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抉擇：1935年以前的毛澤東（下）

5月2日，紅四軍攻克尋烏。毛澤東在尋烏進行了社會調查，寫下了【調查工作】一文，這是毛澤東多年調查研究活動的理論總結。提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著名口號。批評黨內和紅軍中存在的從「本本」出發的教條主義思想，提出「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誌了解中國情況」的科學論斷。

這篇文章初步形成了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的三個基本點，即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的思想。

此時在周恩來赴蘇聯參加聯共第十次代表大會後，李立三開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這位毛澤東在1915年征友的「半個朋友」，在黨內的地位已經領先毛澤東幾個段位了。

這種情況下，在上海召開了全國紅軍代表會議。毛澤東因不能離開紅四軍，委派熊壽祺出席會議。

會議有錯誤的提法，如「紅軍革命的戰爭只有進攻，無所謂退守」，「過去在遊擊戰爭中獲得的所謂敵進我退、敵退我進的經驗一般不適用」，「要糾正上山主義，邊境割據的殘余」。

有沒有聞到爭鋒相對的味道，毛澤東的農村根據地、遊擊戰爭這兩個最核心的戰略，被李立三批評的一無是處。

他指責毛澤東是妨礙猛烈擴大紅軍的代表人物。「在全國軍事會議中發現了妨礙紅軍發展的兩個障礙，一是蘇維埃區域的保守觀念，一是紅軍狹隘的遊擊戰略，最明顯的是四軍毛澤東，他有他一貫的遊擊觀念，這一路線完全與中央的路線不同。」

李立三以及之後幾年的中央，要的就是和蘇聯一樣的「城市+進攻」，這和毛澤東的「農村+遊擊」完全相反。正是因為這樣，毛澤東將迎來職業和人生中最低谷最苦悶的階段。

6月11日，李立三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透過由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的決議。

李立三用發燙的頭腦，寫出了發燙的文字，對當時形勢和政治任務作出了錯誤的判斷：「在全國革命高潮之下，革命可以在一省或幾個重要省區首先勝利，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勢下，準備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建立全國政權，成為黨目前戰略的總方針。」

在這一思想指導下，李立三等制訂了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中心城市起義，然後集中全國紅軍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正式推行他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創業團隊的第三個大坑還是不可避免地來了。

6月21日，中央特派員塗振農來到紅四軍傳達中央指示，要求紅四軍進攻南昌、九江。同時根據中央指示，決定將紅四軍、紅六軍、紅十二軍整編為紅軍第一路軍，不久又改稱紅軍第一軍團。

這時的毛澤東又再次面臨在井岡山支援湘南起義時的兩難選擇，他深知上級的決定是完全錯誤的，但是又不能不執行命令，還要盡量減少攻打中心城市的損失。

好在毛澤東處理起這種兩難問題來，越來越有智慧了。他準備用雷聲大雨點小來交差。

7月11日，毛澤東在江西興國縣城召開紅軍的萬人誓師大會，擺出了向南昌進軍的架勢。26日，攻克離南昌不遠的高安縣。

8月1日，毛澤東和朱德分析了南昌的敵情，認為南昌難以攻入，便派人隔江向南昌城乒乒乓乓放了一通槍，舉行「八一」示威。搞得南昌城裏一陣緊張，正要派軍反擊，毛澤東的部隊早已經向奉新、安義縣轉移了。

與此同時，彭德懷率紅三軍團進攻長沙，剛好遇到軍閥混戰長沙空虛，進而攻占了長沙城。李立三的「宏偉計劃」：毛澤東攻南昌，彭德懷取長沙，然後會師武漢，眼看就要實作了。

卻不想湖南軍閥何鍵反應過來，調軍攻打長沙，彭德懷率部撤退，占領長沙才11天。

李立三非常生氣，也看明白了毛澤東是在佯攻南昌，忽悠自己。便讓毛澤東和彭德懷一起再次進攻長沙，將紅一軍團、紅三軍團合編為紅軍第一方面軍，共三萬余人。朱德任總司令，毛澤東任總政委。

紅一方面軍圍住了長沙，毛澤東看長沙城防堅固、易守難攻，預計不易打下。但多數人主張立即攻打長沙，李立三又連連催促，於是在9月10日總攻長沙，遭受較大損失。獲悉援軍即將到來，毛澤東審時度勢，率部撤圍。

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不僅被黨內多數人抵制，共產國際也不支持。在周恩來等從蘇聯回國後，9月24日，六屆三中全會在上海召開，終於在李立三折騰了三個多月後，結束了他的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央的統治。未出席的毛澤東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

10月4日，紅一方面軍攻克吉安，成立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此後，贛西南、閩西兩蘇區統稱中央蘇區。

同樣在10月的一天，楊開慧被捕，由於她拒絕退黨並堅決反對聲明與毛澤東脫離關系，在經受了種種酷刑後，於11月14日被槍殺於長沙瀏陽門外識字嶺。這一年，楊開慧只有29歲。

毛澤東從報紙上獲悉楊開慧犧牲的噩耗後，寫信給楊開慧的母親，悲痛地說：「開慧之死，百身莫贖。」

1982年，在修繕楊開慧故居時，從泥磚縫中發現了一封藏匿了52年的家書手稿。

這是寫給毛澤東的【偶感】：「天陰起朔風，濃寒入肌骨。念茲遠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備？孤眠誰愛護，是否也淒苦？書信不可通，欲問無人語。恨無雙飛翮，飛去見茲人。茲人不得見，惆悵無已時。良朋盡如此，數亦何聊聊。念我遠方人，復及教良朋。心懷長郁郁，何日重相逢。」

對丈夫毛澤東的思念凝聚紙上。而此時毛澤東已經逝世6年多，再也讀不到這封妻子的家書了。

1957年，毛澤東滿懷深情地為已經長眠27載的楊開慧寫下千古絕唱【蝶戀花·答李淑一】：「我失驕楊君失柳，普都輕飏直上重霄九。」

10月下旬，對紅軍念念不忘的蔣介石剛結束中原大戰，就立即部署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一次「圍剿」。

蔣介石調集10萬重兵，采取「長驅直入」、「分進合擊」的戰術，直撲贛南的中央蘇區。毛澤東、朱德指揮紅一方面軍，采取「誘敵深入」的戰術，再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

12月底利用敵人進占龍岡之機，借助龍岡這一狹長谷地對敵發起攻擊，殲滅張輝瓚師九千余人，之後乘勝東進，消滅譚道源師半個師，紅軍突破敵人的包圍圈，迫使敵人收兵。至1931年1月初，徹底粉碎了國民黨軍對紅一方面軍和中央蘇區的第一次「圍剿」。

1月7日，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舉行，未出席的毛澤東再次被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王明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扶持下進入政治局，並取消了瞿秋白、李立三的政治局委員職位。

王明和他的代言人博古這對搭檔，成為繼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之後，中央第四任實際的領導人。此後大權落入留蘇派手中。

這次會議是創業團隊的第四個大坑——以王明為代表的新的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央占據統治地位的開端。這次也是危害最大、時間最長的一次，使中國革命幾乎陷於絕境。

王明成為最高領導人後，往全國各個蘇區，都派了欽差大員。王明將張國燾和陳昌浩派去了鄂豫皖蘇區，顧順章一路護送，返程時在武漢停了下來。

顧順章在武漢勾搭上了一個女人，因為缺錢便跑去表演魔術，結果被叛徒認了出來，於4月24日遭到國民黨特務逮捕，然後迅速叛變。

作為中央特科的主要領導人，顧順章成為了黨的歷史上最危險的叛徒。扳機以及扣動，子彈還要飛一會兒，它將在很大程度上覆寫歷史的行程。

另一邊，王明將項英派到江西，替換朱毛成為中央蘇區的領導人，後又派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組成「三人團」去了中央蘇區。

項英到達中央蘇區後，立即組成蘇區中央局，周恩來任書記，項英代理書記，毛澤東、朱德等九人為委員。撤銷以毛澤東為書記的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建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項英為主席，朱德、毛澤東為副主席。經過這些操作，項英成為了中央蘇區的一把手。

2月上旬，國民黨軍政部部長何應欽奉蔣介石命令抵達南昌，開始組織對紅一方面軍和中央蘇區的第二次「圍剿」。蔣介石調集二十萬重兵，采取「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的戰術，分四路向中央蘇區大舉進攻。

形勢危急之下，毛澤東先是重新獲得了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然後蘇區中央局決定恢復臨時總前委，仍由毛澤東任臨時總前委書記，獲得了軍事指揮權。

經過一段時間後，大家又發現項英的能力不夠領導蘇區中央局，又讓毛澤東代理書記。在被短暫打壓後，毛澤東又恢復了對中央蘇區黨和紅軍的領導。

4月上旬，中央代表團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等到達寧都，全權處理1930年12月由肅反擴大化引起的富田事變，並參加蘇區中央局的領導。

毛澤東在富田事變時沒有剎住肅反擴大化的車，本來項英已經決定不再擴大化，中央代表團一來，不贊同項英的處理，又更加擴大化了。這件事讓毛澤東失去了一部份幹部群眾的支持，他也在後來及時做了反思和糾正。

代表團到了沒多久，毛澤東就和王稼祥進行了深談，詳細敘述紅軍鬥爭歷史及當時爭論的問題，王稼祥理解了毛澤東的主張，在一些問題上開始支持毛澤東。

沒辦法，自己在軍事上的主張沒有多少人支持，為了大局，毛澤東開始嘗試爭取更多人的理解和支持。

面對第二次「圍剿」，蘇區中央局沒有按中央的指示結束中央蘇區，而是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采用「誘敵深入」的方針，集中兵力，先打弱敵，各個殲滅敵人。

在5月的戰鬥中，紅軍十五天內橫掃七百多裏，連續打了五個勝仗，殲敵三萬余人，打破了敵人的第二次「圍剿」。

本以為可以緩口氣，於是毛澤東、朱德分兵發動群眾，組織分田分地，建立工農政權去了。

但只等了二十天，6月21日，蔣介石到南昌召開軍事會議，部署第三次「圍剿」。6月底，國民黨軍總兵力共30萬人，對中央蘇區采取「長驅直入」的戰略開始進攻。

蔣介石的第三次「圍剿」來得實在太快，紅軍根本來不及補充，一直維持在三萬人左右。而對方10萬沒打贏，20萬沒打贏，現在是30萬，真是一點都不講武德。

7月底，毛澤東將所有分散在各個地區發動群眾分田分地的隊伍，全部集結起來，迅速撤退到贛南根據地，行程千裏到達興國縣。

8月中旬，紅一方面軍主力處於被敵軍八個師三麵包圍的不利境地，是三次反「圍剿」以來最艱苦的時刻。毛澤東、朱德用「聲東擊西」戰術脫離險境，讓紅12軍佯動，將國民黨軍主力向東北方向牽引，紅一方面軍主力秘密西返興國縣境內隱蔽休整。

紅12軍采取靈活機動的戰術，將國民黨軍主力拖了半個多月，掩護了紅一方面軍主力的西移和休整。

9月初，國民黨軍在中央蘇區到處亂串，數次撲空，疲憊不堪，士氣沮喪，已無力繼續進攻紅軍。加之當時蔣粵桂軍閥沖突加劇，蔣介石不得不下令退兵。紅一方面軍追上退去的敵軍，還順帶著揍了一頓。

本輪六戰五捷，殲滅國民黨軍三萬余人，打破了敵人對中央蘇區的第三次「圍剿」。

毛澤東及紅軍的打法也逐漸成熟，毛澤東後來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總結說：「等到戰勝敵人的第三次圍剿，於是全部紅軍作戰的原則就形成了。」

中央蘇區也進一步擴大，包括二十一個縣，二百五十萬人口，進入了全盛時期。

9月中旬，由於顧順章的叛變，給組織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壞。當時的總書記向忠發為了偷會情婦被捕，然後迅速叛變，但還是被處死，反而是他的情婦守口如瓶，被周恩來評價：「他的節操還不如一個妓女。」

上海的環境越來越惡劣，王明擔驚受怕不敢再待在上海，竟然跑去了莫斯科擔任駐共產國際代表。由於顧順章對周恩來的習性非常了解，周恩來也被迫離開，前往中央蘇區。在王明的安排下，博古負總責的臨時中央在上海成立。

時年24歲的博古還不是中央委員，由於他堅決擁護和執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一躍成為臨時中央負責人。由此也開始了歷史上的一個特殊時期：王明在莫斯科坐鎮發令，博古在國內貫徹執行。

9月20日，臨時中央釋出由王明起草的決議，要求紅軍擴大蘇區到中心城市。又是要去打大城市！

毛澤東堅決反對，帶領紅軍三次反「圍剿」勝利的他太清楚紅軍和國軍的差距有多大，知道現在的紅軍沒有實力去攻打大城市。

但第三次反「圍剿」勝利後，有不少人膨脹了，都認為紅軍實力足夠了。很多領導人都不理解為什麽毛澤東非要死磕農村，都想去打個大城市。

因為要不要打大城市這個問題，毛澤東跟很多人都發生了爭論。說話直的毛澤東又開始實名反對所有人，自己又變成了少數派。

本想拉攏毛澤東的王明，一看毛澤東壓根不是和自己一路人，並且還有一整套自己的見解和方略，根本不可能對自己服氣。

加上這次激烈的反對，最終讓王明下決心徹底打壓他。

11月1日至5日，中央蘇區第一次黨代會，也就是贛南會議在江西瑞金舉行。會議將毛澤東堅持從實際出發指責為「狹隘的經驗論」，將毛澤東的土地革命政策指責為「富農路線」，將毛澤東的搞法說成「極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開始排擠毛澤東在中央蘇區對黨和紅軍的正確領導。

撤銷了他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和紅一方面軍臨時前委書記、總政委的職務。此時的毛澤東，除了黨內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外，在紅軍沒有任何領導職務了。

由於毛澤東之前在富田事變中，失掉了一部份群眾基礎，因此會議過程中，他幾乎都是在挨批，沒有半點分辨的余地。贛南會議是毛澤東職業生涯中第三次遭受重大打擊，也是他開始進入到人生最低谷最苦悶的階段。

11月7日至20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毛澤東當選為中央臨時政府主席。黨和軍隊的領導權被剝奪，安排了這個虛職，但是「毛主席」的稱呼由此而來，成為歷史上舉足輕重的一個象征，直到今天仍然能喚起我們心中最親切的那份情感。

12月底，蘇區中央局書記周恩來，從上海到達中央蘇區首府瑞金，成為中央蘇區最高領導人。

1932年1月上旬，臨時中央要求紅軍奪取中心城市，首取贛州，再奪南昌，解放江西省。蘇區中央局開會，討論打贛州的問題。

毛澤東站起來：我反對！堅決反對！一群人都望著他，我們開會談論怎麽打，不是討論打不打。

毛澤東則苦口婆心地解釋說贛州易守難攻，附近還有援軍，如果久攻不下，就會被圍住。蘇區中央局多數人同意攻打贛州，直接無視了毛澤東的反對。

過了幾天，毛澤東主持蘇區中央局會議，分析九一八事變後的全國形勢。認為日本帝國主義滅亡中國的大舉侵入，勢必引起全國人民的抗日高潮，國內格局將發生變化，打贛州可以緩一緩看情況再定。

顧作霖等人一聽也火了：你還有完沒完！日本占領東北主要是為了進攻蘇聯，我們必須提出武裝保衛蘇聯，你這就是典型的右傾機會主義。

毛澤東徹底無語了，加上大家的指責和不理解，他也疲倦了。會後不久，毛澤東向蘇區中央局請病假，去了瑞金城郊東華山一間古廟休養。

3月初，紅軍已經攻打了贛州二十多天，傷亡慘重，但是還看不到攻下這個城市的希望。敵人的援軍很快就趕來了，紅軍立刻陷入了被前後夾擊之中，變得十分危險。這個結果完全被毛澤東說中，真是啪啪打臉啊。

沒辦法，大家又讓項英去請毛澤東回來幫忙。偉人就是偉人，業務能力始終線上，能在關鍵的時候力挽狂瀾。毛澤東冒雨回到瑞金，提出大膽啟用預備隊紅五軍團，以解紅三軍團之圍。

紅五軍團是一支新軍，是剛剛從國民黨陣營起義過來的部隊，項英等人對其還不夠信任，但最終還是按照毛澤東的建議辦。紅五軍團接到命令，趕赴前線，猶如猛虎下山，壓制住了敵人的氣焰，成功掩護紅三軍團脫離險境。

解了贛州之圍後，毛澤東又看出了敵人的破綻，建議東進閩西。毛澤東以政府主席的身份隨紅一軍團行動，以獨特的戰略眼光帶著軍團長林彪、政委聶榮臻接連攻克上杭、龍巖和重鎮漳州。

聶榮臻後來回憶說：「打贛州，毛主席不主張打，結果打不下，吃了個大苦頭；打漳州，毛主席建議打，結果打下了，吃了個甜頭。兩者相距僅僅一個多月。」

毛澤東打了這些勝仗，但是最後還被批評說執行中央攻打贛州的方針不堅決。

1932年是毛澤東挨批挨得最慘的一年，被領導同事批得體無完膚，也是他硬剛留蘇派的極左中央最猛的一年。

5月3日，毛澤東在給蘇區中央局復電時明確表示：「中央的政治估量和軍事戰略，完全是錯誤的。」

5月11日，蘇區中央局開會討論，否定和批評毛澤東的意見，同意和接受臨時中央的指示和批評，說毛澤東犯了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

5月20日，臨時中央來信，信中指名道姓地批評毛澤東，說：「澤東及其他純粹防禦路線的擁護者們的消極態度，將削弱我們的防禦力量，不能擴大和鞏固蘇區」，「是當前極大的危險」。

可以看出雙方的爭論已經達到空前激烈的程度。期間在周恩來的力挺下，毛澤東於8月重新擔任了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和朱德一起率部打了不少勝仗。

終於在10月3日至8日，蘇區中央局遵照臨時中央的指令，在江西寧都召開全體會議，要徹底解決毛澤東等人拒不執行中央戰略方針的問題，史稱「寧都會議」。

會議上多數人對毛澤東進行了批評，指責毛澤東對奪取中心城市方針消極怠工。在討論是留毛澤東在前方指揮軍事還是到後方做政府工作時，留蘇派的代表之一王稼祥站出來力排眾議，為毛澤東辯護，支持毛澤東繼續留任前方指揮軍事。

他的舉動驚呆了所有人，也包括了毛澤東。

因為他和毛澤東的幾次交談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毛澤東同我在中國和俄國所遇見的領導人不相同，他是獨特的，他所說的道理，既是那樣的簡單明了，又是那樣的新鮮和有說服力。」

這個階段的毛澤東還在困惑：「我的意見都是對的，為什麽大家就是不支持我呢？」王稼祥態度的轉變，讓毛澤東慢慢意識到了癥結所在。

沒過多久，臨時中央正式決定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由周恩來兼任，毛澤東回後方去主持政府工作，他僅剩的一點軍權也被解除了。從此，他離開紅軍領導崗位長達兩年多時間，在中央和紅軍的重要決策上，都失去了發言權。

寧都會議後，毛澤東請病假到福建長汀福音醫院休養。他還對前來送別的周恩來表示：「前方需要我的時候，打個招呼我就來。」

10月中下旬，在長汀福音醫院，毛澤東遇到了福建省委書記羅明，二人有過長談。羅明出院後，按照毛澤東的主張，用遊擊理論機動靈活地打擊敵人，閩西蘇區形勢迅速好轉。

1933年1月下旬，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從上海進入中央蘇區。因為顧順章叛變，上海的組織被破壞殆盡，待不下去了。

現在我們可以看下顧順章叛變對歷史行程的影響。

本來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這個創業團隊是要立足於城市、致力於工人運動的，怎麽可能跑到農村山溝溝裏去，更不可能將重點轉移到農民身上。就是因為顧順章，搞得城市裏的組織元氣大傷，最終被迫從城市走向了農村。

博古一行路過長汀時，有人建議他去看望一下正在那裏養病的毛澤東，這位26歲的負責人說：「小毛，有什麽好看的！」而此時的毛澤東已經40歲了。

前來迎接的羅明想跟博古匯報了一下遊擊理論帶來的成果，不料正好撞到了槍口上，被博古扣上了一個「羅明路線」的大帽子，成了臨時中央再次打擊、孤立毛澤東的活靶子。

2月至3月，蔣介石調集30個師的兵力，分三路向中央蘇區發動第四次「圍剿」。

紅軍在周恩來和朱德的指揮下，根據毛澤東積極防禦的戰略思想，采取聲東擊西，大兵團伏擊，集中優勢兵力，堅決圍殲的作戰方針，消滅敵人三個師，取得了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

沒有毛澤東，紅軍也能打勝仗，這又給了留蘇派一個打壓毛澤東的理由。此時，毛澤東也結束休養，被召回瑞金。

陳毅在1930年就曾對毛澤東預言：「中央每派來一個人，都會掀起來一個風浪。將來中央搬來了，恐怕你就要走黴運了。」果不其然，活靶子有了，理由有了，那就開搞！

臨時中央全面推行進攻路線，清除毛澤東積極防禦路線的影響，打擊執行毛澤東正確主張的幹部，開展了反「羅明路線」的鬥爭。

2月15日，撤銷羅明的福建省委書記職務。3月下旬，召開會議指責鄧小平等執行所謂純粹的防禦路線，開始反對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古柏為代表的所謂「江西羅明路線」的鬥爭。4月，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古柏分別被派往農村或撤銷職務。

很多人都被牽扯進去，一時間風向徹底變了。

毛澤東在談起這段歷史時不無感慨地說：「我這個菩薩，過去還靈，後頭就不靈了。他們把我這個木菩薩浸到糞坑裏，再拿出來，搞得臭得很。那時候，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我的任務是吃飯、睡覺和拉屎。還好，我的腦袋沒有被砍掉。」

而此刻的毛澤東，正在經歷他一生中最為痛苦的時刻。身邊的親人、朋友、支持他的幹部，相繼被打倒。

與此同時，他又得知自己和楊開慧的三個孩子的情況：小兒子毛岸龍已經因為生病得不到醫治死了，另外兩個孩子則下落不明。

然而這還不夠，毛澤東最痛心的是，他清楚的看到蘇區正在走向崩潰，在不久的將來無數的紅軍戰士會在錯誤路線的指引下，倒在敵人的槍下作無謂的犧牲。

他知道該怎麽挽救，可是他卻無能為力。現在已經沒有多少人相信他，也沒有多少人敢相信他。

6月上旬，毛澤東出席臨時中央會議，感到委屈和不平的他對前次寧都會議提出批評，對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對待提出申訴。博古重申前次寧都會議是對的，沒有第一次寧都會議，就沒有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

萬幸的是，由於毛澤東的名字和事跡經常出現在給莫斯科的匯報材料裏，所作出的成績和產生的影響漸漸被莫斯科重視。

終於共產國際在3月致電臨時中央，提出對毛澤東必須采取盡量忍讓的態度和運用同誌式的影響，使他完全有可能在中央領導下做負責工作。

在年底醞釀六屆五中全會政治局人選時，博古原本想將毛澤東的政治局候補委員拿掉，莫斯科卻直接將其提升為政治局委員。

如果沒有共產國際的這個態度，在那個殘酷鬥爭的年代，毛澤東恐怕就不止是被邊緣化而已了。也正是因為這個態度，毛澤東才能蟄伏起來等待機會。

八 蛻變

1933年9月，蔣介石調集五十萬大軍對中央蘇區發動第五次「圍剿」。被打出經驗學聰明的老蔣，花樣開始翻新。

在第五次圍剿中，所采用的戰略戰術與前四次有了本質上的不同。他一改前幾次圍剿中常犯的急躁冒進錯誤，采用持久戰和「堡壘主義」的新戰略，強調穩紮穩打，層層推進。

對手在反思在進步，我方的主要人物李德也閃亮登場。

李德畢業於莫斯科伏龍芝軍事學院，也於9月被共產國際東方部派來瑞金。博古聘他為軍事顧問，在博古的支持下，李德實際上掌握了軍事指揮權。

誰也沒想到李德會是那種又菜又愛玩的人，靠著一系列錯誤的方針和戰略戰術，差點把紅軍搞團滅了。

而在李德到來之前，更菜的博古和項英在6月搞了個「兩個拳頭打敵人」、「紅軍分離作戰」的戰略，妄想在兩個戰略方向上同時取勝。

到8月中旬，在第五次圍剿還沒有開始之前，紅一方面軍就被強行一分為二：以彭德懷的紅三軍團為主力，組成東方軍深入福建一帶作戰，力圖擴大根據地。同時以林彪紅一軍團為主力，組建中央軍，防守於蘇區的北大門。

這就是典型的外行領導拍腦袋瞎搞，這樣分兵無疑是犯了兵家大忌。

最終四處亂打一氣，雖然也取得了一些局部的勝利，但紅軍自身損失嚴重，關鍵是根本看不出有任何戰略意義，反而丟掉了大量為反「圍剿」做準備的寶貴時間。

所以，當敵人準備就緒開始大規模進攻時，紅軍完全陷於被動，倉促應戰，後果如何可想而知！

雙方就在這樣一個對比的狀況下，戰鬥在黎川打響了。

9月28日國民黨軍占領黎川。博古、李德一看黎川丟了，急忙命令紅軍主力北上應急。接著博古、李德又命令紅軍向敵人堅固陣地進攻，結果連戰不利。

到11月中旬，紅軍連續作戰近兩個月，不僅沒有能打敗敵人，反而因輾轉於敵人的堡壘和主力之間，遭到很大的損失，陷於被動地位。

紅軍在北線的猛烈進攻失敗後，博古、李德又馬上轉為消極防禦。

李德軍校也沒有白上，想出了一個「短促突擊」的戰術，也就是在敵人堡壘外的近距離或從堡壘間隙中去尋求運動戰，當敵人一出堡壘，則由埋伏在側翼的紅軍主力，實行短距離的突擊，消滅移動中的敵軍。

但是他沒有看到雙方的實力差距，不肯放棄一城一池，最終還是打成了堡壘對堡壘、陣地對陣地的消耗戰。

就在這個時候，發生了參加「圍剿」紅軍的國民黨第十九路軍公開宣布抗日反蔣，在東方戰線掉轉槍口向蔣介石反戈一擊的福建事變。蔣介石迅速從圍剿蘇區前線抽調部隊入閩，討伐第十九路軍。

對於這個有利的時機，毛澤東立刻向臨時中央建議，以紅軍主力突破敵人的圍攻，打到包圍圈外線去，並援助第十九路軍。

但是博古和李德害怕遺失根據地，拒絕采納毛澤東的建議。以至於紅軍未能主動及時地援助第十九路軍，第十九路軍很快被蔣介石的軍隊擊敗，錯失了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的有利戰機。

1934年4月中旬，蔣介石集中十一個師進攻廣昌，企圖從北面開啟中央蘇區的大門。

被迫休養的毛澤東，眼看著博古、李德這二位爺瞎折騰，家底就快被敗光了。心裏是又氣又急，思考著挽救紅軍的策略。

這一次，他深知原來贏得四次反「圍剿」勝利的「誘敵深入、殲敵弱部」的策略已經不適用了，因為想要把敵人誘進根據地裏來打是不可能的了。所以紅軍要放棄蘇區根據地，集中優勢兵力，避開敵人堡壘，打到外線去，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

於是毛澤東也顧不了自己的處境，再次向臨時中央提建議：向湖南中部進軍，以調動江西敵人到湖南而消滅之，再返回江西南部、福建西部。這劍走偏鋒的一招，也許是唯一可能打破第五次「圍剿」的辦法。

不出意外，毛澤東的建議，又被否了。

4月28日，廣昌失守。由於李德堅持紅軍同敵人進行陣地戰，致使不但廣昌失守，而且造成紅軍的重大傷亡。廣昌失守後，根據地縮小，軍力、民力和物力消耗巨大，紅軍已經很難取得第五次反「圍剿」的勝利了。

廣昌戰鬥結束後，彭德懷痛斥李德：「中央蘇區從1927年開創到現在快8年了，一、三軍團活動到現在，也有6年了，可見創造根據地之不易。你們真是‘崽賣爺田心不痛’啊！」

毛澤東是少數派，多數人一開始並沒有覺得博古、李德的搞法有多大問題，都認為按照老師蘇聯的那一套成功經驗來，應該沒什麽問題。直到第五次反「圍剿」過程中，損失越來越大，希望越來越渺茫，大家才逐漸反應過來，再這樣搞下去，就徹底完蛋了。

5月，鑒於廣昌失守後，國民黨軍日漸逼近中央蘇區腹地，紅軍內線作戰已十分困難，中央開會決定將紅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實行戰略轉移。並成立由博古、李德和周恩來組成的最高「三人團」，秘密籌劃戰略轉移。

7月，國民黨軍以三十一個師的兵力，從六個方向向中央蘇區的中心地帶發動全面進攻。

這個時候博古、李德又加了一把火，采取「六路分兵」、「全線抵禦」的軍事戰略，同優勢敵人拼消耗，企圖在各條戰線上同時阻擋敵人，結果任何一路都未能阻止敵人前進，反而使紅軍和蘇區遭受更加重大的損失。

至此，中央蘇區的東線和北線都被敵人突破，西線和南線也形勢危急，打破第五次「圍剿」的希望已經斷絕，僅剩下戰略轉移一條路。舉世聞名的長征即將開始。

9月，毛澤東在於都得了惡性瘧疾，病得非常重，經過紅軍醫院院長傅連璋的精心治療，直到病後第八天才能起床。長征開始的時候，毛澤東身體還沒有痊愈。

10月上旬，中央決定項英和陳毅留下來，領導留在中央蘇區的一萬六千余人堅持鬥爭。關於誰走誰留，是最高「三人團」決定的，尤其是博古。陳毅是因為受了傷，走不了路，所以就留了下來。項英則是主動要求留下組織抵抗。

博古沒有讓毛澤東留下來，應該是想帶在自己身邊好掌控些，而且共產國際也不同意。

10月10日，中央和紅一方面軍改稱的中央紅軍共8.6萬人，開始從瑞金等地出發，被迫實行戰略大轉移，長征正式開始。

在轉移出發前，得知張聞天對最高「三人團」將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等政治局成員分散到各軍團去有意見，毛澤東立即向中央提議，轉移時將他們安排在一起，最高「三人團」采納了這個意見。

此時的毛澤東在歷經三年多的痛苦煎熬後，逐漸蛻變，逐漸成熟。再也不是只會說「我的意見都是對的」，然後實名反對所有人。他開始意識到了團結大多數人的重要性。

本來張聞天是博古的校友加老鄉，也曾和博古一起狠狠地批判過毛澤東。因為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張聞天與博古、李德產生分歧，開始被邊緣化。

他對博古左傾錯誤的不滿，在同毛澤東閑談時說了出來。有了共同的吐槽物件，二人迅速接近起來。毛澤東不計前嫌，和他聊文學、談思想，兩人共鳴點越來越多。

後來王稼祥又加入了進來，長征路上三人一邊走一邊吐槽，每天聊時局、談政治、說軍事聊得火熱，形成了一個被稱為中央隊的「三人團」，這個「三人團」對後面遵義會議的勝利召開，是功不可沒的。

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張聞天和王稼祥逐漸發現，毛澤東的能力，遠不是博古、李德以及他們所能比得，只有毛澤東才能解救眼下的危局。

10月25日，中央紅軍經過戰鬥，全部透過國民黨軍設定的第一道封鎖線。

11月8日，中央紅軍透過由粵軍設定的第二道封鎖線，進入湘南地區。

11月15日，中央紅軍透過國民黨軍設定的第三道封鎖線，進入瀟水、湘江地區。

11月25日，為突破敵人第四道封鎖線，湘江之戰爆發。因紅軍隊伍拉得過長，輜重過多，行動緩慢，大部隊尚未過江，便遭到優勢敵軍的攔擊，與國民黨軍發生激戰，部份部隊被敵軍截斷，損失慘重。

12月1日，中央紅軍除紅五軍團部份被阻於湘江東岸外，全部渡過湘江，已由出發時的八萬余人銳減為三萬余人。湘江之戰後，兩岸紅成一片，「三年不飲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魚」。

這個時候，所有人都意識到，再這樣下去紅軍真的就要完蛋了，現在是生死存亡的時刻了。再也不能讓博古、李德這兩哥們繼續瞎折騰了。

12月11日，紅軍攻占湖南省通道縣，中央開了個緊急會議，討論紅軍行動方向。博古、李德想到湘西去找賀龍，與紅二、六軍團會合。

毛澤東堅決不同意，敵人在前往湘西的路上張開口袋等著呢，到湘西是死路一條，只有向西，去敵人防禦薄弱的貴州。張聞天和王稼祥舉手同意，朱德和周恩來也同意，博古沒辦法只能同意西進貴州。

會後李德可能覺得臉上掛不住，仍固執己見，還要轉頭去湘西。

12月15日紅軍占領貴州黎平，中央再次召開特別會議，毛澤東建議還是西進貴州，在貴州四川一帶建立新的根據地。然後大家再找個地方開個會，徹底討論解決最近一年的經驗教訓。

王稼祥、張聞天、周恩來、朱德繼續同意毛澤東的意見，博古和李德極度不爽，但也只能少數服從多數。毛澤東心裏估計很溫暖，因為被多數人支持的感覺他很久沒有體會到了。

黎平會議之後，紅軍繼續向黔北進發，12月底紅軍占領了貴州甕安縣猴場鎮，博古、李德非常頭鐵，繼續反對紅軍在川黔建立新的根據地，他們再次要求轉入湘西，在湘西建立根據地。

沒辦法，周恩來再次召集大家開會，於1934年12月31至1935年1月1日淩晨召開了猴場會議。

這次會議徹底定調，不去湘西，到敵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去建立根據地。並且終於剝奪了李德、博古的軍事指揮權，會議規定作戰計劃必須得到多數人的同意才能實施，他們不能再臨時瞎指揮。

1月7日，紅一軍團襲占遵義城，而國民黨中央軍薛嶽部前一天乘機占了貴陽。

貴州老大王家烈此刻的內心是崩潰的：貴州就這兩個拿得出手的城市，全丟了。紅軍還把我當弱雞，我居然成了「敵人力量最薄弱的地方」，欲哭無淚啊！

1月15-17日，遵義會議召開。由於博古還是總負責人，會議還是交給他主持。

他首先在會上作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報告，不過博古還是一如既往的嘴硬，不知悔改。報告極力為自己辯護，說失敗不是自己無能，是敵人太過強大太多狡猾。

接著周恩來就做了關於軍事的副報告，表示第五次反「圍剿」的失利主要是軍事戰略失誤，並主動進行了自我批評。這已經在含蓄地批評博古領導無方了。

第三個發言的是張聞天，直接懟博古、李德瞎指揮問題。說的是反對左傾錯誤軍事路線，完全是針對博古的，直接否定博古的領導地位。

最後，毛澤東壓軸出場。他沒有再像以前一樣情緒化，而是心平氣和地說了足足一個小時。他羅列了軍事指揮的失誤：進攻時的冒險主義，防禦時的保守主義和撤退時的逃跑主義。

指出所有同誌都是好同誌，搞成今天這個樣子，完全是軍事指揮也就是李德所導致的，是軍事路線問題。他要團結所有人，包括博古。

王稼祥、朱德、劉少奇等也相繼發言，不同意博古的總結報告，同意毛澤東、張聞天提出的意見。

會議重新肯定了毛澤東根據戰爭實踐經驗總結出來的一系列正確的戰略戰術。取消三人團，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決定仍由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周恩來為軍事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會議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並成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央的統治，從這以後，毛澤東實際上在黨內、軍內開始起著主要的決定性作用。

我們的歷史教材這樣評價遵義會議：「在極端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遵義會議，對於毛澤東個人來說，是一次蛻變，是他真正走向成熟的標誌。

在此之前，毛澤東業務能力強，但脾氣有點差，根本沒有團結大多數人的意識。他總是說「我的意見都是對的」，並且一味反對他人，不怎麽溝通，很容易就把自己搞成了少數派。

遵義會議後的毛澤東，完全收斂了自己過去直來直去的鋒芒，除了業務能力，最重要的是學會了溝通，徹底掌握了團結多數人的智慧，在處理事情上更加有策略。

賀子珍回憶說：「遵義會議後，毛澤東對我感嘆地講，辦什麽事情都要有個大多數啊！」

不過遵義會議後的毛澤東，馬上將面臨新的質疑和挑戰。

貴州這地方實在太窮，不適合做根據地，中央決定北上到四川和紅四方面軍會合。

川軍一聽很緊張，拼盡全力阻止紅軍入川，和紅軍在赤水縣的土城展開激戰。結果準備拿川軍打復出表演賽的毛澤東，因為錯誤情報誤判而導致失敗。

毛澤東緩了緩神，在地圖前沈思良久，便在隨後的三個多月時間裏連續下了好幾次「神之一手」，硬是把死棋走活了，將指揮藝術發揮到極致，完成天才的四渡赤水。

三萬紅軍從幾十萬敵軍鐵桶般的包圍中脫身而去，從此以後，國民黨軍再也沒有對紅軍形成過包圍之勢。

在二渡赤水之後，老問題又就來了。由於對毛澤東戰略眼光的不理解，加之局面稍有好轉，林彪等建議攻打「打鼓新場」，沒錯，就這個地名，現在叫金沙縣。

面對林彪的作戰計劃，大家都支持林彪的方案，只有毛澤東堅決反對。一舉手投票，毛澤東又淪為了少數派。

這時的毛澤東再也不會脾氣來了就撂挑子不幹，他心急如焚，半夜提著馬燈找到周恩來，詳細解釋反復溝通，終於說服了周恩來。

然後又一起找朱德解釋溝通。第二天開會和周恩來、朱德一起說服了大家放棄打金沙，又團結了大多數人做正確的選擇。

經此一事後，大家發現打仗決策不能舉手表決，要讓內行來指揮。便成立了由周恩來、王稼祥、毛澤東組成的「三人團」，統一指揮紅軍的行動，實際上都聽毛澤東的。毛澤東成為了紅軍的最高負責人。

四渡赤水後，毛澤東用實實在在的成績證明了自己，贏得了大多數人的認可和支持。因為大家發現，凡是不聽毛澤東的意見，就會被啪啪打臉，他說的事情，很少錯。

這裏有個問題，毛澤東本來應該是不懂軍事的，之前講過，他沒有看過兵法，沒有讀過軍校，甚至沒怎麽拿過槍。為什麽帶兵打仗這麽厲害，軍事指揮藝術造詣這麽高呢？

我個人覺得有三點原因，一是善於總結，二是宏觀視角，三是實事求是。

毛澤東並不是一開始就戰無不勝，也是吃了不少敗仗，但他每次打完仗，都會帶著大家總結經驗教訓，後面也真的會改進。行業專家就是這麽來的，不僅只有大量的經歷，還要認真的總結。

毛澤東打仗最開掛，也是和其他人最大的區別，是第二點宏觀視角。他打仗首先是戰略家，其次才是軍事家，不是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用宏觀的視角，跳出戰爭看戰爭。先結合政治、經濟、資源、交通等一起做戰略判斷，再想具體怎麽打。

幾次反「圍剿」面對數倍甚至十幾倍的敵人，他可以做到內心不慌。因為他知道敵人不是鐵板一塊，地方軍閥各自為政，只想保存實力，不想當炮灰。中央軍和地方軍之間也難以協調。他們中間的矛盾縫隙就是紅軍的生存空間。

具體到怎麽打，就是第三點實事求是。因為敵我實力懸殊，只有打遊擊戰、運動戰，而不是打陣地戰、消耗戰。專挑弱的打，不和強的硬拼，殲滅敵人有生力量，不在意一城一池的得失，慢慢壯大自己。

這時的毛澤東，業務能力服眾，善於溝通，團結大多數人，已經全面走向成熟。

幾個月後，毛澤東面對張國燾的挑戰，面對紅一、四方面軍的分裂，經歷了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他仍然團結大多數人，克服了這次危機。

幾年以後，毛澤東再次面對王明的挑戰，他仍然團結大多數人，在王稼祥、任弼時、陳雲等的影響下，共產國際在1938年10月的六屆六中全會上確定了毛澤東的領袖地位。

可是，作為共產國際的下級支部，莫斯科仍然可以隨時替換黨的負責人，我們還是要被牽著鼻子走，無法走獨立自主的道路。

毛澤東仍然團結大多數人，在1941年蘇德戰爭之際，明確拒絕了讓我們出兵牽制東線日軍的無理要求。並利用蘇聯無暇東顧的機會，在延安開展整風運動，徹底清除了莫斯科的影響。

1943年5月，由於國際形勢等影響，共產國際公布解散。從此，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再未動搖過。

現在讓我們來總結一下1935年以前的毛澤東：

他是湖南的一個農家子弟，跟其他農村娃不一樣的是，他從小喜歡讀書。也因為讀書讓他有了初步的思考和誌向，從而不甘於父親對自己人生的安排。1910年看到忍饑挨餓的老百姓被鎮壓，讓他深受震撼，內心種下了一顆想要拯救蒼生的種子。

經過爭取，1910年他去了湘鄉縣的東山小學堂繼續求學。隨後又來到長沙，讀過幾個學校，當過兵，在省圖書館自學過，最終考入湖南一師。在這裏，他在文學、思想、社會經驗等各個維度迅速成長，並遇到了生命中的貴人楊昌濟。早期他的人生走到這一步，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愛讀書。

一師畢業後，楊昌濟帶著他跨越幾個段位，到北京直接接觸上當時最頂尖的文化圈層。他沒有選擇去留學，而是在回去和湖南軍閥死磕的過程中成長為大V和優秀青年代表。最終在1921年加入了古今中外最厲害的創業團隊。

這個創業團隊的天使輪融資來自蘇聯的共產國際，於是這個創業團隊什麽都學習蘇聯，也什麽都聽蘇聯的。蘇聯撮合了他們和國民黨的合作。

加入團隊後的前幾年，他做了大量學生、工人和農民運動的工作，還在國民黨那最高當上了宣傳部長，輾轉了長沙、上海、廣州、武漢等幾個大城市。最終他發現中國的問題在城市裏解決不了，要徹底改天換地，根子在農村。

1927年國民黨翻臉，他提出「槍桿子裏出政權」，然後一頭紮進農村。領導秋收起義後上了井岡山，後來又到閩西，最終建立起中央蘇區。

他提出農村包圍城市，提出遊擊戰略，但這與中央學習蘇聯的城市+進攻戰略不符合。而此刻的他心氣高、性子直、脾氣大，還不怎麽考慮別人的感受，把自己整成了少數派，和中央的矛盾也越來越大。

敵人先後搞了四次「進剿」、三次兩省「會剿」、兩次三省「會剿」、五次「圍剿」，他在和敵人鬥爭的過程中逐漸形成自己成熟的軍事思想。

另外他還得想辦法應付前後幾批中央代表，最終，中央自己下場搬到蘇區，開始對他狠狠打壓。他也因此迎來了1931年至1934年的至暗階段。

中央的留蘇派們又菜又愛玩，但是初創公司業務不成熟，沒有業務拓展能力光玩辦公室政治肯定不行啊，很快公司就被折騰得快跨了。

在第五次反「圍剿」及長征初期，敵人的兇殘教育了這個年輕的創業團隊和它的領導者們，用槍炮告訴了他們什麽叫做「實事求是」。大家終於明白，靠生搬硬套蘇聯那一套在中國是行不通的。

危急時刻，痛苦中煎熬的他完成蛻變，明白了團結大多數人的重要性，終於在1935年初的遵義會議上厚積薄發，撥轉了團隊錯誤的方向，重新開始書寫歷史。

而歷史也在這一刻做出了最終的抉擇！

任何個人和團隊都不是生來就完美的，都需要經過挫折，狠狠地撞幾次南墻，才會醒悟，才會成長。

遵義會議後，他力挽狂瀾，搞定了一個又一個看起來搞不定的困難。在他身邊也逐漸形成了一個真正的團隊，他再也不是孤孤單單的一個人。

他的這個團隊有信仰，有目標，戰略正確，執行力爆表。有這樣的團隊，不管前方有再大的困難，取得勝利都將成為歷史的必然！！！

（終於寫完了，仿佛跟著偉人的腳步一起走過了那段艱難的歲月。隨著自己年齡、閱歷的增長以及感受到了越來越多人生的艱辛，我們對偉人的情感也從幼時空洞的崇拜、到年少時盲目的質疑、最終在長大後發自內心的敬佩他。我寫完這個系列的三篇文章，以此來紀念偉人誕辰13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