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59年12月4日，對於杜聿明來說是一個極其特殊的日子。在這一天，在功德林接受思想改造的他接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的特赦通知書：
「犯人杜聿明，男，五十五歲，陜西米脂縣人，該犯人已關押十年，經過勞動改造和思想教育，已經確實有改惡從善的具體表現，符合特赦令第一條的規定，予以釋放。」
參加大會的杜聿明飽含熱淚接過了這份特赦通知書，淚水頓時奪眶而出：「黨和毛主席對於我這樣一個罪大惡極的戰法給予特赦，我心中充滿無限的感激。我發誓，要在有生之年繼續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永遠跟著黨走社會主義道路，生死以之，義無反顧！」此後，每年的12月4日，就成為了杜聿明的第二個「生日」。
周總理親切接見杜聿明，杜聿明致歉：老師，真對不起你
特赦大會結束之後，興奮的杜聿明領取了存放在功德林管理所的黃金和手表，然後在北京市人民政府和市委統戰部的安排之下，用汽車接入北京城之中，送到北京前門外遠東旅館暫居。剛剛出獄之後的杜聿明，對自己新居住地的一切都感覺到那樣的陌生：旅館的彈簧床太睡不慣，他還是更懷念北京功德林裏面的石膏床和那裏的一草一木，這些沈澱了十年的記憶又怎能一下子撇清呢？正是在那裏，人民政府幫他治好了困擾他多年的疾病，並且還重新樹立了正確的世界觀、價值觀。
不過，過去的事情即使再美好，也已經過去了，杜聿明現在必須準備好重新回歸正常生活。被特赦之後，杜聿明雖然感受到那種投向人民懷抱的幸福感，可他重新獲得自由之後，卻發現北京早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他感覺到自己就像進入了一個新世界一樣，感覺到自己處處格格不入，甚至上街買菜都會迷路。
更糟糕的是，當時杜聿明在北京沒有什麽親朋好友可以拜訪，他重獲自由之後，也就只有在北京的黃埔軍校同學鄭洞國、侯鏡如等人看望他，杜聿明雖然心中很高興，但卻在祝賀宴會上表現得很拘謹，彼此只是寒暄一番罷了，並沒有談更多的事情。
對於杜聿明所表現出的這種情況，遠東旅館的服務員和時任北京市民政局秘書的殷兆玉都看在眼裏，他們很清楚杜聿明心中的想法：他還不了解自己是否已經被人民政府批準可以自由行動，再加上他自己內心上的顧慮，因此不敢貿然走動，只能待在房間裏看報紙。
為了打消杜聿明內心的這種顧慮，殷兆玉專門進行了登門拜訪，為他做思想工作：「你們被特赦之後就正常享有公民權了，在中國憲法範圍之內都可以自由獲得，我們沒有任何限制，你們盡可以放心。如果你在北京沒有什麽親戚朋友可以拜訪的話，也可以看看北京市容，或者去附近的公園逛逛。」殷兆玉還耐心地拿過來一份北京市地圖，為杜聿明詳細介紹了北京公園、商場等地方的具體情況，希望他們放下心中的壓力，去外面隨便逛逛。
放下心中的顧慮之後，杜聿明第一個想要去的地方便是天安門廣場。作為新中國的一位公民，他終於有機會在這裏瞻仰天安門廣場四周雄偉壯麗的建築群。矗立在廣場中央高聳入雲的人民英雄紀念碑之前，杜聿明看到了紀念碑上毛主席親筆題詞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個大字，便滿懷著懺悔的心情向中國近代以來為革命流血犧牲的革命烈士鞠躬敬禮，心中頓時百感交集。
1959年12月13日，杜聿明等第一批被特赦國民黨戰犯忽然接到了北京市民政局的通知，聲稱14日下午會有首長會見他們，讓他們不要外出。次日下午，一輛大轎車將杜聿明等人接上了車。「到底要去什麽地方呢？是哪位首長要接見呢？」一路上，大家有說有笑地討論著，可都不好意思問周圍的工作人員。
片刻之後，這輛大轎車駛過了北海大橋，向左側拐彎，有人頓時認出，這是前往中南海的路。果然，這輛轎車徑直駛入中南海北大門，停在了中南海院中。杜聿明等人下車之後，被相關工作人員領入一間大型會客室，室內的沙發被特地安排圍成了一個圓形。這時，一位負責幹部向杜聿明等人宣布：「今天是周總理要接見你們。」
得知原來是百忙之中的周總理要抽空見他們，杜聿明頓時欣喜異常。要知道，周恩來總理在黃埔軍校時期是學校的政治部主任，自己作為黃埔一期的學生，曾經和曾擴情、宋希濂、周振強以及黃埔三期的王耀武親聆周總理的親切教誨。今天，周總理竟然能夠在百忙之中親自看望特赦人員，這對於杜聿明來說自然是求之不得的。不過，杜聿明又感到深深的內疚：黃埔畢業之後，自己卻走上了和共產黨作對的道路，成為了罪孽深重的戰犯，此時此刻，自己又該在周恩來總理面前說什麽好呢？
片刻之後，周恩來總理終於如約而至，陪著周總理一起走入這間會客室的，還有陳毅副總理和傅作義、邵力子、張治中等幾位民主人士，全場頓時響起熱烈的掌聲。稍後，周總理示意大家坐下，然後目光炯炯有神地掃視著在場同誌的面容，開始詢問起每一位特赦人員最近的生活情況。
在這次見面之中，杜聿明滿懷愧疚的向周總理道歉說：「學生對不起老師，最後沒有和老師一起幹革命，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真是有負老師的教導，真的對不起，老師！」
看著杜聿明一本正經地態度，周總理立刻不假思索地回答道：「這不能怪你們做學生的，是我這個當老師的沒教育好！」說罷周總理便發出了爽朗的笑聲。
隨後，杜聿明又向陳毅副總理道歉說：「在淮海戰場我剛剛被俘虜的時候，陳老總執意要見我，我當時卻抱著和共產黨勢不兩立的態度拒不見面，真是罪加一等啊！」
陳毅笑著擺擺手安慰他：「沒關系。過去的事情就過去了，你不要放在心上！」
和大家熱切交談了一陣之後，周總理對杜聿明等第一批特赦戰犯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他對大家說道：「我們黨和政府是說話算數的，是有原則的，我們是根據中華民族的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釋放你們的。」緊接著，周總理向大家提出了四點問題和對大家的熱切期望。
周總理指出：「立場問題是個政治問題，就是人民在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之中站在哪一邊的問題，希望大家在這個問題上經得起考驗。首先，大家要站穩民族立場，熱愛新中國。從鴉片戰爭至今，中國人民經過了120年的鬥爭，終於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這一點就連帝國主義也不得不承認。」
說到這裏，周總理面向溥儀說道：「現在我們的國家比你們過去搞得好啊！今天新中國6億5千萬人民終於站起來了，這樣的國家不愛還愛什麽？」
其次，周總理又明確指出，民族利益和勞動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有了民族立場還不夠，還需要進一步建立勞動人民的立場，他殷切希望第一批被特赦的人員能夠靈活學習和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不斷加強自己的思想教育改造，不斷革命，跟隨時代的發展共同進步。
而關於大家以後的工作、學習問題，周總理保證道：「你們工作、生活、學習各方面的問題，我們會好好安排一下，不過首先要安排你們參觀學習。參觀學習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幫助你們進一步了解新中國的情況，兩個月之後再給你們安排工作。」在周總理的熱切關心之下，杜聿明選擇留在北京，與宋希濂、王耀武等人一起度過了1960年的元旦和春節。在這一段時間之內，他們留在北京城內進行為期兩個月的參觀學習，度過了一段令人難忘的生活。
在紅星公社與勞動人民生活的寶貴時光
兩個月的參觀學習之後，周總理指示中央統戰部，安排杜聿明等六人前往北京南郊的中朝友好紅星公社進行插隊，安排他們體驗勞動人民的日常生活。紅星公社，是新中國與北韓民主主義共和國友誼的象征，每年北韓的駐華大使都要來這裏參觀勞動，其他國家的外賓也經常來到這裏參觀學習，這裏有著多種多樣的農業經營活動，主要種植小麥、玉米、水果等作物，還有著奶牛場、馬場、養豬場等等，各種農業勞動計畫一應俱全。
考慮到杜聿明等人年事已高，紅星公社將他們分配到果樹隊進行工作，為他們安排了一間磚瓦結構的平房作為宿舍，每個人都有著自己獨立的家具和個人空間。在這裏，杜聿明的生活節奏是「半天學習、半天工作」，星期日休息，果樹隊長石浚泉和技術員王效恕熱情地將果樹管理經驗傳授給杜聿明。
在這種學習氛圍之下，杜聿明的學習生活變得異常順利，他逐漸對培育幼苗、澆水施肥等技術有了初步的掌握，他對於這些果樹技術十分感興趣，他既肯下苦工，並且還心靈手巧，因此進步也比別人更明顯。
不久之後，杜聿明聽說紅星公社有一座農機修配廠，這裏的主要任務是負責修理農業機械和汽車，並且還負責生產一些小型農具。由於之前杜聿明在國民黨機械化部隊指揮多年，不僅有著深厚的技術功底，並且和機械的感情也很深，於是他特地跑到紅星公社的農機修配廠去參觀。
一進入生產車間，杜聿明就看到工人們正在熱火朝天地修機器，聽著馬達轟鳴的聲音和鐵錘撞擊，杜聿明頓時就覺得手癢難耐。他之前打聽過，這裏的工人並不多，事實上只有十幾個人，於是就向大隊領導要求前往農機修配廠工作，大隊領導同意了他的請求。
杜聿明一到了農機修配廠，就本著嚴肅認真的工作作風，和廠裏的工人們一起勞動，其中他最拿手的便是修理汽車。修汽車的時候，他一頭就鉆入了汽車底盤之下，不修好絕不出來，長時間地趴在地上工作，而經過他修理的汽車一般都是有保障的。雖然杜聿明本身就有修理基礎，但他並不驕傲，除了在工廠虛心向老人們請教之外，他還買了一些機械原理之類的書籍，潛心研究，誰也看不出來，他原來是國民黨軍隊的一個大官。
杜聿明與陳毅會見蒙哥馬利元帥
1960年4月，正在紅星農場勞動的杜聿明忽然接到了北京市民政局的通知，說是在5月有外賓來訪，希望他做好準備進行迎接。杜聿明頓時感到有些為難：除了特赦時期管理所發放的一套棉衣之外，自己還沒有什麽別的衣服可以穿，當時正值春末夏初，要是沒有一身得體的衣服，自己又怎麽好意思去見外賓呢？
情急之下，他想到好友楊伯濤那裏還有幾件舊的中山服，那還是1950年他的妻子來北京看望楊伯濤的時候買的，於是他就急忙跑到楊伯濤家裏，挑了一件淺色的穿上，雖然感覺有些短，但看起來總算是得體一些。
1960年5月26日，杜聿明按照預定的時間來到了人民大會堂，這才知道原來是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宴請來中國存取的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元帥，這次之所以邀請杜聿明，是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杜聿明是中國戰區中緬戰場的指揮官，而蒙哥馬利則是非洲戰區地中海戰場的指揮官，兩者自然是相互傾慕。
等到蒙哥馬利到來之後，周總理將杜聿明介紹給蒙哥馬利，這時周總理笑著對蒙哥馬利說道：「他（杜聿明）和陳毅打過仗。」
蒙哥馬利好奇地問道：「那最後誰贏了？」
周總理指著陳毅副總理說：「他贏了。」
於是蒙哥馬利轉而詢問杜聿明：「在那次戰役之中，你有多少軍隊？」
杜聿稍微誇大了一下：「100萬人吧。」
「能夠指揮100萬士兵的統帥，是不應該被擊敗的。」蒙哥馬利對為什麽杜聿明指揮100萬人打不過陳毅而感到好奇。
杜聿明微微一笑，然後指著陳毅說：「可是陳毅元帥有200萬人，因為我的人最後都跑到他那裏去了。」杜聿明的回答頓時引起了大家的一陣歡聲笑語。
透過這次會見，蒙哥馬利了解到了中國共產黨對被俘國民黨將領的態度和政策，他對共產黨的政策表示非常贊賞。席間休息的時候，陳毅副總理發現杜聿明穿得還算整潔，於是就笑著悄聲問杜聿明：「你這身衣服不錯哇！」杜聿明靦腆地回答說：「這是我從朋友家裏借的。」陳毅不禁大笑。杜聿明這次出席，總算應對得體，成功完成了黨和國家交給他的使命。
杜聿明與黃埔同學聚餐，激動握住陳賡的手：感謝黨和毛主席
在紅星公社體驗勞動人民生活時，杜聿明經常受到中央領導們的熱情問候和關懷，尤其是周恩來總理和陳賡大將，他們以黃埔軍校老師和同學的身份出席，讓杜聿明感受到了黨和國家對自己的溫暖與關懷。
陳賡大將與杜聿明一樣，也是黃埔一期學生，這種特殊的關系，陳賡曾經這樣比喻道：「我們都是一起穿草鞋的同誌。」因此，黃埔同學之間就被強大的革命紐帶和「親愛精誠」的校訓緊密聯系在了一起，在大革命時期，陳賡與杜聿明有著深厚的感情。
上世紀六十年代，陳賡已經是新中國國防部的領導人之一，並且還兼任東北方面一個軍事學校的校長，工作十分忙碌。不過在周恩來總理的支持下，陳賡多次抽空和杜聿明等老同學見面，以昔日的革命熱情幫助昔日失途的老同學重新振作起來，在黨的領導之下再創輝煌。當杜聿明等五位黃埔同學邀請陳賡見面時，杜聿明激動地握住陳賡大將的手，心中充滿了激動和慚愧之情：「感謝黨和毛主席！我們今天又團聚了！」
緊接著，六位黃埔同學相聚四川飯店，在宴會上，陳賡高興地對大家說：「我們從黃埔時期是團結在一起鬧革命的，由於革命形勢的發展，我們被分為兩條不同的道路。到了現在，我們終於又重新合在了一起，我們這次就應該團結一心，永遠不分開了！」陳賡勉勵杜聿明等人，要在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的偉大領導之下，在自己的崗位上發揮積極作用，共同完成時代賦予我們建設社會主義、復興中華民族的偉大使命。
1961年2月，杜聿明在紅星勞動鍛煉已經有1年的時間，按照中央統戰部和北京市民政局的安排，徐冰副部長在春節正式宣布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批準的任命書，任命溥儀、杜聿明等七人擔任全國政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委員，正式參加國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