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現代史上，張季鸞是一位很有特點的文化界風雲人物。他一生筆墨耕耘，報海浮沈，有時追隨時代步伐堪稱一代風流，有時卻誤把反動勢力的代表看成光明的中心而為之搖唇鼓舌。功過是非，昭昭然也。
1941年，53歲的他病逝於重慶。中共駐重慶辦事處代表周恩來、董必武和鄧穎超三人特致唁電如下：
「季鸞先生，文壇巨擘，報界宗師，謀國之忠，立言之達，尤為士林所矜式。」
這是對張季鸞至為公允的評價。
張季鸞先生
他的人生觀：「報一切恩!」
1888年3月20日，山東鄒平縣張翹軒府上，一個男嬰呱呱墜地。這個在乍暖還寒季節來到人世的孩子，就是後來中國現代史上的文壇巨擘、報界宗師張季鸞。
張季鸞名熾章，祖籍陜西榆林，先世皆為武官，從父親始門庭改換，成為書香門第。雖然張翹軒考中進士，步入仕途，但官運屢屢不濟，20多年內居官只有六七年，曾兩次被革職。張季鸞出生時已是家道中落，1900年父親去世後更是一貧如洗。
由於生活困窘，季鸞幼時體格較弱，又有口吃的毛病，但他天性聰穎，勤奮好學。父親去世時，他只有12歲，而傳統的儒家思想和父親的處世哲學已在他少年的心靈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張翹軒年輕時，本來也是承襲祖例、習武當兵的，後來在總兵劉厚基和知府蔡兆
槐的栽培下，棄武學文，終取進士。為報答劉、蔡二位的知遇之恩，張翹軒曾在家中設立二人的牌位，讓後代子孫祭祀。他教育兒子，要知恩必報；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這些對幼小的季鸞影響極深。
張季鸞後來在談到自己的人生觀時說：「我的人生觀，很迂淺的。簡言之，可稱為報恩主義。就是報親恩，報國恩，報一切恩。」
這種報恩思想，影響了他一生的道路。
【大公報】鼎盛時期的靈魂人物張季鸞（左）和胡政之
高揚民主革命的大旗
張季鸞少時即以擅寫文章著稱於當地，延榆綏道陳兆璜賞識他的文采，又同情他的家境，便召他入道署，「命與子共讀」。1902年，陳還資助他到關學大師劉光蕢辦的「煙霞草堂」就學，使他在史地、文學方面打下良好的基礎。
1905年，張季鸞考取官費留學日本，攻讀政治經濟學，當時，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正方興未艾，日本留學生成為這一運動的一支生力軍。反滿反清的民族情緒激蕩著每一位留日學生的心胸，在革命思潮的影響下，18歲的季鸞開始積極參加社會活動，在戰鬥的生活中不斷成長起來。
1906年，他首批加入同盟會陜西分會。1908年，他擔任了同盟會陜西分會的革命刊物【夏聲】的主編，從此開始了長達30多年的文章報國的新聞生涯。
1910年，他受於右任的邀請，赴上海參加【民立報】編輯工作。這是一份由於右任創辦、高揚民族民主革命旗幟的報紙，張季鸞寫下了許多戰鬥性很強的文章，為推翻清王朝披堅執銳，沖鋒陷陣．辛亥革命爆發後，於右任推薦他擔任了南京臨時政府秘書處外交組長。1912年1月，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他從南京給上海【民立報】拍了專電，報道了這一重要新聞，這是民國成立後的第一條新聞專電。
1913年3月，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家宋教仁遇刺，張季鸞在其所辦的北京【民立報】上為宋案仗義執言，痛斥袁世凱的倒行逆施。隨後，在給上海【民立報】發去的通訊中，他揭露了袁世凱與英、法、德、俄、日五國銀行團非法簽訂的出賣中國主權的【善後借款合約】，在國內引起軒然大波，成了「二次革命」的導火線。袁世凱惱羞成怒，下令封閉北京【民立報】，逮捕了張季鸞。3個月後，張季鸞經營救出獄。
袁世凱死後，張季鸞再度來到北京，主辦【中華新報】，兼任上海【新聞報】記者。1918年9月，段祺瑞政府簽訂「滿蒙五路中日借款合約」，【中華新報】披露了這一訊息，使段內閣出賣國家資源的本質昭然於世。為此，【中華新報】被封，張季鸞再次身陷囹圄……
【夏聲】一一【民立報】一一【中華新報】，勾勒出青年張季鸞文章報國的生活軌跡。他以民主革命鬥士的姿態投身報界，縱橫捭閹，愈戰愈勇，未及而立，已露鋒芒，被譽為民國初年「陜西三傑」之一。
提出【大公報】八字方針
【大公報】是1902年創辦的一份老牌報紙，幾經轉手，到20年代已是氣息奄奄，終於在1926年停刊。
這年初秋的一天，張季鸞與留日同學胡政之、吳鼎昌在天津相逢。他們躊躇滿誌，商定同心協力復刊【大公報】，由吳籌集資金；胡任總經理，組織編采隊伍；張任總編輯，負責報紙業務。
張季鸞擔任(大公報】總編輯15年，直至去世。這15年，中國社會動蕩不安，階級矛盾、民族矛盾交織在一起，【大公報】在走向輝煌的過程中記錄了這一段復雜的社會發展史，而社會的多棱鏡也無情地折射出張季鸞復雜的多色調的人生。
1926年9月1日，「新記公司」【大公報】正式出刊。張季鸞在【本社同人誌趣】一文中，提出「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八字辦報方針。他這樣解釋：不黨，就是「純以公民之地位，發表意見，此外無成見，無背景。凡其行為利於國者，擁護之，其害國者，糾彈之」。不賣，就是「聲明不以言論作交易，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輔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資」。不私，就是說「對於報紙並無私用，願向全國開放，使為公眾喉舌」。不盲，就是不隨聲附和。他認為：「一知半解，是為盲信；感情所動，不事詳求，是為盲動動；評詆激烈，昧於事實，是謂盲爭。吾人誠不明，而不願陷於盲。」
八字方針的提出，反映了張季鸞對資產階級新聞自由的倡導。他試圖站在「不偏不倚」的立場上，去盡報人的職責，事實上根本行不通。因而他後來也不得不感嘆「徹底的無私，難矣」。
蔣介石的座上賓
蔣介石拉攏報界名人的辦法很多，軟硬兼施，恩威並用。陳布雷，曾因辦【天鐸報】而名重一時，結果被蔣介石用「禮賢下士」的伎倆俘虜了去，幹了半輩子違心的事，最後以悲劇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鄒韜奮軟硬不吃，蔣介石則下令封報抓人。對張季鸞，蔣既不強行投資於【大公報】，也不派人參加編務，更不控制報紙言論，而是對主筆大人「優禮有加」，盡量讓【大公報】保持表面上的獨立，實際上卻要達到擡舉你、讓你服從我的目的。
1929年歲末，蔣介石向全國各大報館致電，假惺惺地表示，希望各報對於國事「宜具灼見，應抒讜言」，而政府「凡屬嘉言，鹹當拜納」。這封電報的擡頭是「大公報並轉全國各報館」，赫赫然【大公報】列於各報之首。張季鸞沒防住蔣介石來這一手，自然十分感激，認為蔣對他有知遇之恩。
1934年，蔣介石在南京勵誌社大宴群僚。赴宴者有幾百人，張季鸞被當作首席主客，落座於蔣介石之側，舉座皆驚，羨慕不已。從此，張季鸞與蔣介石的關系盡人皆知，他可以不待通報，直接面見蔣。如果出報過程中有了什麽麻煩，一個電話過去，「這是委員長說的，我對委員長負責」。於是，一路綠燈大開。
張季鸞認為：「一枝筆是公眾的，不應使其受自己的好惡愛憎之影響。」實際上，由於他對蔣介石感恩戴德，所以報紙言論在根本上往往以蔣的意誌為轉移。九一八後，蔣介石讓於右任給張打電話，要【大公報】支持他的不抵抗政策。張發表【日軍占領沈陽長春營口等處】社論，主張不動刀兵，「一切問題由兩國政府以外交談判解決」。結果，報館被愛國誌士投了炸彈，張也接到不少指責他的信件和一只裝有炸彈的郵包。
當然，張季鸞對蔣介石也曾有罵的時候。1926年，張寫了3篇罵人的社評，一為【跌霸】，罵吳佩孚；二為【嗚呼領袖欲之罪惡】，罵汪精衛；三為【蔣介石之人生觀】，罵蔣與宋美齡的婚姻，「……累累河邊之骨，淒淒夢裏之人，兵士殉生，將帥談愛，人生不平，至此極矣……」罵得痛快淋漓。不過，隨著蔣介石與他的關系越來越密切，他便奉行一條「只要不碰蔣先生，誰都可以罵」的原則，有時即便罵了蔣介石政府的腐敗統治，也會用其他的正面宣傳手段在報紙版面上求得一種平衡。所以人們說他對蔣是「小罵大幫忙」。
1951年，毛澤東和【中國的西北角】作者範長江親切交談
首次報道紅軍長征的訊息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張季鸞對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革命事業是不理解，甚至是反對的。他曾在回陜西榆林探家之時，寫成【歸鄉記】一文，攻擊陜北中學生參加革命是「入了歧途」，誣蔑革命根據地「正赤化蔓延，到處恐怖」。
但是，隨著民族危機的不斷加深，張季鸞出於基本的愛國憂國報國之情，開始從宣傳緩抗的泥淖中自拔出來。1932年1月28日淞滬之戰爆發後，他尖銳地指出：「中國一旦被迫自衛，則無論如何，必須抗拒至最後之日，非將中國自日本侵略征服主義完全解放，對日無和平可求。」積極抗日的堅定信念已蘊含其中。
1935年，【大公報】派青年記者範長江進行西北采訪，並從11月起，連續發表範長江的長篇通訊【中國的西北角】，第一次向全國報道了紅軍長征的一些真實情況，擴大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政治影響，引起全國震動。蔣介石對此大為不滿，而【大公報】的銷量卻因此扶搖直上。1926年復刊時只有2000多份，1936年光津滬兩館行銷已逾10萬份。
抗戰爆發以後，【大公報】不僅在言論上宣傳積極抗日，提出「一開戰，就要戰到底」，而且自覺肩負起拯救民族的社會責任，號召全國各階層人民團結一心，抵禦暴日。張季鸞撰寫的一篇篇【大公報】社論，充滿深厚的愛國報國之情和對全國民眾熱忱的希望。「我不救國，誰救國，我不犧性，誰犧性!」這激昂的話語曾經使多少青年人熱血沸騰!抗戰，抗戰，在抗戰的旗幟下，【大公報】聚整合長起一批進步的青年記者：範長江、孟秋江、楊剛、彭子岡、徐盈……固然張季鸞的基本立場是反共的，但他作為一位資產階級報人，在民族危亡關頭，能以「愛國」為中心，相容並蓄，傳達時代聲音，亦屬難能可貴。
「西安事變」後的不光彩表演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蔣介石被扣。訊息傳出，舉世震驚。進步輿論界認為這是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逼蔣抗日的一個契機，是拯救民族的正義之舉，而張季鸞和【大公報】的表演卻是很不光彩的。
從12月14日至2月4日，張季鸞先後為【大公報】寫了【西安事變之善後】等6篇社評，嚴厲譴責張學良、楊虎城。他說：「你們大概聽了許多惡意的幼稚的煽動，竟做下了這樣的大錯……你們把全國政治外交的重心、全軍的統帥羈禁了，還講什麽救國?」他認為象蔣介石這樣的領袖，「決再找不出來，也沒機會再培植」。他苦口婆心地勸說：「你們要信蔣先生是你們的救星，只有他能救這個危機，只有他能了解能原諒你們。你們趕緊去見蔣先生去謝罪吧！你們快把蔣先生抱住，大家同哭一場!」他認為解決事變的最好途徑是張、楊懺悔而感動蔣，求得蔣的諒解，並從此「自責自奮」，「集思廣益，負責執行民族復興的大業」，「那麽這一場事變就立刻逢兇化吉、轉禍為福了」。
事實證明，張季鸞此舉才是錯而又錯的，他維護了蔣介石的個人利益，卻損害了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南京政府把12月18日【大公報】社評【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翻印數萬份，用飛機散發到西安，進行蠱惑宣傳。張學良將軍真的去向蔣介石謝罪，親自送蔣回南京，卻被蔣秘密扣押，終生囚禁。
【季鸞文存】中的這6篇社評也就成了作者本人這段不光彩表演的歷史見證。
總之，張季鸞在自己的一生中，一方面奉行報恩主義哲學，一方面又在追求獨立的人格與報格，這本身就是一種矛盾。由於這種矛盾的作用，他的大量文章有順時而進之歌，有逆時而退之墨，色彩斑駁而復雜。但是，作為一位多才而勤奮的報人，作為一位恪盡職守的總編輯，張季鸞當之無愧。他一生寫了大約3000多篇文章，儒雅流暢，大多以理服人，頗受讀者喜愛；他主編【大公報】15年，註重業務改革，註重培養新人，報界有口皆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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