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震在地震專家
作出預報的第三天姍姍來遲
對於侯世鈞來說，有一個日子，比1976年7月28日的印象還要深刻。
農村地區的老師和城市裏的不一樣，他們暑假時間短，基本上要到每年的7月底才放暑假，原因是農村老師休農忙假，比如麥收和秋收，都要放假回家勞動。
1976年7月24日這天，唐山地區樂亭縣紅衛中學物理老師侯世鈞，再也無心給學生上課。
他講不下去。
盡管那些物理知識，對於他來說都在腦子裏裝著，根本不用備課，但面對黑板，侯世鈞感覺那是一個黑洞，巨大的吸重力馬上就要把他吸進去。
侯世鈞深吸一口氣，放下手中的粉筆，從講桌的桌鬥裏拿出了一個綠色帆布包，從裏面抻出幾張圖紙，平攤在講桌上。
「同學們，先耽擱大家幾分鐘時間，通報個情況。根據近一段時間，我們學校的地震測報數據，預計今天或明天，我們這裏將發生5級以上破壞性地震，請大家放學後作好準備。」
底下的學生們一臉平靜。
他們知道，他們的侯老師一直在做地震測報，學校裏還有一個地震測報小組，侯老師是組長，而要地震的訊息，在社會上早就傳開了。
「侯老師，確定是這兩天嗎？」一位學生站起來問。
「是的，上面說的這個訊息，我已經向地區地震辦報告了，請大家回去後提醒一下家人。」
下課後，侯世鈞鬼使神差的把這個訊息告訴了一些老師。盡管他知道這麽做違規，他沒有發預報的權利，連他們的校長也沒有。
7月24日平安度過，25日、26日也平靜如水。
7月27日傍晚。放學後，侯世鈞回辦公室坐了一會，就走出了學校大院。
不遠處，太陽還有一桿子高，天空一片明亮。
夏天日照時間長，根本看不出殘陽如雪的味道，但在侯世鈞心裏，卻是百感交集。
他慚愧，紅口白牙說出的話，潑出去的水，卻根本沒一點動靜，等於他對老師和同學們撒了一個彌天大謊，等於他侯世鈞唯恐天下不亂，盡管老師和學生們什麽都沒說。
他著急，他全身的神經就像座鐘的發條，越擰越緊。他感到渾身不適，又不能向誰說。
他不能再釋出類似的訊息了，盡管出發點是為了別人好。
晚上十點多，侯世鈞回到宿舍。他有些無奈，或更確切的說，是力不從心。他想告訴每一個人，大地震馬上就要來了，但即使他再次這麽做了，人們還會相信他說的話嗎？
十幾平米的宿舍裏，愛人已哄著孩子睡下。侯世鈞拉開房門，找了根小木棍塞進房門和水泥地面間的縫隙。
門就這樣敞開著，蚊子在蚊帳外嗡嗡亂飛，再加上濕熱的空氣像棉衣一樣包裹著每一寸肌膚，侯世鈞難以入眠，即便過了十二點，也一直迷迷糊糊。
朦朧中，地面剛一抖動，侯世鈞夾起孩子就到了院子裏，妻子也緊跟著跑了出來。
轟的一聲，宿舍山墻倒了下去。
侯世鈞一手夾著孩子，另一只手抱著院子裏的一棵槐樹，和篩糠般的晃動作著對抗。
緊急情況下，地震預報上報兩次
卻依然沒有任何結果
1964年7月，侯世鈞從北京師範學院物理系畢業，同年8月，分配到樂亭縣城關中學（文革期間更名為樂亭紅衛中學），擔任初高中理化教研組長。
紅衛中學是唐山地震辦下設的地震觀測點之一。
從1969年組建地震小組，到唐山大地震發生，近八年的時間裏，地震小組一天觀測三次，即每天的上午八點、中午十二點和下午五點。
每天晚上繪圖、分析，大多數工作都由侯世鈞完成，風雨無阻。
觀測儀器主要有三種：一是地應力儀，二是地磁偏角測量儀和地溫測量儀，三是土地電纜。
1974年年初開始，紅衛中學堅持每天向縣地震辦上報數據。那時，電話機都是手搖的，先搖幾下搖把，接通總機話務員，然後由話務員轉縣地震辦。
給地區地震辦上報的數據是一張表格，三天報一次，采用郵寄方式。
1975年12月，測報數據開始出現異常。
1976年6月，在侯世鈞的提議下，樂亭縣地震辦在縣招待所召開地震會商會議。
會上，侯衛鈞代表紅衛中學作了一個簡要報告，報告提出：「七月中下旬，我區附近將有大於5級的破壞性地震。
時間已過去了一個多月，上面沒有采取任何措施。侯世鈞非常焦急，是繼續向縣地震辦反映情況，還是知難而退？
再三思忖之下，7月16日，侯世鈞給地區地震辦寫了一個簡要匯報，介紹了出現的異常情況，提出：「23日前後，我區附近西南方向將有大於5級的破壞性地震發生。」
7月23日，唐山地震辦來了兩名同誌核實情況。
侯世鈞詳細匯報了各種數據，拿出了測報資料。
開始時，兩名同誌懷疑儀器出了問題，經核實，發現儀器運轉正常，並沒有受到外界幹擾。
其中的一位同誌說：「像這種情況，我們也拿不準，要回去向領導匯報。」
侯世鈞說：「現在異常變化太明顯，今天是23號，就剩下一兩天的時間，太緊迫了。」
那位同誌說：「這個我知道，但我和你一樣，只是個辦事的，只有執行權，沒有決策權。」
侯世鈞說：「我計算了一下，這次地震最低震級6.7級，最高可達7.7級。」
兩位同誌是7月23日下午走的。巧的是，7月23日下午，樂亭縣開始下大雨。
紅衛中學校園裏有一眼地震觀測井。原來，要在水桶上系上三四米長的繩子，才能取到水。那天下午，水位一下子漲了三米多，根本不用再系繩子，拎著桶就能打到。
會不會是因為下雨呢？侯世鈞心想。
這樣的念頭剛一閃過，他臉上就浮現出一絲笑意：要是普通老百姓問出這個問題，還可以理解。作為一名地震測報人員，有這樣的想法太不應該了。
7月24日，仍在下雨。
地電儀器顯示：呈米字形埋在地下的四條地電電纜，有三條把儀表燒壞了。上面仍沒有任何訊息，只能換上新表繼續觀測。
那間擺滿地震儀器的辦公室
早已經人去樓空了
唐山大地震後的1977年，一名記者來到紅衛中學采訪侯世鈞。
侯世鈞將自己掌握的情況和盤托出，記者很高興，也很感激，但臨走前，這位記者卻說：這些東西根本不可能經他手發出去，以青少年科普的角度，可以試上下，但也不一定成功。
後來，真的和這位記者說的一樣，這一頁就這麽翻過去了。
盡管沒能「見報」，侯世鈞和紅衛中學還是「名聲在外」了，一批批人走馬燈似的來來往往，有地球物理所的，有生物所的。
1983年，侯世鈞從教育系統調出。臨走前，他把原來的工作交給一位留校學生。
「你可一定要把這項工作堅持下去啊，」侯世鈞說。
「老師您就放心吧，我一定會幹好的，」學生語氣極其肯定。
侯世鈞心裏很高興，那感覺就像一位轉世佛祖終於找到繼承自己衣缽的弟子一樣。
1989年，侯世鈞回到已更名為樂亭二中的學校，第一件事就是去看原來那間擺滿儀器的屋子。
門緊鎖著，透過滿是塵土的玻璃窗，裏面空空如野。
侯世鈞的「繼承人」也已調走。
侯世鈞後來想：就算學生不調走，他也不可能再搞這些測報了，因為沒有經費了，因為上面也不要求報了，因為，大環境都變了。
群防群測沒有了，專業的地震測報儀器也許更為先進，但，那又如何？
時代的發展像一列疾馳的火車，你要是從一個車站下來，再想追趕它，根本就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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