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發掘了南昌市西漢海昏侯墓園，2015年7月，在劉賀墓主槨室文書檔案庫發現5200余枚簡牘（包含殘斷簡牘），另在主槨室各處發現110枚簽牌（以下簡稱海昏簡牘）[1]。2015年10月，在荊州文物保護中心的指導下，清理保護工作正式展開。簡牘原放置在四個漆笥中，漆笥大部份已腐朽，底部以織物承托，出土時仍可見部份織物與竹編織物的殘片。竹簡放置在三個漆笥內，最小的存簡一組，200余枚，最大的存簡三組，4000余枚，其余1000余枚放置於另一漆笥中。竹簡各卷之間雜有部份木牘（圖一）。公文奏牘被單獨放在一個漆笥內。簡牘出土時保存情況較差。據目前統計，存字完整的簡牘不足什一。2018年3月，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與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啟動簡牘整理工作，經初步判斷，竹簡基本屬於古代書籍，另有500余枚竹簡與昌邑王國、海昏侯國的行政事務和禮儀等有關。木牘60余件，內容除書籍外，另有公文書。簽牌標明隨葬衣、物的內容與數量等。現分類簡述如下。
[1]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南昌市西漢海昏侯墓】，【考古】2016 年第 7 期。
圖一 竹簡出土情況
一、典籍
（一）六藝類
【漢書·藝文誌】著錄的「六藝」類，主要是儒家經典及其訓傳。海昏簡牘中的【詩經】、【禮記】類、祠祝禮儀類、【論語】、【春秋】經傳及【孝經】類等文獻與「六藝」有關。
1.【詩經】
【詩經】現存竹簡1200余枚，三道編繩，容字20～25字，多已殘斷，幾無完簡。簡文內容分為篇目與詩文。篇目簡分欄書寫，多為四欄，約20字。簡文見「■詩三百五扁（篇）」，另有「頌卌扁（篇）」「大雅卅一扁（篇）」「國百六十扁（篇）」（圖二∶1）。據此推算【小雅】應為74篇，與今本【毛詩】篇數一致。唯簡文言「凡千七十六章」，與今本1142章之間存在較大差距。
【雅】【頌】的分組為十篇一組，與今本一致，只是不稱之為「什」而徑稱「某某十篇」，如「鴻鴈十扁（篇）」「清廟十扁（篇）」等。一「組」之內的篇序可能與今本存在差異。【國】的分組則稱「衛十扁（篇）」「秦十扁（篇）」「陳十扁（篇）」等。
簡本【詩經】篇題與今本多數取自首章首句不同，除取首章首句外，尚可見取二章一句、二章二句或三章二句等多種情形，如簡「清人在彭」「有女同行」分別對應今本【鄭風】中【清人】的首章首句、【有女同車】的二章一句，似可推斷簡本分章與今本或有不同[2]。
簡本詩文形式是正文附訓詁。開篇在篇題後有類似詩小序的文字。正文隨文訓詁，並非每字、句均作訓解。每章末尾以小圓點標記章序、句數，如「曰止曰時，築室於茲。茲，此也。●其三，六句」。每篇末尾匯總章數、每章句數後，以小圓點標記總句數和歸納詩旨的文字，如「【匪風】三章，章四句。●凡十二句。刺正（政）」。
簡本用字與今本【毛詩】或有不同，如簡本「維葉崔崔」，今本【周南·葛覃】作「維葉萋萋」[3]。「崔」「萋」二字音近可通假。
詩經學是漢代的顯學，先後有齊、魯、韓三家詩被立為官學，而毛詩則長期在民間傳授。到東漢末年，鄭玄為毛詩作箋，毛詩成為正宗，而三家詩則先後亡佚。安徽阜陽雙古堆西漢汝陰侯墓出土西漢早期的【詩經】殘簡[4]，湖北荊州夏家台墓地出土戰國楚簡【詩經·邶風】[5]，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亦有【詩經】，與【國風】【小雅】部份篇章有關[6]。【漢書·儒林傳】記昌邑王師王式自稱「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7]。王式所學為傳自申公一脈的魯詩。海昏簡牘【詩經】的發現，不僅提供了目前所見存字最多的西漢【詩經】文本，更有可能呈現出漢代魯詩的面貌，為研究漢代詩經學增添了新資料。
[2] 此在簡本篇章符號上亦有反映。
[3] 【十三經註疏·毛詩正義】，第 580 頁，中華書局，2009 年。
[4] 安徽省文物工作隊等【阜陽雙古堆西漢汝陰侯墓發掘簡報】，【文物】1978 年第 8 期；胡平生、韓自強 【阜陽漢簡詩經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
[5] 田勇、王明欽【湖北荊州劉家台與夏家台墓地發現大批戰國墓葬】，【中國文物報】2016 年 4 月 8 日。
[6] 黃德寬 【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概述】，【文物】2017年第 9 期。
[7] 【漢書·儒林傳】，第 3610 頁，中華書局，1962 年。
2. 【禮記】類
【禮記】類文獻現存竹簡約300枚，其中大部份為殘簡。簡背多見斜向劃痕。根據竹簡的形制、容字、文字書體和內容的差異，大致可分為四組。
第一組，四道編繩，完簡約容40字，文字間距較小。內容相當於今本【禮記】的【曲禮上】和【曲禮下】兩篇，目前可識讀的文字涉及其中近30章。簡文連抄不分章，亦無章節符號，但從相鄰兩章的銜接處可以看出「章序」與今本【禮記】一致。其文句和用字大多與今本相同，但也有少量差異，如今本【曲禮上】「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一句[8]，簡本作「大上貴禮，其次務施報」（圖二∶5）。
第二組，三道編繩，完簡容26字。其內容與今本【禮記】相合者有【祭義】【喪服四制】等篇，與今本【大戴禮記】相合者有【曾子疾病】【曾子事父母】等篇[9]，文字與今本差異較大。另外還有一些文句不見於傳世文獻，可能屬於已亡佚的【禮記】類文獻。
第三組，因殘斷過甚，無法推知其形制，但文字書體和間距與第二組相近。內容相當於今本【大戴禮記·保傅】，文字大多與今本相同。
第四組，出土時與【論語】簡混雜在一起，其形制、容字和書體亦與【論語】完全相同，三道編繩，完簡容24字。每章另起一簡抄寫，但不見分章符號。其內容與今本【禮記】相合者首先是【中庸】篇，目前可識讀的文字涉及今本的十余章，文句大多與今本相同。其次是見於今本【禮記·祭義】和【大戴禮記·曾子大孝】的「公明儀問曾子論孝」一段[10]。另外還有少量文句不見於今本大、小戴【禮記】和【論語】，究竟屬於【禮記】佚篇抑或【論語】佚篇尚難確定。
眾所周知，傳世本【禮記】和【大戴禮記】是戰國至西漢早期儒家著作的組譯，漢代多稱為「記」。【漢書·藝文誌】「六藝略」中「禮」類之下著錄有「【記】百三十一篇」[11]，應是劉向、劉歆父子所見【禮記】類文獻的匯總。海昏簡牘中的【禮記】類文獻包括形制、書體各異的多個簡本，還有一些不見於傳世文獻的佚文，似說明【禮記】類文獻直到宣帝時期仍處於「單篇別行」的狀態。另外，上述第四組竹簡中【禮記】類簡與【論語】簡形制和書體完全相同且混雜在一起，說明【禮記】中記錄孔子及其弟子言論的內容與【論語】關系密切甚至存在「交集」。
[8] 【十三經註疏·禮記正義】，第 2664、2665 頁，中華書局，2009 年。
[9] 其中「樂正子春傷其足」一段內容見於今本【禮記·祭義】和【大戴禮記·曾子大孝】。
[10] 此段內容今本【禮記】和【大戴禮記】文字略有不同，簡本文字與今本大、小戴【禮記】皆略有差異。
[11] 【漢書·藝文誌】，第 1709 頁，中華書局，1962 年。
3. 祠祝禮儀類
海昏簡牘中現存100余枚與祝禱、祭祀相關的竹簡，可統稱為祠祝簡。兩道編繩，每簡容28～32字。這類簡的核心內容是向神祝禱，以求福報。簡文形式與目前已知的秦漢祠祝類文獻相似，如先以發語詞「臯」開始，再以「敢謁（某神）」點出求禱物件，繼而是祝辭與許諾。具體祝禱物件有先農、五帝等，尤以五帝為多。祝辭常為四字韻文，祝禱目的有求雨、祈求豐收、延年益壽、子孫蕃昌等，其中以祝禱農事順利者占多數（圖二∶6）。
這類竹簡很可能是海昏侯或昌邑王國祝官實際使用的文本。首先，簡文中多見「臣祝」「祝再拜謝」「祝贊曰」等語，「祝」應即祝官。其次，簡文中的套語與此前所見的秦漢祠祝類實用文獻十分相近。前文已提及的「臯」「敢謁某神」及簡文中多見的「（某神）下廷（庭）次席」等語，均見於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馬禖祝篇、北大秦簡【祠祝之道】等[12]。它們的使用方式、性質應大致相同，只是使用者不同而已。目前尚難確定這些文本是重復使用的文獻，還是不同時期祝禱所用文本的集合。
值得一提的是，簡文中提及的五帝，是與五方、五色等相配伍的「五色帝」。五色帝在先秦文獻中就已出現，漢代國家祭祀中有五帝祭祀，但傳世文獻中並未詳載祭祀細節。明確以五色帝為禱祠物件的文獻，於此應為首見。海昏侯祝官所主持的五色帝祠祭，與漢代國家五帝祭祀的關系，有待進一步考察。
海昏簡牘中另有100余枚記錄行禮儀式的文獻，姑名之為「禮儀簡」。這類竹簡主要記錄特定儀式中參與者站立的位置、進退儀節、主持者的號令等。其內容、措辭與【儀禮】等記載行禮儀節的文獻十分相似。相關竹簡記錄的主體皆稱「王」，應為劉賀做昌邑王時行用的禮儀。
除【儀禮】外，記錄實際行用禮儀的早期文獻十分罕見。這批漢代諸侯王實際使用的禮儀尚屬首次發現，意義重大。這既有助於了解漢代實際行用的禮儀內容，也可一窺這些禮儀與經典文本之間的關系。
[12] 「兕席」，郭永秉改釋為「次席」。參見郭永秉【睡虎地秦簡字詞考釋兩篇】，【古文字與古文獻論 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田天【北大藏秦簡〈祠祝之道〉初探】，【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 科學版）】2015 年第 2 期。
4.【論語】
【論語】現存竹簡500余枚，三道編繩，簡背有斜向劃痕。每簡容24字，每章另起，未見分章符號。通篇抄寫嚴整，不用重文、合文符號，也未見句讀鉤識。書風總體莊重典麗，但存在變化，似非出於同一書手。因保存狀況不佳，完簡極少，目前可釋讀的文字約為今本【論語】的三分之一。
各篇首簡凡保存較為完整者，背面皆有篇題，目前可見「雍也」「子路」「堯」（對應今本【堯曰】）和「智道」，均是在背面靠近上端的位置刮去一段竹青後題寫，由此推測，此簡本【論語】原是每篇獨立成卷（圖二∶3）。現存文字較多的篇有【公冶長】【雍也】【先進】【子路】【憲問】等，而對應今本【鄉黨】【微子】【子張】篇的內容則尚未發現，【顏淵】篇是否留存還未能確定。
簡本【論語】與今本有較多差異，用字習慣亦不盡同，如今本的「知」字在此本中皆作「智」，「政」皆作「正」，「能」皆作「耐」，「室」皆作「窒」，「舊」皆作「臼」；今本中表示反問的「焉」，簡本皆作「安」，讀為「歟」的「與」皆作「耶」。此外，今本的「如」，簡本多作「若」，「佞」或作「年」。
這說明，此本的用字經過有意識地整理，似與今本【論語】及其源頭「魯論」屬於不同的系統。最引人註目的是，書中保存有「智（知）道」篇題和一些不見於今本的簡文，表明此本應是【漢書·藝文誌】所載的【齊論】[13]。西漢最重要的【齊論】學者王吉，在劉賀為昌邑王時任其國中尉，承當輔弼，時有諫爭。可以推想，此本應源出於王吉，是【齊論】系統的一個代表性傳本。厘清此本的篇卷、分章結構和文字內容，不僅有助於增進對【論語】含義的了解，更將為【論語】學史的研究提供重要契機。
[13] 楊軍等【西漢海昏侯劉賀墓出土〈論語·知道〉簡初探】，【文物】2016 年第 12 期。
5.【春秋】
【春秋】現存竹簡200余枚，皆殘斷，無一完簡。文字大多模糊不清，無法辨識。目前有文字且可辨識的簡40余枚，其內容多是【春秋】僖公經傳。
簡文有部份內容見於今本【春秋】三傳，但有些內容僅見於【公羊傳】。如簡文「而用師，危不得」，【公羊傳】僖公三十三年夏四月辛巳「君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癸巳，葬晉文公」[14]。【左傳】無此文。【谷梁傳】僖公三十三年夏四月癸巳「葬晉文公。日葬，危不得葬也」[15]。無「而用師」之文。又如簡文「取濟西田。惡取之也？取諸曹」，【公羊傳】僖公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惡乎取之？取之曹也」[16]。【谷梁傳】【左傳】只有「取濟西田」四字。這說明簡文似應出自【公羊傳】。
另需留意的是，簡文與今本【公羊傳】存在較大差異。如簡文「夏，公子遂如楚乞師。乞，卑辭也。曷為外內同之也？重師也」，今本【公羊傳】僖公二十六年作「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乞師者何？卑辭也。曷為以外內同若辭？重師也」[17]，顯然較簡文為詳。又如簡文「使宰周公來聘。宰周公者何也？天子之」（圖二∶8），今本【公羊傳】僖公三十年「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18]，僖公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於葵丘。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為政者也」[19]，簡文前、後兩句，在今本【公羊傳】中分別見於兩處。
[14] 【十三經註疏·春秋公羊傳註疏】， 第 4916 頁，中 華書局，2009 年。
[15] 【十三經註疏·春秋谷梁傳註疏】， 第 5216 頁，中 華書局，2009 年。
[16] 同[14]，第 4913 頁。
[17] 同[14]，第 4907 頁。
[18] 同[14]，第 4913 頁。
[19] 同[14]，第 4890、4891 頁。
6.【孝經】類
【孝經】類文獻現存竹簡600余枚，均殘損嚴重。目前看來，其內容與「孝」的說解和闡釋相關。從文字內容上看，「孝」「親」「兄弟」是高頻詞；從行文結構上看，多處出現一問一答的形式，如「何若則可謂孝？曰：事……」說解闡釋的特點頗為明顯（圖二∶2）。
簡文不止一處提到【孝經】，也有文句近同於【孝經】，如「服美而弗安，聞樂而……」句，應該是參照【孝經·喪親】「服美不安，聞樂不樂」[20]；還有對【孝經】文句作解，如「思可道者，言也；行思可樂者，誌也；德義可尊者，□也」，應是闡釋【孝經·聖治】「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的內容[21]。但還不能說這些簡文皆為對【孝經】的直接說解，即便有對【孝經】的說解，亦非訓解文字而是闡釋其意。
簡文中的個別文句，與河北定州八角廊漢簡【儒家者言】[22]以及甘肅肩水金關漢簡中有關【孝經】的幾條內容[23]有所關聯或重合，可推測它們都屬於西漢時期對「孝」的說解和闡釋。海昏簡牘【孝經】類簡文是迄今出土的此類文獻中最為豐富的，對研究漢代儒家學說有重要意義。
[20] 【十三經註疏·孝經註疏】， 第 5570 頁， 中華書局，2009 年。
[21] 同[20]，第 5554 頁。
[22]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等 【〈儒家者言〉釋 文】，【文物】1981 年第 8 期。
[23] 張英梅【試探〈肩水金關漢簡（三）〉中所見典籍簡及相關問題】，【敦煌研究】2015 年第 4 期。
圖二 竹簡
1.【詩經】簡
2.【孝經】簡
3.【論語】簡
4. 六 博簡
5.【禮記】 簡
6. 祠祝簡
7. 方技簡
8.【春秋】簡
（二）諸子類別
海昏簡牘中有體裁近於「政論」的竹簡50余枚，多數簡保存完好，字跡清晰。兩道編繩，每簡約容32字。簡文主張輕徭薄賦、偃武行文，以仁義治國，反對「毒刑駭法」，橫征暴斂。簡文以周、秦為例，指出周用義治天下，累世六七百歲，而秦以「毒刑駭法，二世而刑亡天下」。這與西漢時期政論文字旨趣相合，思想近於儒家。值得註意的是，簡文中有幾處言及「春秋曰」，但其所引文句並未見於今本【春秋】經傳，尚有待進一步考察。
（三）詩賦類
海昏簡牘中的詩賦類文獻現存竹簡200余枚，完簡不多。經初步釋讀，知有【子虛賦】及可
暫定名為【葬賦】的漢賦。此外，還有一部份歌詩。木牘中亦有詩賦一篇，惜文字漫漶，具體內容有待進一步判斷。
【子虛賦】現存竹簡10余枚，殘損嚴重，目前可釋讀者3枚。文句大多與【史記】【漢書】所引該賦相近，但也有部份詞句不同。海昏簡牘的發現為【子虛賦】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葬賦】現存竹簡20余枚，兩道編繩。保存字數較多的簡15枚，容30余字。簡文中詠嘆生病、下葬、吊唁、哭喪、祭祀等相關事宜，且多次出現「君侯」「侯」及「夫人」字樣，文句表述較為隱晦，其內容是否與「海昏侯」劉賀有關，尚待考察。
簡本【葬賦】【子虛賦】等詩賦，結合銀雀山漢簡【唐勒】、尹灣漢簡【神烏賦】與北大漢簡【反淫】，為深入研究漢賦在西漢中期的發展、演變提供了新資料。簡本歌詩是敦煌漢簡【風雨詩】之後的又一重要發現，為漢樂府「采風」「采詩」的進一步研究提供了契機。
（四）六博
海昏簡牘中見有「六博」棋譜竹簡1000余枚，簡文亦多殘斷，完簡甚少。目前可辨者有兩道編繩，書寫字型三種以上。棋譜除在大的漆笥內集中發現以外，另多見三五枚竹簡散見於【詩經】、【禮記】類、祠祝禮儀類、【春秋】、【論語】、【孝經】類及詩賦、數術、方技等簡冊之間。
【漢書·藝文誌】中並未收錄「棋譜口訣」一類文獻。南朝齊、梁間，阮孝緒【七錄】將【大小博法】【投壺經】【擊壤經】等列入【術伎錄·雜藝部】[24]。【隋書·經籍誌】子部「兵家」類著錄有【雜博戲】【太一博法】【雙博法】【皇博法】【博塞經】【二儀十博經】等博戲類文獻6種10卷[25]。姚振宗以為「賽局、擊壤以謂寓意於兵勢，髣髴其倫，遂取以充兵技巧之數」[26]。
簡文有篇題，惜殘泐。篇題之下記述形式以「青」「白」指代雙方棋子，依序落在相應行棋位置（棋道）之上，根據不同棋局走勢，末尾圓點後均有「青不勝」或「白不勝」的判定（圖二∶4）。簡文所記棋道名稱，可與【西京雜記】所記許博昌所傳「行棋口訣」、尹灣漢簡【博局占】、北大漢簡【六博】等以往所見「六博」類文獻基本對應[27]。
據【西京雜記】言，六博「行棋口訣」在當時「三輔兒童皆誦之」[28]，可見「六博」在漢代盛行的情況，但其規則約在唐代以後失傳。漢晉墓葬中常見六博棋具，包括六博（六根算籌）、博席、博鎮、博局（棋盤）、博棋（棋子）及煢（骰子）等物。漢以降的墓葬還經常出土博局紋鏡、博戲俑，此外畫像石上也時有表現博戲的畫面。過去發現的簡牘文獻，多用六博占蔔。海昏簡牘中的六博棋譜尚屬首次發現，結合既往所見六博棋局實物與影像資料，定會促進漢代宇宙觀念、六博遊戲規則等思想文化與社會生活等方面的研究。
[24] 任莉莉【七錄輯證】，第 392～394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
[25] 【隋書·經籍誌】， 第 1016、1017 頁， 中華書局，1973 年。
[26] （清）姚振宗【隋書經籍誌考證】，【二十五史藝文經籍誌考補萃編】（第 15 卷），第 1353、1354 頁，清華大學出版社，2014 年。
[27] 連雲港市博物館等【尹灣漢墓簡牘】，第 21、125、126 頁，中華書局，1997 年；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伍）】，第 181~21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
[28] （晉）葛洪撰、周天遊校註【西京雜記】，第 204頁，三秦出版社，2006 年。
（五）數術類
海昏簡牘還包含幾種前所未見的數術類
文獻，現存竹簡300余枚。其中有60余枚簡關於陰陽五行、五方五帝，明確提到「五行金木水火土」「東方青龍西方白虎南方朱鳥北方玄武」等，惜簡文殘損嚴重，其性質需要進一步判斷。【易占】類竹簡180余枚，簡文多殘斷，兩道編繩，約容35字。簡文並不直接抄引【易經】卦爻辭，而是利用【易經】作日常吉兇雜占的數術書，似應題為【易占】，而非【易經】。阜陽雙古堆西漢汝陰侯墓出土的所謂【易經】，雖然抄引【易經】，下附占斷多與擇日之術有關，其實也是用於同樣的目的，同樣不應稱為【易經】，而應題為【易占】。
簡文格式通常包括四部份：一是講卦，說明某卦由某個下卦和某個上卦構成，然後用「某卦，某也」開頭，簡單解釋卦義；二是講彖，通常作「某方多少餃，某方多少，幹支」，用於裁斷吉兇；三是註明此卦屬於【易經】上經或下經第多少；四是講擇日，通常作四時孟中季吉兇或某月吉兇，往往還配演禽所屬的動物。此外，另可見簡文以卦象配姓氏。
【易占】之外，另有雜占書100余枚，尚不能確定其書種類。據殘簡識讀，其內容有刑德端令罰與十二時相配占測吉兇，與尹灣漢簡【刑德行時】相近。這些數術類古書的發現與整理，對於深入了解漢代數術之學，以及相關的思想史、科技史、社會史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六）方技類
海昏簡牘中的方技書，大致有「房中」「養生」「醫方」等，現存竹簡約200枚。「房中」在馬王堆帛書【天下至道談】中記述的「八道」之上增加「虛」「實」而成為「十道」。「養生」借「容成氏」之口講「貴人居處安樂飲食」，並可見「●黃帝一」的章題（圖二∶7）。「醫方」可見部份方名，其中有與祛除蠱蟲有關的方法。
海昏簡牘的方技書，是繼馬王堆古醫書、北京大學藏西漢醫書、成都天回漢墓醫簡之後又一批重要的出土醫學文獻，將其與以上醫書進行比較、綜合研究，有助於促進中國早期醫學文獻和醫學史的研究。
二、文書
海昏簡牘中的木牘有近60件為公文書牘，因文字殘甚，多已無法釋讀。其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為海昏侯及夫人分別上書皇帝與皇太後的奏牘，其中可見元康三年至五年（前63~前61年）年號，推測與「朝獻」「秋請」「酎金」諸事有關（圖三）[29]。另一類初步判斷似為朝中關於劉賀本人的議奏或者詔書，惜木牘殘損，需要進一步辨明。文字依稀可辨有「今賀淫」「天子少」「列土封」「乙巳死」和「葬謹議」等。
[29] 王意樂、徐長青【海昏侯劉賀墓出土的奏牘】，【南方文物】2017 年第 1 期。
圖三 木牘
三、簽牌
海昏侯墓中出土簽牌約110枚，均為圓首長方形，多數頂部半圓形部份以墨色塗黑，少數畫成網格狀或畫一橫線表示分隔，上鉆有一孔。其下標識序號，如「第一」「第二」「第十」等，目前所見最大編號為「第百一十」（圖四）。此種特殊形制，可稱作「楬」。類似的木楬也見於西漢時期的長沙望城坡漁陽墓與長沙馬王堆一號墓等[30]。
約半數以上的簽牌正反面皆有文字，多不分欄，每行記述一類物品、數量，所載物品多者分上下兩欄書寫，但未見兩欄以上的形式。極少數簽牌不分欄、不分行，天地頂格書寫物品類別、數量。
所記內容大多為衣物布匹，如「紫丸上衣五」「絹丸上衣四」「黃丸合袍一領」「二幅細地宜子孫被」「筒布復絝一兩」「細練中禪一」「烝栗上衣一領」，也有少部份器物，如「銅刀一」「長安木小盤卅七」等。
[30]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長沙望城坡西漢漁陽墓發掘簡報】，【文物】2010 年第 4 期；湖南省博物館等【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發掘報告】上集，第 112～118 頁，文物出版社，1973 年。
圖四 簽牌
四、價值
綜上所述，僅就目前所知，海昏簡牘的學術價值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墓中所出西漢簡本【詩經】、【禮記】類、【論語】、【孝經】類等儒家經傳，是出土典籍類文獻的一次重大發現，其中的【詩經】【論語】有較明確的師承來源，對於研究儒家學說及其經典的傳布、演變有極高的學術價值，歷代學者爭論不絕的一些疑難問題由此可望解決或得到新的啟示，從而促進有關學術研究的深入。
其次，墓葬時代、墓主身份明確，同墓所出儒家經典、詩賦、數術與方技文獻並重之情形，為了解昭宣時期的思想學術圖景提供了資料，也為漢代諸侯王教育、文學水平、修養以及思
想信仰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契機。以往出土文獻中有關西漢中期王、侯一級文書較為缺乏，海昏簡牘中涉及昌邑王、海昏侯的有關文獻恰可彌補現有記載的不足。首次發現了記載諸侯王、列侯所用具體儀節的資料，更可為西漢歷史特別是有關諸侯王、列侯制度的研究提供新的重要資料。
第三，海昏簡牘數量龐大，為研究古代簡牘書冊的用材、修治、編聯、篇題、標點符號等問題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資料。可推動古代簡牘書冊制度的研究。簡牘書法精美，是研究西漢中期隸書的重要材料，補充了這一時期南方古書寫本資料的不足，必將有助於深化對漢代隸書演變過程的認識。
以上僅是在現有工作基礎上得出的初步認識，隨著全部簡牘的修復、整理工作的進一步開展與在此基礎上的研究，對海昏簡牘的內涵應會有新的發現，對其學術價值也將有更深入的認識。
原文刊於：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 荊州文物保護中心：【江西南昌西漢海昏侯劉賀墓出土簡牘】，【文物】2018年第11期。文章略有增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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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江西考古」微信公眾號編輯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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