為革命之「烈德」；釜於烈火中受盡煎熬，是為革命之「恒德」。薪和釜的用途雖然不同，為了天下蒼生之飽食的目標卻是一樣的。
一言概之，正值壯年的汪精衛不僅一直對流血犧牲的「烈德」有著熱切期待，還夢想著自己的生命如同「炬火熊熊」一般「頃刻而盡」（ 拓展閱讀： 東瀛誌：櫻花與菊花，究竟誰更能代表日本？ ）。
中國同盟會
不過話說回來，這種過分推崇自我犧牲的文化認識， 固然可以讓汪精衛取得極高的榮譽與社會地位，但也極大制約了他對政治生活的充分認識。
比如遇到棘手的政治難題時， 他除了不斷「表示出一死了之的決心」以外，幾乎拿不出任何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 對於一個誌在掌握國家最高權力的革命元老而言，這樣的心態顯然是非常幼稚的。
1929年的中國地圖
4）無政府主義者的掙紮
武昌起義爆發後，汪精衛被無罪釋放。 出獄後，他就任南方民軍總代表伍廷芳的參贊。在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前夕，他遵照孫中山的意願起草了【臨時大總統府就職宣言】。
值得一提的是，面對政治高位的誘惑，汪精衛不僅以 「自顧才力實不能勝」 為由堅決予以推辭， 並在1912年8月辭去一切政務， 攜妻子陳璧君赴法留學。
汪精衛與妻子陳璧君
那麽問題來了， 為什麽汪精衛一再重申「不做官」？ 坦誠說，這裏面固然有無政府主義理論的影響， 但更多的也是基於現實的考慮。
正如他在赴法之前留給孫中山的信中所說的那樣 ，「自己只有社會上的虛名，對於現代政治和科學真理茫然無知。」
簡單地說， 革命黨人固然懷揣有充沛的愛國熱忱，但普遍缺乏實際的政治實踐經驗。 面對國家內憂外患的復雜局面，他們不僅很難有所作為，弄不好還會誤國誤身、晚節不保。
更何況，西方的政黨政治與議會制等政治理念，幾乎找不到獲得支持的社會基礎與可以依仗的政治力量（ 拓展閱讀： 從「驅除韃虜」到「五族共和」，辛亥革命內涵的滄桑演變 ）。
民國初期的議會
鑒於此，汪精衛希望自己 「把更多的精力投身於思想文化教育領域，用新知識來打造出一批新的知識分子，形成新的政治主體和社會力量，淘汰舊式官僚，匡正世道人心，力矯涼薄風俗」。
事實上，汪精衛一開始也是這麽做的。 他抵達巴黎後，與無黨派人士李石曾等人合力創辦了【民德雜誌】，主張 「專發揮人道主義和科學知識，不談政治」， 旨在 「借言論出版之自由以傳播真理，改造國人思想。」
對於「革命」的內涵，汪精衛有著自己的認識：
改良政治的唯一手段是革命，革命的唯一途徑，就是使用「感動的方法」造成現有軍事力量的倒戈。
其中，行使「感動之法」的關鍵在於造成輿論，因為軍人亦猶是人耳，輿論所是從而是之，輿論所非從而非之；制造輿論的關鍵，在於新知識和新思想的傳播。
20世紀初的巴黎
隨著時間的推移，推崇「教育救國」汪精衛， 很快就與主張「武力討袁」的革命黨人產生了嚴重分歧。
原因很簡單，鑒 於「中國外患方殷（劇烈）」 的慘淡現狀 ， 他認為 「中國的政局必須維持穩定」。
因此， 他不僅反對孫中山領導的「二次革命」， 更在知悉了中華革命黨的黨章要求 「黨員立誓服從孫中山，並蓋指模為證」 以後，痛心疾首地表示：
讀其黨綱，如讀彼等死刑之宣告。彼等死矣，無可再生，不須更為之一計將來，但痛恨既往之逐臭而已。
不過話說回來， 「教育救國」畢竟成效過於緩慢，難以在短時間挽救民國「大廈將傾」的事實。
因此，汪精衛不僅對諸如撰文、籌款、印書等工作日趨厭倦，而且國內每當出現政治危機時，他總會下意識地認為， 「如果自己身在漩渦之中，或授權以補救一二」。
「二次革命」示意圖
當然 ，厭倦「教育工作」的另一個原因，也與期望相距甚遠息息相關。 與【民報】相比，【民德】等雜誌的影響力頗為有限，與前者根本不具備可比性。
對此，他不僅落寞地表示 ，「西方雜誌正如一大戲台，各種角色已都齊備，銘於此間不過扮一小兵，遇得勝時則搖旗吶喊，敗時則低頭受戮而已，有何價值可以討論？」 甚至覺得自己 「可羞、可笑、可哭、可嘆、可恨、可鄙」。
老照片中的巴黎
1915年5月， 北洋政府決定接受日本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條」（拓展閱讀 ： 為了將東北據為己有，日本人動了哪些小心思？ ）。 訊息一出，舉國嘩然。
一個月後，汪精衛回到上海 ， 「所見所聞，傷心刺骨」。 原因很簡單：
教育雖是根本的救國之道，但教育發揮作用的前提，是國家保持完全的獨立。若亡國之後，教育的權力操於外人之手，雖欲不受愚民教育，亦有所不能也。
老照片中的五四運動
也正是從這一時期開始， 汪精衛懊惱自己「淡出政治圈」的選擇， 後悔自己不應該加入「無政府主義組織」進德會，不應該宣布所謂的「六不原則」，更不該留學海外，痛感 「既有今日，何必當初」。
伴隨著民國政治思潮更叠、政局變化和國民黨自身的蓬勃發展， 汪精衛對於政治本身以及「如何參政」都有了全新的認識與理解。
1917年，他主動參加了護法運動。 1919年11月，他從歐洲回國抵達上海，並在孫中山的支持下創辦了【建設】雜誌。1921年，汪精衛就任廣東省教育會會長和廣東軍政府最高顧問等職務。次年，就任國民黨本部參議並全程參加了國民黨的改組工作。
黃埔軍校舊址
在召開於 1924年1月的國民黨「一大」會議上， 他被指定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之一，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後出任中央宣傳部長。同年11月，他以孫中山秘書的身份入京。
此時的汪精衛愈發堅信，只有謀取到國家的最高權力，才能夠大展宏圖、施展抱負、改善國家頹勢。 至此，汪精衛正式開始了追逐最高權力的政客生涯。
國民黨一大會場
5）「革命」解釋權的爭奪
進入20世紀20年代以後， 伴隨著國際共運的興起、共產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廣泛傳播以及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建立， 中國的政治生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人們對於革命的內涵、目標與鬥爭方式，都有了全新的理解。
簡單地說， 「革命」不再是一種個人英雄主義行為，而是一場「權力的遊戲」， 是結合了政黨、軍隊、群眾、意識形態等多種力量的鬥爭，以奪取國家最高權力為中心任務， 以建立新政權為最終目標。
1924年，孫中山在廣東韶關宴請蘇聯派駐國民黨的首席政治顧問鮑羅廷（左一）及其他蘇聯顧問
深諳此道的汪精衛， 不僅頻繁在公開場合將「 國民黨改組」 與 「喚起民眾，徹底打倒帝國主義」 譽為 「中國革命的兩條光明大路」， 還熟練掌握了 社會動員與建構意識形態的方法與技巧 。
1925年2月，他先後在上海的南洋、同文、文治等幾所大學發表了題為「政治與群眾」的專題演講，並不斷強調：
達到好政治的唯一途徑，便是革命；革命的目的，就是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革命的方法。就在於喚起群眾。
在「榮升」為國民政府主席與軍事委員會主席以後， 汪精衛更以國民黨「左派」領袖的身份，不斷在各種演說場合宣傳「階級」、「群眾」、「帝國主義」與「世界革命」等理念，深受各界的廣泛追評。
對此，共產國際遠東局的代表們一度認為： 「汪政府曾以保護農民運動而出名，汪精衛離開政權有利於一切反革命分子。」
電視劇【問蒼茫】中的汪精衛與陳獨秀
但需要指出的是，一再宣傳「階級」、「群眾」與「世界革命」的汪精衛， 不僅對「聯共」政策心存疑慮，內心深處也是極端「反共」的。
孫中山曾在1924年10月致蔣介石的信中指出， 「中國共產黨今後之革命，非以俄為師斷無成就，而（胡）漢民、精衛恐皆不能降心相從」。
據好友吳稚暉回憶，截止1927年4月，汪精衛依然說過 「蘇俄不但把國民黨當工具，他把什麽東西都當作工具」 之類的話。
電視劇【問蒼茫】中的汪精衛與蔣介石
因此， 汪精衛對於「階級」、「世界革命」等概念的解釋，與共產國際有著非常大的區別。
就拿「國民革命」一詞來說，汪精衛盡管將之解釋為「 各階級民眾共同的革命，是集合全民眾的勢力，向著一個目的進行，決不可使之分散」 ，但 他堅決反對一切形式的階級鬥爭。 原因很簡單， 「中國國民黨是聯合民眾來做國民革命的，要滿足人人的生存欲，同時也要抑制人人的支配欲」。
由此可見，汪精衛之所以呼籲和推崇「聯共」， 本質上就是想謀求更大的話語權，充分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進而登上權力的最高寶座。
電視劇【問蒼茫】中的汪精衛與譚延闿
比如在1925—1927年間，他曾兩次借助蘇聯與共產國際的力量，在權力爭奪戰中轉危為安。
1926年3月18日，蔣介石炮製「中山艦事件」， 身為國民政府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與國民革命軍總黨代表的 汪精衛淪為了最大輸家， 不僅被迫引咎辭職，還狼狽地跑到法國「休養生息」。
基於遏制蔣介石的軍事獨裁與擴大話語權的雙重需要，在得到蘇聯方面的授權以後，共產國際聯合盤踞在廣東以及其他各地的「反蔣」地方實力派， 聯合發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迎汪復職」的運動。
資料顯示，這場運動先後波及到了國民黨中央與地方各級黨部、各軍黨員代表大會、各界群眾大會與湖北省總工會、武昌學生聯合會等各種民眾團體，諸如「促汪銷假」的通電鋪天蓋地而來 ，一些社論文章甚至將之贊譽為「今之完人」和「黨聖人」。
電視劇【問蒼茫】中的汪精衛與譚延闿
進入1927年以後，國民黨內部已經呈現出了分裂之勢。 在共產國際與國民黨左派的共同努力下，蔣介石的權力受到了極大制約， 汪精衛取得了更大的話語權。
蔣介石原來擔任的中常會主席、軍委會主席、中央組織部長三項重要職務被取消，只保留了中執會常務委員、軍委會主席團成員與中政會委員三個職務。
作為對比，彼時人在法國的汪精衛當選為中常委委員、國民政府常委委員、中政會委員、軍委會主席團成員與中央組織部部長等五項要職。
在這樣的背景下，汪精衛於同年4月啟程回國， 直赴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與國民政府委員組織臨時聯席會議的駐地武漢。不過，他的無政府黨友人吳稚暉、李石曾和蔡元培等人全都站到了蔣介石的一邊。
電視劇【問蒼茫】中的汪精衛
那麽問題來了， 汪精衛為何要堅持前往武漢呢？ 對此，他給出了三個理由。
首先， 他堅持國民黨「改組」的精神與政策決不可犧牲，「聯俄」的意義並非普通的國際關系，而在於接受蘇俄的革命方法；
其次， 既然有「黨」，就必須有「黨紀」，改組政策如欲更改，必須經由全國代表大會或中央執行委員會透過，不能由中監委和一班軍人來操作；
第三， 「民生主義是必須堅持」的，「反共產」的人將民生主義也一同拋棄了。
電視劇【問蒼茫】中的汪精衛與毛澤東
4月12日，蔣介石以「清黨」為名，發動了「四一二事變」。 18日，成立南京國民政府。
他不僅擡出了以「反共」著稱的國民黨元老胡漢民，還將武漢國民政府視為非法政權。作為對比，武漢方面稱南京國民政府為「偽府」，決議開除蔣介石黨籍，免去本兼各職。
當然，也有學者在考證後認為，或許在回國以前， 汪精衛已經提前與蘇聯方面「打好了招呼」。
實際上 ，即便到了1927年6月， 武漢國民政府已陷於嚴重危機之時，蘇聯方面依然對汪精衛抱有幻想。
比如在史達林於6月24日致莫洛托夫的一封信中，不僅提到了武漢國民政府向蘇聯提出的貸款要求，還在信中指出：
我想現在就可以從1000萬計畫下匯出300—400萬，但1500萬的問題暫緩。他們還要求我們提供1500萬，看來，如果我們不提供這1500萬，他們就拒絕立即反對蔣介石。
史達林與莫洛托夫
但在進入7月份以後，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
7月初，共產國際嚴厲批評陳獨秀右傾妥協並停止其在中共中央的職務，隨後中共中央改組。13日，新組成的中共中央發表官方宣言：
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近日已在公開的準備政變，以反對中國人民極大多數的利益及孫中山先生之根本主義與政策。
兩天後，汪精衛主持召開「分共」會議， 大肆攻擊共產國際存在 「破壞國民黨的巨大陰謀」。 至此，第一次國共合作徹底破裂。
由於在北伐徐州的戰鬥中遭遇慘敗， 孤立無援的蔣介石於8月下野， 南京完全落入到了李宗仁、白崇禧、何應欽等軍事將領的控制之中。很快，李宗仁等人聯合致電武漢方面「請中央遷寧（南京）」。
主持「分共」會議的汪精衛
8月17日，武漢中央召開會議，正式決定遷都南京。 在會議上，汪精衛熱情洋溢地表示：
從今以後，大家要以中央黨部、國民政府為依歸。今後不許有新軍閥的產生。假使有人想在國民革命軍之中做一個軍閥，我們要以全力去鏟除他。
1927年9月，南京與武漢國民政府正式合並，史稱「寧漢合流」。 但需要指出的是，盡管國民黨在形式上完成了「統一」，但 內部的派系爭鬥一直沒有得到有效舒緩。
張發奎（左）與汪精衛
比如在 11月， 粵系將領張發奎、黃琪翔為了反對「新桂系」控制的南京特別委員會， 公然發動了「廣州事變」。
值得一提的是， 他們不僅打出了 「改造新廣東」 與 「擁護汪精衛」 的旗號， 還向廣大革命青年們呼籲：
汪先生是以高尚的人格、純潔的情操、偉大的精神、廣博的學問去從事革命的，是為農工之利益而鬥爭的。
汪先生由青年而至現在「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的革命青年的精神和行動，是十二分值得我們革命青年效法而追隨，汪先生定能領導我們去爭得革命的最後勝利。
不過，「廣州事變」很快就被鎮壓了下來。 其中，下野的 蔣介石重新奪回了最高權力 ，汪精衛再度被驅逐出了國民黨的領導來集體，只能狼狽地發表「引退政界」的聲明，與妻子陳璧君前往法國。
1928年的蔣介石於馮玉祥
可即便如此， 人在法國的汪精衛，依然沒有放棄對「革命」話語的爭奪。
比如在1928年初，他的親信陳公博來到上海，創辦了【革命評論】雜誌，不僅大肆抨擊南京國民政府的腐化，還提出了「恢復一大精神、改組國民黨」的主張。
與此同時， 他也在思考著如何「多預備些左派的革命理論和方案」，旨在「重新殺回一條血路來」。
汪精衛夫婦與家族晚輩們合影
6）全面抗戰爆發前的汪精衛
「九一八」事變的爆發，不僅完全改變了中國歷史的發展行程，也徹底扭轉了汪精衛的人生軌跡。
蔣介石於1931年底下野以後，臨危受命的他不僅完成了首次組閣，還先後出任行政院長和外交部長等職，並將原本的「 對日不抵抗，依賴國聯」的 外交政策調整為 「對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汪精衛與蔣介石
在他看來 ，「蓋軍事上若不抵抗，則外交無進行可言；而外交上得力，亦可使軍事勝利更有把握。」 實際上，在1932年第一次淞滬抗戰中與日軍浴血奮戰的 十九路軍，就是帶有「親汪」傾向的粵軍。
1933年1月，由汪精衛主辦的【南華評論】雜誌發表了一篇號召對日主戰的文章，裏面如是寫道：
國際對於暴日之制裁，絕不可恃；而暴日侵我之野心，無有已時；欲救民族之危亡，除了長期抵抗，再沒有第二條路！
我們除了信奉汪先生的主張，實行民族自衛戰而外，還有什麽躊躇的余地呢？不用躊躇，不用憂慮，戰是我們唯一出路，要從戰爭中，才能獲得民族復興的前途！
第一次淞滬抗戰中的中國官兵
不過話說回來，在同年4月致胡適（ 拓展閱讀： 主張「對日妥協」與「擁蔣」的胡適，到底算不算是漢奸和賣國賊？ ）的一封書信當中，汪精衛對中日戰爭的前景表達出了較為悲觀的態度：
戰則同為犧牲，和則同受譴責。日本在國際社會，道德上已成為孤立，中國道德上雖得同情，而軍事經濟無各國實際援助，則亦孤立而已。以孤立之中國，支孤立之日本，不能持久，已無待言。
胡適
在致胡適的另一封發送於11月份的信中，他更為悲觀地表示：
如今的戰爭是經濟戰爭，以現在中國的軍隊，若無經濟供給，能留駐於沿海沿江嗎？必然成為無數的傀儡政府；退入西北內地嗎？必然成為無數的土匪。其結局就是，除了化作蘇維埃，便是瓜分或共管。
一言概之，汪精衛認為，南京國民政府 「只能對日妥協折沖，以換取時間，用這些時間來發展經濟，充實國力，以為將來復興之基礎。」
汪精衛
1934年5月8日 ，時任駐英公使的郭泰祺向汪精衛提出了 「聯俄制日」 的主張。不過，後者的態度頗為冷淡。
原因很簡單， 「即使美俄建交，中國的外交重點仍應為中美關系和中日關系，而非中俄關系。」
在1935年5—6月間，日本以「兩名親日媒體人被暗殺」和「抗日義勇軍孫永勤部退入關內」為由，再度向南京國民政府再度發難。
在汪精衛的主持下， 中日兩國於7月簽訂【何梅協定】。很快，監察院對汪精衛提出了彈劾， 汪精衛一度主動「請辭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職務」，但被蔣介石給攔了下來。
關於「何梅協定」的新聞報道截圖
不久，汪精衛密令時任駐日大使蔣作賓（1884—1942）前往東京，調查日方的真實對華方針。在觀察了兩個月後，蔣作賓於10月底給出了自己的判斷：
日本所提之共同目標，是希望中日兩國在軍事上立於同一戰線，共同反對俄國和英國；日本朝野極願與中國提攜無疑，尤其是實業界，只是具體方案尚未擬定，惟有先行聯絡感情，再相機而行。
蔣作賓，著名外交官，第一個在國際會議上使用漢語演講的中國人
值得玩味的是，就在蔣作賓發出最後一份密電的次日， 即11月1日，汪精衛就在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開幕式的留影儀式上遇刺，造成重傷。 不久，他主動辭去了行政院長與外交部長的職務，並在次年2月前往歐洲療養。
1936年12月，跟隨他一同辭職的前外交部次長唐有壬遇刺身亡。於是，蔣介石兼任行政院院長，張群擔任外交部長。 至此，由汪精衛主導的「親日外交」正式結束了歷史舞台。
遇刺後的汪精衛
7）汪精衛的崩潰之路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 在7月15—20日之間，國民黨在江西廬山召集各黨派代表與社會名流舉行談話會。其中，蔣介石以行政院長的身份發表了題為【對於盧溝橋事件之嚴正表示】的講話。他認為：
國民政府的立場只是應戰，而不是求戰；應戰是應付最後關頭，必不得已的辦法。當然，一旦戰爭既開，那時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們最後的勝利。
廬山講話中的蔣介石
23日，汪精衛向時任中央政治會議秘書長張群遞交了一份「談話」文稿， 請其交至中央通訊社發表。概括而言，該文要點如下：
首先， 「蔣委員長在談話會所發表之意見，深切著明，全黨同誌，全國同胞，惟有深體此意，認定今日已瀕最後關頭，過此一步，即須將數年以來之忍耐、及忍耐期間所積累完全用盡，以保持國家民族之生命及人格。」
其次，「 1935年6月中日因華北事變所達成的協定，其精神在避免沖突，日方不再進兵，我方亦自動的將一部份軍隊後撤，俾平津不至糜爛，且不至為沈陽之續，而絕非放棄領土主權」。
第三， 「日方屢次無故進兵，且在盧溝橋開釁，並陸續進兵不已，將當時的談判精神破壞無余，安能責怪中國進兵？」
老照片中身著軍裝的汪精衛
值得註意的是，盡管汪精衛與蔣介石都提出了 「備戰、應戰、不求戰、不避戰」 的主張。不過，在殘酷的戰爭面前， 二人表現出了截然不同的精神和態度。
比如一直有著「反蘇」傾向的蔣介石， 不僅沒有接受日本提出的「共同防共」主張， 還在1932年12月與蘇聯簽訂了恢復邦交的協定（ 拓展閱讀： 國家前途危在旦夕，可蔣介石為何依然一再鼓吹「攘外必先安內」？ ）。
關於廬山抗戰聲明的媒體報道
作為對比，汪精衛在8月3日的講話中居然如是說道：
戰呢，是會打敗仗的，就老實的承認打敗仗，敗了再打，打了再敗，敗個不已，打個不已，終於打出了一個由亡而存的局面來。中國已經到了最後關頭，再戰必亡國。
對此，有學者認為， 蔣介石之所以會與汪精衛分道揚鑣， 本質上就是 「作為民族主義者的蔣介石和逐漸向媚日親日蛻變的汪精衛之間有著本質區別的反映。」
參加閱兵的蔣介石和汪精衛
第二次淞滬抗戰失利後，求和的聲音迅速擴大。 其中，不僅汪精衛、何應欽與孔祥熙等人極力主和，就連蔣介石也在日記中無奈地表示 ，「老派與文人動搖，主張求和，彼不知此時求和乃為降服而非和議也」。
1937年12月16日，汪精衛甚至主動向蔣介石提出了 「想以第三者出面組織掩護」 的主張。但在蔣介石看來， 「時至今日，求和已不可能」。 此後，他 還嘗試過由中日兩國民間人士出面議和 的辦法，但沒有取得任何成果。
老照片中的汪精衛
截至1938年10月下旬， 國民黨軍隊一路潰敗， 廣州與武漢等戰略要地相繼失守。再加上援助物資遭到封鎖，國際局勢曖昧不明，國統區的官僚和奸商狼狽為奸、大發國難財， 嫣然一派亡國景象。
此情此景 ，進一步加重了汪精衛的悲觀情緒。 他在【自述】中指出：
中國軍備之落後，國力之衰弱，根本不足以抗戰；國民黨內部之腐敗，亦不足以立國。戰爭持續的結果，只能造成中國民窮財盡，農村破產，遊民充塞，陷入長久的分裂與混亂中，最終淪為殖民地，絕無復興的可能。因此，目前最重要的就是保存元氣。
武漢會戰示意圖
伴隨著武漢會戰的告一段落， 日本的對華態度出現了緩和跡象。 進入11月以後，日本政府再度發出了誘降聲明。
在「抗戰亡國論」的錯誤判斷之下， 「偏安」成為了心態日趨崩潰的汪精衛的一個基本政治訴求 。他甚至認為：
「主戰派」之所以堅持抗戰到底，只有一個理由，就是不相信日本人，以為日本除了滅亡中國就再沒有第二條路可走。
英美之所以對中日戰爭持觀望態度，就是希望中日長久作戰，將自身的實力消耗殆盡，然後把整個東亞變成英美的殖民地 （ 拓展閱讀： 日本人的奇葩認知：明明是侵略亞洲，咋就成了「解放戰爭」？ ）。
30年代的歐洲金融危機
中日兩國真正的利益在於停止戰爭，站在平等的地位開展合作，形成一個東亞的政治經濟共同體。這不但是中國生存獨立之要道，也是世界與東亞長治久安之要道。
從東亞和平的大局著眼，以理性的思考，長遠的眼光，明白兩國「和則共存，戰則兩傷」的道理。
老照片中的汪精衛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汪精衛秘密派遣高宗武、梅思平與日本代表影佐楨昭、今井武夫等人在上海展開了秘密談判，雙方約定：
第一，在中國承認「滿洲國」、放棄內蒙地區、出讓華北資源、承認日本所有在華經濟特權的前提下，日本將停止侵略並「盡快」撤軍。
第二，汪精衛需主動離開重慶，在抵達昆明後，宣布與蔣介石斷絕關系。作為交換，日本政府將公布調整中日關系的根本方針。
第三，汪精衛轉至香港，發表收拾殘局和建立東亞新秩序的聲明作為回應。
老照片中的汪精衛
1938年12月18日，在日本人的暗中保護下，汪精衛等人逃離重慶。在抵達越南河內後，於29日公開發表降敵「艷電」。
汪精衛抵達河內後，友人吳稚暉特意寫信勸其迷途知返—— 「人有人格，國有國格。人為被誘而死，國為被誘而亡，均為民族之恥。」
不過話說回來， 汪精衛依然不為所動。 次年4月，他在 日本特務的秘密護送下潛入上海。
人在上海別墅的汪精衛
汪精衛計劃召集黨內的親日派系，在雲南、四川和廣西、廣東四省日軍尚未占領的地區成立新政府，建立軍隊。
根據他的預期，只要自己振臂一呼，與自己頗有淵源的第四戰區司令官張發奎、雲南的龍雲以及廣東的陳濟棠、湖南的何健乃至四川的潘文華、鄧錫侯、劉文輝等人都會紛紛予以響應。
這樣， 自己不僅可以在日軍占領區之外的地區組建一個與蔣介石相抗衡的政府，還擁有了「獨立的軍隊」。
汪精衛與妻子陳璧君
諷刺的是，他不僅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求和舉動對於日本國內政治決策的影響力， 更對自己在國內的政治影響力做出了過於樂觀的判斷。
現實情況是， 在他逃出重慶之後，這些將領全都按兵不動。 不僅如此，一直被視為汪派要員的顧孟余、彭學沛、張道藩、甘乃光等人也都不同意他的主張。 至此，汪精衛在這場孤註一擲的冒險中耗盡了畢生的政治資本。
一言概之，面對中華民族生存最艱難的時刻，汪精衛主動接受日本人提出的誘降條件，幻想「以媾和來贏得一個偏安之局」， 最終落下了萬夫所指、身敗名裂的下場。
老照片中的汪精衛
8）尾聲：慘淡的收場
到此為止，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已經深切地意識到， 「日本就是想徹底滅亡中國」。 可即便如此，汪精衛依然堅持主張「對日媾和」。
為了充分闡述自己觀點的準確性，他在發表於1939年9月的一篇社論文章【論和戰】中如是解釋道：
共產黨、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的知道，抗戰是倒蔣的唯一手段。他們因為要倒蔣，所以高唱持久的全面戰爭。蔣先生是絕頂聰明的，所以，他們的調子唱得高，他的調子唱的更高。
堅持持久戰，必使中國陷入分裂和混亂。戰事愈延長，中國國民愈窮，財愈盡，共產黨人愈有憑借。即使國民政府領導抗戰成功，其實力已從內部被掏空，將來更無法應對共產黨的挑戰。戰必大敗，和未必大亂。
身著軍裝的汪精衛
1939年11月，汪精衛方面與日本政府在上海展開了秘密談判。 其中，日方將擬定的【日華新關系調整要綱草案】交予汪方代表，要求「逐條討論」。
進入12月以後，談判進入到了白熱化的階段。
汪方陳公博曾對影佐禎昭說： 「哪裏是基本條約，簡直日本要控制中國罷了。」 對此，後者倒也十分坦誠 ：「截至目前，不能說日本沒有這個意思。」
會談結束後， 陳公博立刻將此話報告給了汪精衛，希望他慎重考慮。 對此，汪精衛忿然說道： 「我們偏不使日本控制中國。」
走在最前的是陳公博
12月30日，雙方代表正式簽署了【日華新關系調整要綱】與【秘密諒解事項】。據說，汪精衛在正式簽字以前，極為悲憤地表示： 「他們要我簽，我就簽罷。中國不是我們幾個人賣得了的。」
幾天後，負責談判的高宗武與陶希聖逃到香港， 並聯名在22日發行的【大公報】上刊登了【致香港〈大公報〉信】， 詳細披露了雙方談判與簽訂密約的全過程。與此同時， 同步了【中日新關系調整要綱（含附件）】的原文。
文章一經刊載，舉國一片嘩然。 24日，汪精衛發表談話，不僅公開否認此事，還聲稱 「高、陶兩人所發表完全出於向壁虛造」。 不過話說回來， 他的解釋已經毫無意義了。
1967年4月5日，陶希聖、高宗武重逢於敦巴頓橡樹園
在日本的籌劃下，汪精衛 於1940年3月30日 在南京正式成立了「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就任政府代主席、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和行政院院長等職， 原則擁有了原則上隸屬於自己的行政、軍隊、外交等領導班子。
坦誠說，對於自幼接受傳統儒家教育，長期從事「革命事業」的國民黨元老汪精衛而言， 「做漢奸」是一件非常糾結與痛苦的事情。
據說， 「他經常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緒，將桌上散置的公文拋在地上，或用雙手猛抓自己的頭發，對身邊的人發火」。
1944年11月10日，時年61歲的他在新愁舊痛中亡命日本。 11月23日，遵其遺願將之葬於南京中山陵西南的梅花山。
抗戰勝利後，南京各界要求鏟除汪精衛墓。1946年1月21日，何應欽奉命將汪墳炸毀， 棺木與屍體被運往清涼山火葬場徹底焚化。
汪精衛（中）率周隆庠、褚民誼、林柏生等人前往長春
那麽問題來了， 為什麽汪精衛會在職業生涯的晚年走上了一條「做漢奸」的不歸路？
對此，知名學者傅斯年曾於1940年發表過一篇題為【汪賊與倭寇——一個心理的分解】的文章，做出了較為深入的分析（ 拓展閱讀： 「你的滿洲，我的東北」：近代中國學者的「東北觀」 ）。
汪精衛是一個上有嚴父、繼之有嚴兄、自幼受「女兒式教育」的大家庭當中的一個庶子。他與無知狂妄、既要學人又恐不如人的日本官僚集團共享了一種庶子情結。
他們具備聰慧的頭腦但無安定的神智，有做‘人上人’的欲望但不知度量自己的本領。這種卑怯感，一激而為權力欲，再激而為領袖狂。
傅斯年雕像
最後想說的是，我們不否認汪精衛身上曾經存在的革命熱忱以及所謂的「士大夫精神」。
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 受限於其個人能力、能力、胸襟、性格等層面的客觀局限性，他根本無力承擔「挽救中國於危難之間」的重大責任。
原因很簡單， 「談愛國」與「救國」和「治國」完全是兩回事兒。 當汪精衛真正投身到以實力相較量的政治鬥爭的時候，其階級本性與性格中的種種弱點被無限放大了出來。
面對翻雲覆雨的局勢變幻，他無法把持自我與辨識方向，最終選擇了一條被萬人唾罵的歧路，最終被歷史所無情拋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