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9月23日和29日，中國先後進行了當量為2萬～2.5萬噸地下原子彈分裂爆炸，轟炸機空投當量約300萬噸的氫彈熱核爆炸。
這兩場突如其來的原子彈與氫彈爆炸，其主要目的是對蘇聯方面產生強烈震懾，命令的直接下達者便是國家領袖毛澤東主席。
在55年前的國慶日前夕，毛主席為何會做如此安排？他老人家究竟有怎樣的考量？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奉行的是「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即與蘇聯緊密合作。
到了20世紀60年代初，隨著中蘇關系交惡，原本兩個友好睦鄰已經產生不可調和的矛盾，且積怨越來越深，大戰一觸即發。
1969年初，位於黑龍江支流烏蘇裏江的一處島嶼——珍寶島成為世界關註的焦點，中蘇兩國軍隊在珍寶島爆發了一場不大不小的戰爭。
戰鬥結束後，兩國關系降至冰點，短期內無任何升溫的可能。
周恩來總理於1969年3月22日召集外交部負責人商議對策，他老人家當時甚至這麽說道：「 我們一定要提高警惕，做好珍寶島沖突擴大的準備，當然也要同意與蘇聯方面進行溝通 。」
能讓溫文爾雅的周總理說出如此嚴峻的話，可見，當時的中蘇關系已經充滿了火藥味。
一些別有用心的反革命分子，抓住機會在黨內故意制造「蘇聯威脅論」，好達到他們不可告人的目的。
這些雕蟲小技對於毛主席、周總理而言，根本不值一提。
不過，二位偉人還是想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於是讓外交部的負責人趕緊約見蘇聯駐華臨時代辦，向對方釋放了中國的善意。
中國外交部的答復傳到莫斯科後，蘇聯高層在如何對待中國問題上存在不同意見。
其中一方認為：蘇聯應該積極透過外交渠道與中國政府聯系；強硬派則認為：必須對中國采取進一步強硬措施。
結果就是強硬派的意見居然占據了主流。
1969年8月中旬，蘇聯軍隊300多人在兩架直升機與數十輛裝甲車的掩護下，朝著新疆裕民縣鐵列克提地區正常巡邏的30名中國邊防巡邏戰士發起攻擊。
由於蘇軍占據絕對優勢，加上事先有所準備，四個小時後，30名解放軍全部犧牲。
訊息傳到北京，毛主席、周總理反應極為強烈，黨中央立即抓緊備戰行動，甚至北京天安門廣場都可以被臨時改造為飛機場，大批解放軍駐紮於東北邊境。
局勢發展到這一步，對於中蘇兩國領導人而言，大戰似乎一觸即發。
在蘇聯高層中，時任國防部部長格列奇科元帥與部長助理崔可夫元帥主張「一勞永逸地消除中國威脅」，動用在遠東地區的中程彈道飛彈攜帶當量幾百萬噸的核彈頭，對中國軍事、政治等重要目標進行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
蘇共中央政治局沒有立即同意這二人如此強硬的主張，決定先試探和征詢東歐和美東歐一些國家和美國的態度。
東歐許多國家對蘇聯的這一想法明確表示反對，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森更是直言：「 中國利益與美國利益密切相關，如果中國受到核打擊，美國將認為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開始，美國將首先參戰 。」
天下沒有不透風的墻，毛主席、周總理很快了解到蘇共中央政治局高層中有對中國采取核打擊的計劃，於是立即召開緊急會議，磋商相應對策。
在會議的最後，毛主席提出了一個絕妙的應對措施，那就是著名的「換家戰術」。
簡單而言，毛主席得知蘇聯高層有意對中國進行精準的外科試核打擊，那解放軍就可以不惜代價突破蘇聯防線，最好能打到莫斯科，在蘇聯國土與對方打遊擊。
只有這樣，蘇聯才會放棄核打擊的主張。畢竟，蘇聯高層再怎麽兇悍、強硬，也不可能在自己的領土上投擲原子彈。
同時為了防止美國坐收漁翁之利，毛主席還認為要在蘇聯發動核打擊之後，第一時間用中國的核武器對美國在周邊軍事基地進行重點打擊。
這樣一來，中國、美國、蘇聯三個超級大國等於同時陷入癱瘓。
但計劃往往趕不上變化，就在中蘇兩國高度對抗時，居然出現了一個兩國政府高層直接會談的機會。
1969年9月2日，越南勞動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胡誌明病逝，中蘇兩國皆派代表團出席葬禮。
借著這個機會，時任中國黨政代表團團長李先念與蘇聯代表團團長柯西金在河內進行了一次簡單的會談。
這一次的會談，為柯西金存取中國打下了基礎。
1969年9月11日，柯西金乘坐飛機抵達北京，周總理、李先念等國家領導人在機場迎接。
一見面，周總理立即與柯西金緊緊握手，稱呼對方為「同誌」。
接著在人民大會堂進行會談時，柯西金明確表示「蘇聯領導人絕不願意為領土問題打仗」。周總理同樣明確表態：我們兩黨之間的理論和原則問題爭論，不應該影響兩國的國家關系。
寒暄過後，周總理就尖銳地提出蘇聯要對中國進行核打擊的這件事情，他要求柯西金明確說明。
對此，柯西金解釋道 ：「我們現在國內的事情還搞不過來，為什麽要打仗？蘇聯領土足夠廣大，足夠我們開發。」
聽到柯西金的這個解釋，周總理已經敏銳地察覺到蘇共高層沒有下定決心與中國展開一場核大戰。既然這樣，談判的主動權就被周總理牢牢掌握在手中。
後續經過近四個小時的會談，周總理與柯西金達成四條臨時措施。
簡單而言：中蘇間的原則爭論，不應該成為妨礙兩國國家關系正常化的絆腳石；兩國不應該為邊界問題打仗，首先透過和平談判解決邊界問題；解決前，首先簽訂維持邊界現狀的臨時協定；雙方應該恢復互派大使，恢復兩國政務電話等一系列措施。
這四條措施的意義重大，既避免了中蘇之間的核戰爭，更避免了世界第三次大戰的爆發。
不過，考慮到蘇共中央局此前的咄咄逼人，毛主席、周總理還不能完全放心。
這麽一個大背景下，新中國成立二十周年的國慶典禮應不應該舉辦？該怎麽辦？成為一個難題。
有不少黨內同誌向毛主席提出意見——不如取消這一次的國慶慶典。
但毛主席不同意，他老人家認為如果不進行國慶慶典，就等同於中國害怕蘇聯。
思來想去，毛主席向周總理提出兩個好的辦法：第一，中國政府發表一項措辭強硬的政府聲明；第二，中國要進行1～2次核試驗，表現出中國反擊核戰爭的決心與實踐能力。
在毛主席的親自安排與指示下，中國於1969年9月23日和9月29日，先後進行了地下原子彈和氫彈爆炸試驗。
這兩次原子彈和氫彈爆炸對蘇聯產生強烈震懾，最終，國慶二十周年群眾聚會典禮在北京圓滿召開。
後來的事態發展證明，毛主席的這一高招對制止蘇聯高層中的強硬派對中國進行核戰爭的主張起到決定性的制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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