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中共最傑出的秘密情報員之一沈安娜受邀到某單位做演講，沈安娜曾受黨組織的委派，長期潛伏在國民黨內部，擔任速記員，被稱為「按住蔣介石脈搏的人」。
她的演講主題是隱蔽戰線的故事，盡管已經86歲，沈安娜還是精神抖擻地說道：「我24歲加入中國共產黨，由於當時在白色恐怖的環境下，不可能舉行入黨儀式，但是黨旗在我心中，我默默地向黨宣誓：為了黨的事業，我不惜犧牲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
在沈安娜演講過程中，現場響起雷鳴般地掌聲，隨後，她又講了自己姐姐沈伊娜和姐夫舒曰信的潛伏故事。
正在大家聚精會神地傾聽時，有一名叫姚一群的聽眾越聽越覺得熟悉，仿佛這個故事好像有人給他講過，包括沈伊娜和舒曰信的名字，他也感覺到很熟悉，不一會兒他才想到，給他講這些故事的是他的父親。
他的父親叫姚子健，也是一名老革命，在1938年，他父親就來到延安，進了抗日軍政大學學習，結業後，奉組織之名調到新四軍蘇豫皖抗日根據地工作，可是他怎麽會跟沈伊娜等地下工作者有交集呢？
姚一群盡管十分想向沈安娜請教一下，但是又不敢貿然直接詢問，於是在演講會結束後，才回到家裏，詢問父親說：「您以前跟我講過與沈伊娜一塊工作的事情，是真的嗎？」
姚子健與沈安娜同齡，當時也已經86歲了，見到兒子這樣問，感覺到奇怪，還是回答說：「那當然是真的，我至今還記得我們一塊做工作的經歷。」
姚一群立刻說道：「今天沈伊娜的妹妹沈安娜帶我們單位做演講，講述了很多沈伊娜的故事，您跟她一塊工作過，為什麽沒有提到您呢？」
姚子健說：「那是我在去延安之前的事情，當時我在國民黨中央陸地測量總局工作，將軍事地圖透過透過沈伊娜等人傳遞給黨組織，因為保密工作，我甚至不清楚我當時屬於哪個系統。」
過了一會兒他又說：「如果能跟沈安娜見一面就好了，也許她知道我工作的系統。」
姚一群當即說道：「我明天就去單位跟領導說一下，看看她願不願意和您見一面。」
當沈安娜得知有這樣一位老同誌要見她，她十分激動，當即表示願意見面。
雖然沈安娜與姚子健並不相識，也沒有在一起工作過，但是兩個人見面後卻顯得格外親切，姚子健將自己從1934年到1938年那四年的工作情況全部說了出來。
沈安娜聽完後，激動地對姚子健說：「老哥哥，你的情報工作屬於‘王世英——王學文——舒曰信、沈伊娜’這條線，你當時應該是為中央特科工作！」
姚子健不敢相信，自己竟然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工作過，他一直以為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地下黨，所傳遞的情報也只是一般的情報。
熟悉隱蔽戰線的同學應該都知道中央特科這幾個字所代表的含義。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黨組織意識到沒有自身的情報組織和政治保衛機構，在面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打壓時，顯得很被動。
在嚴峻的形勢下，為有效打擊敵人、嚴懲叛徒、開展有力對敵鬥爭，保衛黨中央的安全，周恩來一手建立和領導了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的建立，開創了中國共產黨情報和政治保衛工作的先河，意義相當重大，在嚴峻的革命形勢下，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1931年3月，中央特科負責人之一的顧順章在執行任務時，於武漢被捕後叛變，中央特科因此遭受重創，周恩來不得不改組特科，將顧順章熟悉的中央特科成員撤回和轉移，到5月，在周恩來的周密策劃和安排下，中央特科改組重建，形成新的領導來集體，由原來擔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的陳雲等人擔任特科的負責人。
重新改組的中央特科中，就有中央軍委情報系統的影子，在沈安娜所說的「王世英—王學文—舒曰信、沈伊娜—姚子健」這條線中，王世英就是早先工作在中央軍委情報系統，後在中央特科改組後加入中央特科，並成為中央特科的情報工作負責人，主持中共在國民政府統治區的軍事、情報和聯絡工作。
因為重組後的中央特科更註重保密，成員之間也是單線聯系，有些同誌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為特科工作，這就是姚子健為何給黨組織傳遞情報四年，卻從來不知道自己工作的系統是哪一部份，也不知道自己傳遞出的軍事地圖究竟起到怎樣的作用。
然而姚子健心裏只有一個念頭，那就是黨組織要求他做什麽，他就做什麽，完成黨組織交代的任務是最重要的事情。
那麽，姚子健究竟有著怎樣的潛伏生涯？他為隱蔽戰線的工作做過哪些貢獻呢？
1915年，姚子健出生在江蘇省宜興市徐舍鎮一個開小茶館的家庭，說是茶館，還不如現在的大排檔，根本賺不了幾個錢。
因為家庭條件不好，父親的想法是早點讓姚子健下學，然後在茶館當一個店小二，這樣就能節省下一筆不小的開銷。
姚子健不願意一輩子端著個茶壺，而是想要到外面闖蕩一番，1929年，14歲的姚子健不顧家人的反對，一個人來到上海，透過努力考上了上海勞動大學的中學部。
之所以考這所學校，是因為這個學校不僅免學雜費、食宿費，每年還發放一套校服，對於姚子健來說，簡直就是供吃供住供穿的地方。
這樣的條件對舊中國的貧困青年來說是相當有吸重力的，因此競爭力也大，姚子健能夠考取，可見其付出了不少辛苦。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全國軍民抗日的熱情高漲，姚子健也被這股愛國熱潮所感染，也跟同學們走上街頭，呼籲國民黨當局停止內戰一致對外。
反動軍警隨即包圍學校，並責令師生離校，學校被迫解散，姚子健只好離開上海，回到宜興老家，當了一名代課教師。
對黑暗現實的不滿，更使得姚子健萌發了革命的念頭，他在學校時就已經接觸過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接受了一些共產主義思想，但是並沒有組織的聯絡方式，學校被迫解散後，他跟同學們也聯系不上了，因此十分苦悶。
1933年初，姚子健從報紙上看到國民政府南京陸軍測量學校招生的訊息，並且免收學雜費，讓他十分激動。
早在參加愛國學生運動時，姚子健就意識到，想要投身革命，必須要有一技之長，光靠上街去喊，效果不大。
帶著這樣的想法，姚子健再一次離開宜興，孤身一人前往南京，透過層層選拔，最終考取了這所學校。
這是一所隸屬於國民政府參謀本部的軍事化院校，設有大地測量、地形測量、航空測量、制圖、儀器等5個系，都是為軍事服務的。
姚子健當時對軍事並不感興趣，但是他認為要幹革命就一定要做好宣傳工作，以前在學校時就到處貼宣傳標語，因此他便報了制圖系，想要學習一些印刷技術。
經過一年的學習後，姚子健從制圖班畢業，並被分配到國民政府參謀本部陸地測量總局工作。
他所在的部門就是制圖科，主要負責描繪印刷地圖底板，每個月有28塊大洋的薪酬，在當時還算不錯的工作，對於小市民階層出身的人，能夠透過知識改變自己的命運，已經算是鯉魚躍龍門了。
很多人在貧窮的環境中為改變自身的處境而希望改變這個世界，但是當他們的生活變得好起來後，便會安於現狀，忘記當初的理想。
姚子健顯然沒有忘記自己到南京來的初衷，在學校學習和工作期間，一直試圖與以前的同學聯系，希望能夠聯系到黨組織。
功夫不負有心人，經過一番波折，姚子健終於與同學兼同鄉的舒曰信聯系上了，他早就知道舒曰信是進步青年，很可能是共產黨，但是這些話是不敢在信中說明的。
舒曰信從上海給姚子健來信說，要約姚子健到上海面談，姚子健知道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在一個周末，乘坐火車去了上海。
在舒曰信的引薦下，姚子健見到中共地下黨傳奇人物魯自誠，魯自誠在辛亥革命時就參加了武昌起義，並結識了董必武，於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直從事革命運動。
1931年2月，受黨組織委派到上海從事工人運動工作，擔任上海總工會組委、黨團書記等職務。
在此期間，魯自誠認識了舒曰信和華明之，發現他們思想進步，有救國救民的熱情，因此培養和引導他們加入中國共產黨。
舒曰信是沈伊娜的丈夫，華明之是沈安娜的丈夫，他們兩對夫妻後來都成為中共隱蔽戰線的傳奇特工，而這都是源於魯自誠的工作。
姚子健與魯自誠交談多次，姚子健講述了自己在學校時參加愛國運動的事跡，並表達了自己想要加入黨組織的願望。
魯自誠聽後，十分高興，勉勵他要樹立為黨的事業革命到底的決心和精神，並指示他安心在測量總局工作，以便將來利用工作的有利條件為黨搜集軍事情報。
魯自誠在對姚子健進行了一番考察後，於1934年5月介紹姚子健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
魯自誠在發展了舒曰信、華明之、姚子健等人後，並沒有直接領導他們工作，而是受黨組織派遣到北平去執行任務。
舒曰信、華明之、姚子健等人的組織關系便移交到中央特科，受王學文直接領導。
王學文的公開身份是左翼作家，實則在1932年調到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主管省委機關報【紅旗】，開辦幹部訓練班，於1933年調到中共上海中央執行局工作。
當時舒曰信和沈伊娜夫婦、華明之和沈安娜夫婦都在上海工作，而姚子健比較特殊，他是在南京工作，並不是上海，所以他都是將情報傳遞給舒曰信和沈伊娜，然後再透過他們傳遞給黨組織。
因為隱蔽工作的需要，姚子健只和舒曰信、沈伊娜等聯系，並不清楚自己到底為黨的哪個系統工作，盡管好奇，他也不問，他心裏只有一個想法，那就是把組織交待的工作做好。
根據黨組織的指示，為了獲取更多有價值的情報，姚子健以患有眼疾為由，要求調動工作，卻意外地從印制軍用地圖部門調到保管和收發軍用地圖資料的部門。
這樣一來他就可以利用保管軍用地圖資料的便利，獲取到高度精密的各種軍用地圖，甚至包括國民黨部隊的調動、運作等情報。
當時正處於紅軍反「圍剿」鬥爭的關鍵階段，蔣介石在全國範圍內調兵遣將，姚子健透過國民黨各部隊來領取的軍事地圖，便可以推測該部隊走到哪裏，想要進攻我哪塊根據地，以及他們有著怎樣的軍事企圖。
在國民黨各部隊領走地圖後，他當即會拿出一套一模一樣的，交給組織。
因為中央特科設在上海，他在獲取情報後，將情報放到一個小皮箱裏，再用書和衣服蓋上，然後在周六晚上乘坐火車離開南京，第二天淩晨便可到達上海後，便將資料送給舒曰信，完成任務後，乘坐當天晚間的火車趕回南京，次日照常上班。
當時從南京到上海都有國民黨警憲的層層把關，姚子健則直接穿上國民黨軍裝，帶著測量局的工作證件，即使被人搜查，他也說是去公幹。
有時候周一上班的時候，同事發現姚子健一副黑眼圈，好像沒休息好的樣子，姚子健便隨便找個借口搪塞過去，這更讓大家猜測他去上海不是逛窯子了，就是去找相好的了，便習以為常。
因此，姚子健從未被懷疑過，就這樣，一張張秘密軍用地圖和大量軍事情報被傳遞給黨組織，上級領導對姚子健的工作十分肯定，曾對他說：「不要看不上現在的工作，你的工作相當於帶一支紅軍部隊在向敵人作戰……」
當時，隱蔽戰線工作是一件十分危險的工作，稍有不慎就會暴露。
魯自誠在與他們分別後，到北平執行任務，不料北平地下機關已被破壞，他剛到機關便遭到特務的逮捕，可見隱蔽戰線工作的危險。
國民黨內的中統和軍統特務遍布各個機關，姚子健所在的測量總局也不例外，姚子健身處敵人心臟，必須時時小心謹慎。
他有一個單線聯系的下線，公開身份是湯恩伯部駐南京辦事處的人員，經常與姚子健接頭，但是雙方都不知對方的身份，只在規定時間地點見面。
有一次吳錫鈞來測量總局取地圖，正好與姚子健打個照片，如果兩個人因此打了招呼，一定會被特務懷疑，幸好吳錫鈞眼睛深度近視，只顧著和旁人說話，並沒有看到姚子健，姚子健轉身便離開了。
1934年底，舒曰信和沈伊娜夫婦由上海調到南京，姚子健就將情報直接送到舒曰信或者到玄武湖公園交給沈伊娜，再由他們轉交給王學文。
全面抗戰爆發後，舒曰信和沈伊娜都都調離了南京，姚子健也跟隨測量總局撤退到武昌，姚子健便與一位叫「熊先生」的人對接，到最後姚子健也不清楚熊先生的真實身份。
隨著全面抗戰的爆發，國共合作後，姚子健的工作環境有了重大變化，再潛伏下去已沒有意義，因此提出到抗日前線去，將自己所學到的知識用於自己的部隊中。
1938年4月，組織上派遣他到香港情報站找潘漢年，他因此脫離了國民黨，從香港再前往延安。
在出發前，潘漢年給他寫了紙條，內容大意是證明姚子健是為黨工作多年的同誌，值得信任。
姚子健帶著紙條輾轉來到延安，見到了中央組織部部長陳雲，在組織上與他談話後，根據他的情況和意願，組織將他安排到抗日軍政大學學習，結業後奉命到新四軍蘇豫皖抗日根據地工作，建國之後曾在電子工業部雷達局十院做紀委書記。
可以說，在1934年到1938年這四年時間裏，姚子健潛伏在國民黨心臟，為黨組織帶來很多有價值的情報，魯自誠後來曾經說：「我1934年介紹姚子健入黨，他在敵人營壘裏收集軍用地圖和情報，為中央紅軍粉碎國民黨‘圍剿’和長征勝利做出了貢獻。對他那段工作，組織上多次給予充分肯定。我可以為他寫證明材料。」
但是對於姚子健來說，他並不清楚自己的工作體系，更想不到是為中央特科工作。
新中國成立後，姚子健曾與舒曰信、沈伊娜、王學文等一塊戰鬥過的同誌見過面，還都聊過潛伏時的經歷，但是都未提及中央特科。
直到2001年，姚子健與沈伊娜的妹妹沈安娜、華明之夫婦見面後，才知道自己那四年的工作情況。
這次見面後，沈安娜向有關部委報告了這一情況，組織上很快確認了姚子健是中央特科成員的身份。
由於隱蔽戰線工作的特殊性，中央特科的很多情報工作長期以來鮮有人知，甚至還有不少人和事永遠湮沒在歷史的長河中，比如姚子健在武漢時的接頭人「熊先生」，姚子健就再也不知道他的下落了。
然而他們都並不後悔，當初決定成為隱蔽戰線上的一員時，就已經做好了為革命犧牲的決心，能見到革命勝利，人民過上幸福的生活，還有什麽比這更讓他們欣慰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