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秋，賀龍元帥率領紅二方面軍完成長征，抵達陜北和紅一、四方面軍勝利會師。時任軍委副主席的周總理親自迎接風塵仆仆的賀老總。周總理對長征過程中一度出現的分裂危機心有余悸，他征求賀龍的意見，紅軍三大主力會師之後，指揮權的問題應該如何解決？賀老總一如既往的快人快語，他沒有絲毫猶豫地回答：三大主力，當然是全歸彭德懷指揮。他語氣輕松，完全沒有勉強，周總理聞言愁眉盡展，緊緊握住了他的手。
1936年的紅軍，剛剛經歷了常人難以想象的艱難歷程。在最後一次反圍剿失利之後，紅一、紅四方面軍先後1934和1935年開始了長征。賀龍指揮的紅二軍團（紅二方面軍前身）主要活動在湘鄂川黔地區，與紅一、四方面軍之間的聯系不多，長征的時間也較晚，開始於1935年11月。說到指揮紅二方面軍的成績，賀龍依靠自己的班底，轉戰國民黨重兵盤踞的西南地區，多次重創國民黨精銳部隊，立下赫赫戰功。說到軍事能力，賀龍是紅軍高級將領裏面數一數二的存在。而另一支主力部隊紅四方面軍，則由於張姓領導人的錯誤思想影響，數次出現和黨中央意見相左的情況，嚴重影響戰鬥力，傷亡減員情況嚴重。所以，在三大主力會師之後，賀龍的態度顯得至關重要。
賀龍與彭德懷的初次會面，是在長征會師之後的 1936年下半年。在此之前，他們之間沒有直接接觸。賀龍對彭德懷的全部印象，都來自於工作上的溝通。在長征之前，彭德懷的能征善戰就是在我軍中出了名的。從平江起義到攻占長沙，再到赤水、遵義、直羅鎮戰役，彭德懷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看似不可能實作的輝煌戰果。更重要的是，彭德懷長期在毛主席、朱老總麾下工作，更熟悉紅軍主力部隊的指揮和管理程式，已經形成了良好的上下級默契。部隊會師之後，指揮權的歸屬問題是迫在眉睫需要解決的。不要說始終沒有放棄追剿想法的國民黨軍隊始終對根據地虎視眈眈，就是部隊日常的管理也不可能長期處於一個含糊不清的狀態。按照賀龍的資歷和貢獻，如果他提出響應的職務要求，軍委也是需要作出適當權衡的。
賀龍在這個時候的表態，體現了一個革命軍人的高風亮節。他不等軍委正式征求意見，就向周總理表達了願意交出軍事指揮權的想法。周總理與賀老總的淵源，還要從南昌起義時候說起，總理是賀老總的入黨介紹人，兩人交情莫逆。以總理心思的縝密，他當然希望順利促成紅軍指揮權的平穩交接。出於對中央和周總理的信任，賀龍對於將軍權交由彭德懷沒有任何異議，是絕對支持的。果然是開國後同時晉升為元帥的高級指揮員，在還沒有面對面打過交道，就可以賦予對方絕對的信任，這也體現了我們黨內團結一致的優良傳統。
會師之後，在組織上的統一部署之下，賀老總繼續指揮紅二方面軍，並在抗戰全面爆發後，以紅二方面軍為基礎，組建了八路軍 120師。而彭老總則擔任了配合朱老總的部隊副總指揮，創下了百團大戰等經典勝利。進入解放戰爭時期，彭老總於1947年奉命接手賀龍指揮的陜甘寧、晉綏野戰軍，組建了新的西北野戰軍，揮師大西北。對於組織上的安排，賀龍以一句「我帶的軍隊，別人也能帶，軍隊都要聽黨的指揮」來表明心意。他積極支持彭老總解放西北的軍事行動，親自主持了後勤和征兵工作，為祖國的西北解放作出了重要貢獻。
彭老總是我軍中實戰經驗豐富的戰神級指揮員，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乃至解放後的抗美援朝過程中都有過上佳表現。橫刀立馬的彭大將軍，也離不開背後像賀龍這樣不計較個人得失的戰友袍澤的支持。我們的軍隊成立於革命最艱難的時期，經歷了無數的戰火洗禮和考驗，能夠取得最後的勝利，和指揮員之間互相信任，互相支持的真摯情誼是分不開的。唯有真正的內部團結，才有可能打造出一支戰無不勝的強大軍隊，完成守土衛國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