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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時，中國首枚原子彈於新疆羅布泊成功試爆，舉世震驚。
這一試爆，也讓中國繼美、蘇、英、法之後，躋身世界核俱樂部會員之一，台北的國民黨當局高層，對於中共核試爆成功的初步反應，普遍夾雜著震驚、不解與悲觀。
10月29日，蔣介石向美國代表萊特坦言，他曾預估中共尚需3至5年時間，才有可能成功研發首枚原子彈，在不久之前的10月5日，他還將此番預測，與當時來訪的美國【時代】雜誌創辦人亨利·魯斯分享。
萊特在拍發回華府的台灣政情觀察報告裏，直言中國核試爆成功對台北當局領導人帶來巨大心理陰影，他擔憂中共擁有核武此一事實，將為台灣甚至整個亞太地區的權力平衡與安全，帶來新的挑戰與沖擊。
1、要不要台灣發展「核武器」？
據萊特稱，當時甚至有部份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如陶希聖等，公然批評美國，認為美國過去數年來對中共核武能力「錯誤」的情報研判，才會讓其盟方對於中共成功試爆原子彈此一訊息，感到如此驚惶失措。
面對中共擁有核武器此一事實，蔣介石在震驚之余，也開始冷靜謀思研發台灣自身的核武能力，根據近年來公開的蔣介石私人日記，與美國解密的外交、軍事與情報檔顯示，台北層峰亟思在核武研發技術上有所突破，幾乎在中共成功試爆首枚原子彈之際，就已開始醞釀。
事實上，自1950年代中期起，美方對於台灣發展「非軍事目的」與「研究」用途的核能科技發展，是持肯定與支持的態度。
1955年7月，台灣駐美「大使」顧維鈞與美政府簽訂「民用原子能合作協定」，由美國官方原子能委員會協助台灣設計與建造一「研究型」核反應爐，並租借濃縮鈾-235，作為未來此一核子反應爐運轉補充之燃料。
1961年12月，在美方技術與資金協助下，位於台灣新竹清華大學的原子科學研究所，完成了全台灣、也是當時全亞洲第一座核子（輕水）反應爐，此裝置利用百分之二十的濃縮鈾-235，於1965年5月起，開始生產14種同位素，供醫學與農工等研究使用。
此外，1964年4月間，來自美國與台灣原生的專家學者也曾集會於台北，宣布籌組一「中美科學合作會」，由雙方合作共同推動台灣的核能研究，時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王世傑，則兼任該組織「主任委員」一職。
甘迺迪總統上台後，他曾下令決策官員著手評估，一旦中共不久後果真成為核武強權，則此一局面將對台灣海峽局勢帶來何種沖擊。
對此，其幕僚曾提出一些可能的因應方案，只不過當時並未有一定論。
1962年3月間，中共首次成功試射東風二型飛彈，未久，美國務院擬妥一新方案，決定與中央情報局及美國新聞總署等相關部門，在情報、外交與宣傳等各方面密切協調，設法努力淡化中共核試爆，對整個國際冷戰局勢以及美國外交政策上所可能帶來的不利沖擊。
冷戰高峰的1960年代初期，除了華府與台北之外，當時對於中共研發核武保持高度關切的，還包括當時已與北京關系出現裂痕的蘇聯。
1963年初，拖了近5年的聯合國禁止核試爆談判，將於該年夏天在莫斯科重新開啟，華府頗思借由美國與英、蘇達成協定並共同簽署【禁止核試爆條約】，迫使北京簽字，借此將中共納入此一多邊條約規範之下。
【禁止核試爆條約】雖然於該年8月5日在莫斯科簽字，並於10月10日正式生效，然北京拒絕被納入成為簽字國之一，頗令華府感到挫折。
2、美國的「亞洲非核化」外交政策
面對中共積極研發核武，台灣與中國大陸一水之隔，其在地緣政治與戰略上所具備的優勢，乃當時國民黨當局推動對外關系可發揮與著力之處。
誠然，當國際間對於中共核武研發行程深諱莫測之際，由台灣空軍U-2「黑貓中隊」於1961年起所秘密執行的對中國大陸空中偵察行動，特別是對中共核武設施地點的情報搜集，屢受華府決策階層高度重視。
兩個月後，時任台灣「國防會議副秘書長」的蔣經國，前往美國存取，與包括甘迺迪總統在內的華府要員會晤溝通，爭取美方支持蔣介石所提軍事反攻大陸的構想。
蔣經國特別指出，台灣方面已經掌握中共原子彈部署與相關核子裝置的確切地理位置，他願意與美方討論利用「適當的」手段與途徑，「移除」或「破壞」中共的核武相關裝置，且台灣將承擔所有政治與「外交」上可能出現的責任與風險，他只要求美方提供技術上的支援。
蔣最後並向邦迪強調，台灣無意升高台海之間的危機，醞釀成另一場世界大戰，但中共核武發展必須能夠被有效嚇阻，以免其成為對西方世界之一巨大威脅。
台美雙方高層是否就「移除」或「破壞」中共境內核武設施，展開進一步磋商，目前尚缺乏史料佐證，然而此刻華府決策圈內，對於美國是否應當與國民黨當局合作。
以較為「激烈」的手段來阻止中共研發核武，抑或是以較為不同的思維與態度，不必對中共即將成為國際核武俱樂部之一員，而表現得太過驚慌疑懼，仍然莫衷一是，未有定論。
一般而言，以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泰勒為首的軍方人士，力主以激烈手段來對付中共核武發展，而國務院外交系統，則堅持美國不必太過於驚擾，並相信北京中央領導人將會有足夠的理智，來處理核武議題。
就在蔣經國訪美兩個多月後，1963年11月22日，甘迺迪總統在德州遭暗殺身亡，副總統強森繼任美國總統。
此後將近一年時間裏，華府決策階層逐漸意識到，以武力手段阻止中共發展核武，已是不切實際，尤有甚者，部份國務院官員開始相信，即便美國與亞洲如台灣等盟友采取激烈手段，摧毀目前所知的中共核設施目標，這是否能夠完全根除中共境內所有已知或未知的其他核裝置，遑論此類行動所必須擔出極高的外交與軍事風險。
因此到了1964年夏天，美政府面對中共不久後成為核武國家，已逐漸朝向建立一個「非核化」亞洲的外交目標來努力。
此一關鍵轉折，似乎也替華府從最初鼓勵台灣發展與研究核能，甚至不反對逐步建立自身核武防衛機制，轉變為日後全力阻止台灣研發核武，埋下一個決策上的伏筆。
3、蔣介石的擔憂和研發原子彈的動力
當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後，蔣介石最擔憂的是，一旦北京決定使用原子彈「解放」台灣，美國是否依然願意信守協防承諾，不惜與中共進行核戰？
雖然在各種場合裏，美方不斷向國民黨當局要員強調將繼續協防台灣的決心，同時極力陳述中共「核試爆成功」與「中共已成為世界核武強權」之間的差距，然而當時包括「總統府秘書長」張群與「中央研究院長」王世傑等在內的台北黨政高層，對美方承諾皆持保留看法。
駐台代表克雷恩於1964年10月24日於台北面見蔣介石之後隔天，亦曾親口告訴蔣經國，美國政府將無意協助台灣「反攻大陸」，或者進行摧毀中共境內核武裝置的計劃，這類訊息都令台北高層深深懷疑美方未來與台灣繼續推動軍事合作的誠意與決心。
此後數年間，國民黨高層對於中共擁有核武器的憂懼，一直未能被驅散；宋美齡於1965年9月間存取華府時，曾不顧外交禮儀，當面要求國務卿臘斯克應「不計代價」，立即行動以摧毀中共境內的核武設施，一時之間頗令接待她的臘斯克與在場官員，感到困窘。
1966年12月，臘斯克應邀存取台北，時任「國防部長」的蔣經國在官邸私宴場合中，毫不保留地表達他對於中共未來利用核武對付台灣的高度優慮，雖然臘斯克向蔣經國再三保證美方對台灣的協防承諾，將不會因為中共擁有核武而改變，但顯然蔣經國與在場的其他台灣要員，都無法被美方此番保證所信服。
不可諱言，1964年秋，台北高層即是在此一充夾雜著緊張、悲觀，憂心台灣未來恐遭核彈攻擊，且無法獲得美國堅定協防承諾此一極端沈重氛圍下，決心加速研發核武能力。
10月21日，中共首次成功核試爆5天後，蔣介石視察當時規劃為日後「反攻大陸」中樞指揮所在地的桃園慈湖賓館新建築，他在日記裏寫道，在聽取相關簡報時，「頗有新感，以原子彈投射工具知識為然」。
翌日，蔣介石整日研究思索台灣發展核武問題：
「上午對原子武器投擲工具問題之研究甚切。…下午剪報，考慮原子武器甚切。晡召見俞大維與鄧昌黎詳論原子彈之中共製造能力與時間問題甚詳」。
從11月初起直到12月為止，蔣更開始研讀【原子戰中指揮原則】，並在日記裏屢屢以摧毀中共原子基地，作為他念茲在茲的首要目標。
在此一思維影響下，許多與台灣核武相關準備與研擬工作，也開始悄悄加快腳步進行。
1965年5月間，中共在新疆進行第二次核試爆，此後不久，在蔣介石指示下，「中山科學研究院」（簡稱「中科院」）的籌備處於桃園龍潭正式成立，由時任「國防部常務次長」的唐君鉑出任籌備處主任，初設核能、火箭、電子三組研究作業組。
與此同時，軍方高層也提出一項【科技軍官十年進修計劃】，準備自該年度起，每年選派50名優秀科技軍官，送往美、歐、日等著名學府進修，首批軍官並於1967年後，陸續學成回到台灣服務。
而除了這些陸續留學歸來的國防科技精英之外，蔣介石也下令相關部門開始推動征召台灣各大學理工系所相關優秀學生人才，進入「中科院」服務，這兩股人才逐漸匯流，成為「中科院」1969年7月1日正式掛牌運作後，台灣研發核武的生力軍。
4、尋求以色列的援助
當蔣介石開始尋求發展台灣核武技術之初，於1960年代初期研制核武頗具成效的以色列，成為他積極尋求技術與經驗轉移的最主要國家。
1963年9月間，奧地利首都維也納召開的國際原子能總署年會上，當時代表台灣出席會議的唐君鉑，曾與以色列政府原子能委員會主席、有以色列「核彈與原子能計劃之父」美譽的柏格曼會晤。
根據唐君鉑本人的回憶，此次初晤面後不久，約在1963年底左右，柏格曼即應邀前來台灣進行秘密存取，並在唐本人陪同下，於日月潭與蔣介石進行3天的促膝密談，向蔣力陳台灣應當復制以色列發展核彈與原子能計劃的經驗與模式，成立專責機構，分設核能、火箭、電子三個研究單位，積極發展包括核武在內的新武器系統。
然而，這5個月期間，蔣介石在其私人日記裏，並無任何有關柏格曼或者唐君鉑的相關線索，當時蔣介石是否真的在台灣見過柏格曼，在何時何地會晤，以及談了些什麽，都成了有待進一步查證的謎團。
即使1963年12月前後蔣介石在其日記裏未曾提及柏格曼，也無法完全排除柏格曼當時確曾秘密前來台灣存取並與蔣晤面的可能性；該年12月31日，蔣在其日記裏的年終「雜錄」裏，曾有如下一段頗不尋常的記載：
「試爆一次核彈之需要科學技術人員人數總共計1775人：化學專家325人，物理專家150人，化學工程師400人，機械工程師350人，電子工程師200人，放射工程師150人，冶金工程師125人，建築工程師75人。」
在當時台灣核武技術尚未真正起步的情況下，此類專業知識的取得，似乎更有可能來自國外的頂尖核武專家。
盡管如此，根據1966年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館，拍發回華府國務院一系列機密電報顯示，1963年之後的數年之間，柏格曼確曾多次應邀訪台進行核能相關專業技術的指導工作，並獲聘成為「中研院」的外籍顧問，備受台北禮遇。
此外，在1964年的8、9月間，蔣介石突然在日記裏多次提及推進國防科技的重要性與迫切性，他還特別寫道武器制造系統之具體計劃、機構之設定、經費預算之提出，以及雷達套用、控制系統與電子中心之建立等重點原則。
這些要點，都與過去柏格曼提供蔣介石研發核武建議的相關論述，不謀而合。
不僅如此，根據美方解密檔案，在柏格曼的居中促成下，「中研院」籌備處所轄之「核能研究所」所長鄭振華與「台電公司」電源開發處處長朱書麟，還曾於1965年12月底，聯袂密赴以色列，參訪位於首都臺拉維夫的索瑞格核能研究中心，與該國頂尖核能專家交流。
鄭振華與朱書麟此次密訪行程，連美國都被蒙在鼓裏；根據該中心主任莫拉格事後向前來緊急查證的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館官員表示，鄭氏等人此行極端機密，甚獲柏格曼禮遇，連他本人擔任該中心主任一職，也都無法完全窺知鄭氏等行蹤。
5、新竹計劃
過去不為人所知的是，此刻台灣為了研發核武以及取得相關技術而努力爭取的合作物件，除了以色列之外，尚有西德。
1966年4月間，美國駐西德大使館向華府報酬，稱台灣正秘密與西德著名的「西門子」公司，洽談購買一座核子反應爐，美國在當地的外交官並獲悉，西德政府內部對於來自台北此一探詢，意見頗為紛歧。
簡言之，科技與商業部門持肯定立場，而外交部門則希望事先征詢美方意見並獲得華府允許。
與此同時，美國「駐台北大使館」掌握訊息稱，當國際原子能總署的數名專家，於1966年3月間應國民黨當局邀請，前來勘查台灣島上未來兩座核能發電廠最適宜的設定地點時，台電公司的朱書麟曾奉命私下請求這批專家，協助秘密勘查「第三個」可能的地點，特別在是新竹與桃園石門兩地之間擇一。
據朱書麟向這批專家透露，此一地點未來將用來建造另一座兩億瓦規模的核子反應爐，作為一核能「先導工廠」，台電公司並且規劃最遲能夠在1969年開始運轉啟用。
台電公司此一請求，最後遭到這群專家婉拒，其中一位專家在離開台灣前，還將此訊息透露給美國「駐台大使館」，並堅稱台灣的軍方部門必定也牽涉其中，要美方多加註意。
然而殊堪玩味的是，此時台灣內部顯然有部份人士，因為掌握並強烈反對蔣介石的核武發展政策，而刻意向美國「駐台外交官」揭露當時台北高層內部的分歧；根據當時美國「駐台大使館代辦」恒安石拍發回華府的機密報告顯示，時任台灣大學歷史系主任的許倬雲，曾明確告訴美方：
在蔣介石強力主導下，國民黨當局已決心秘密研發核武，盡管包括中研院籌備處主任唐君鉑在內的軍方高層內部仍存在異議，認為此舉不切實際，但蔣仍力排眾議，堅持到底。
許倬雲還告訴恒安石，當時負責此一代號「新竹計劃」的中研院，正面臨著三大困難與挑戰，一是台灣尚未能夠自海外取得提煉核武所需的原料，二是台灣尚無法克服原子彈投射與雷達追蹤所需的高科技，三是台灣本身的條件與環境，尚未能夠自海外吸引足夠的頂尖人才前來貢獻。
據恒安石本人的評論，許倬雲當時的政治上「後台」是「總統府」前秘書長、時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王世傑，而王又是中研院籌備處的委員與「中美科學合作會」主任委員，因而對台灣秘密發展核武內幕，所知甚詳。
6、希望的破滅
此份電文裏並稱，許倬雲私下對國民黨當局當時諸多政策，多所批評，更反對台灣發展核武，因為他堅信美國將不會支持台灣取得研制核武所需要的相關原料、技術與裝置。
在華府不反對台灣以發展民生用途為由，向西德采購核子反應爐的情況下，經過近一年的接觸談判後，1967年年初，「中科院」核能所所長鄭振華向美方透露，台電公司與西門子公司之間的采購案，已進入最後簽約階段。
他並再次向美方保證，未來台電公司絕不會以此裝置，投入發展核武，然而鄭的說法並不被美國「大使館」所全然采信，恒安石甚至向華府建議，應盡速向西德政府施壓，在最後一刻封殺台灣的采購案，只不過此類意見並不為美國務院主管東亞事務的官員所接受。
此刻華府對於台灣以發展核能發電之名，而行秘密研發核武之實，其立場似乎仍徘徊在「暗助」與「暗阻」之間，未有一明確立場。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盡管華府此刻似乎並無意封殺台電公司購買反應爐，然而此案最後卻無疾而終；據信當時自美國獲邀返台擔任「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主任委員，且甚獲蔣介石倚重的吳大猷，向蔣表達強烈反對台灣發展核武的立場。
吳認為台灣腹地狹小，在戰略上極不利於從事核戰爭，且發展核武計劃，勢將為台灣帶來沈重的財政負擔，這對於台灣正在起步中的經濟發展，必然造成極不利影響。
在吳大猷以及其他重量級旅美學人如吳健雄等人的堅決反對下，國民黨當局發展核武的「新竹計劃」，也於1967-1968年之際，暫告擱置。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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