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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為何變法?北宋遺留問題嚴重,不變不行,富弼和司馬光反對

2024-04-21歷史

提起北宋熙寧年間發生的「王安石變法」,我們應該都不會陌生,這次變法的主角就是歷史上大名鼎鼎的王安石。然而,王安石只是變法中的一個執行者,幕後真正起著決定性作用的人則是宋神宗趙頊。

宋神宗趙頊是北宋王朝的第六位皇帝,根據【宋史·神宗本紀】一書中記載:

「趙頊出生的當天,宮裏突然出現了一群一群的老鼠,群鼠吐五色氣,聚整合雲。」

少年時期的趙頊是一個聰明好學,勤奮刻苦,而且博覽群書的人。直到20歲登上皇帝寶座的時候,他就對自己要求非常嚴格,立誌要成為一個有所作為的帝王。

宋神宗趙頊

【宋史·神宗本紀】中寫到:「隆準龍顏,動止皆有常度。」這句話的意思是說,趙頊從一出生就擁有一副帝王之相,舉手投足之間透露出了貴族的氣度。

台灣著名學者柏楊先生是這樣評價宋神宗的:「神宗皇帝是中國歷史上,少見的傑出而又英明的君主!」

我們可以想象一下,一個富有遠大政治抱負的青年皇帝,在位期間想要搞出一些名堂來,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縱觀歷朝歷代,凡是敢於實行激進式改革的帝王,大多數都是一些年輕人,比如秦孝公嬴渠梁、漢武帝劉徹,唐德宗李適、光緒皇帝等。

有一次,宋神宗按照規矩拜見太皇太後的時候,也就是他的奶奶曹皇後,一改往日裏文弱書生的模樣,竟然穿上了一身軍隊中的服裝。他之所以這樣的打扮去見太皇太後,就是想要傳達一個目的:「在位期間一定要有文治武功,實作富國強兵。」

曹皇後

然而,曹皇後雖然看出了其中的端倪,但並不買宋神宗的賬。其實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宋朝的開國皇帝趙匡胤是透過發動軍事政變奪取大權的,擔心類似的事件再次發生。

除了我們眾所周知的「杯酒釋兵權」之外,宋朝歷來都是重文輕武的一個朝代,利用文官來抑制武將。

看著宋神宗一身軍裝站在自己面前,曹皇後一臉和氣地說道:「若是你永遠不要貪圖軍功,則是天下臣民的福分了。」

曹皇後的一番話,也算是給年輕氣盛的宋神宗狠狠上了一課。而宋神宗則認為,自己的出發點也是好的,希望國家能夠富國強兵,百姓安居樂業。

除此之外,盡管此時的宋神宗年紀輕輕,但他看到了北宋王朝已經處於內憂外患的境地,實施改革迫在眉睫。

針對北宋王朝當時存在的問題,歷史學家一般以「三冗」加以概括,也就是指冗兵、冗官和冗費。簡單通俗一點來說,主要就是以下三個方面。

1、兵政之患,軍費支出不堪重負

公元960年,趙匡胤透過「陳橋兵變」,隨後將黃袍披在自己身上,正式建立了宋朝,史稱宋太祖。

趙匡胤當上了皇帝之後,首先考慮的是如何進一步鞏固自己的政權,他從唐朝時期爆發的「安史之亂」以及後來的五代十國中吸取經驗,總結出了一個道理,那就是:「軍隊將領和藩鎮節度使的存在,很容易催生地方軍閥的割據勢力。」

為了免除後顧之憂,徹底根治這個可能會引起軍事政變的毒瘤,趙匡胤決定將各位將軍和地方藩王的軍權收歸國有,因此便有了歷史上著名的典故「杯酒釋兵權」。

從此之後,由於地方藩鎮的手裏沒有了兵權,他們再也沒有能力來挑戰北宋朝廷的地位。而趙匡胤之所以這麽做,同時也更加鞏固了中央集權的統治,減少了爆發軍事政變的可能性。

然而,雖然鞏固了北宋朝廷的權威,但新的問題也就隨之而來了。北宋朝廷將地方藩鎮的兵權全部回收統一管理,那麽國庫就得支出一大筆開支來養活這些士兵。

根據【張子全書】【蘇學士集】等一些文獻中記載,北宋時期有140萬士兵,是之前歷朝歷代兵力最多的。而這140萬士兵和馬匹在一年中所消耗的糧草,基本上就占據了當時北宋朝廷的每年財政支出的一多半。

面對這種情況,朱熹筆下的【朱子語類·論兵】一書中,是這樣記述的:

「自本朝罷了藩鎮,郡州之財已多歸於上,財用不足,皆起於養兵。」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自從北宋朝廷罷免了地方藩鎮的兵權,每年的財政收入大部份都用在了養兵上面。

宋太祖趙匡胤

2、國進民退,財富兩極分化嚴重

北宋朝廷為了增加收入,本身的國有專營制度比漢代時期、唐朝時期更加嚴酷。其中分為許多種類,凡是主要商品或者服務的,全部都列在國有專營之中,例如茶酒、鹽醋、香藥、郵政等等。

這些產業在被朝廷控制之後,允許民間私人經營的商品都是一些利潤微薄,經營分散的商品,像服裝、針線、食物等等。

從中可以看出,北宋朝廷管控了相對比較賺錢的一些上流行業上,並逐漸形成了寡頭壟斷的地位。

根據唐宋八大家之一曾鞏所寫的【本朝政要策·任將】,以及徐松所寫的【宋會要輯稿·職官】等文獻中記載:

「宋太祖趙匡胤為了拉攏和控制各路高級將領大臣們,特地允許他們靠經商來賺錢發財,想方設法讓他們從財富上得到滿足,從而對政治權力失去興趣。」

北宋繁榮景象

在歷朝歷代中,唯一公開放縱和鼓動官員經商發財的人,也就只有宋太祖了。

宋太祖時期的一個宰相趙普,號稱「半部【論語】治天下」,他就是靠著經商發了大財,在當時的都城汴京(如今的河南開封)和主要城市開設店鋪。盡管這一行為引起了許多大臣的不滿,找到宋太祖告禦狀,但都被宋太祖一笑了之。

3、土地兼並,貧富差距兩極分化

宋朝剛建立時的前期,對於「土地兼並政策」保持著開放態度,導致地主買賣土地的現象非常嚴重。

在一定程度上,這個政策使得北宋的經濟得到了發展,但是也加劇了農村的兩極分化。這樣一來,造成的後果就是,土地越來越集中在權貴階層的手裏。

北宋都城汴梁

根據胡寄窗所寫的【中國經濟思想史】一文中記載:

「北宋時期的權貴經濟占據了當時天下一半的土地,在一個郡縣之中,五到六成的土地及財富集中在了少數官宦家族手中。

而這一階層的貴族,他們憑借著法律所規定的賦稅上的一些優惠,或是憑借與地方官吏的勾結,往往可以少交或者不交稅,這就從客觀上形成了地方財主與朝廷財政的矛盾。

地方的權貴有了足夠的錢財,就有可能招兵買馬,圖謀叛亂。而朝廷為了防止地方權貴發動兵變,就需要牢牢控制住兵權,所謂兵權也就是兵力,這些兵力毫無疑問就要增加朝廷的財政開支。

如此一來,就會引發一連串的連鎖反應,朝廷的財政開支變多了,就要想辦法增加財政收入,那麽就需要壯大國營產業發展。因而,民間的經濟就會受到影響,產業幾乎都被朝廷壟斷,同時還會造成權貴經濟的泛濫。

神宗決心改革,考核富弼和司馬光

自從公元960年,宋太祖建立宋朝開始,到公元1067年宋神宗繼位,歷經107年的時間,長期遺留下來的弊端越來越多,而且越來越嚴重。每年的財政收入遠遠比不上財政支出,導致社會上的百姓們怨聲載道,民不聊生。

這一切,都被年輕的宋神宗看在了眼裏,他認為,必須要進行一次大刀闊斧的改革,徹底消除遺留的問題。

然而,宋神宗也清醒地意識到,想要實作富國強兵的夢想,僅僅靠自己一個人的力量自然是不夠的,需要一位能夠輔助自己實作改革的人才。

就在宋神宗苦苦尋覓人才的時候,有兩個人同時出現在了他的視線中。其中一個人是時任樞密使的富弼,另一個人則是時任禦史中丞的司馬光。

富弼畫像

富弼和司馬光兩位大臣,也算是宋仁宗趙禎留給宋神宗的重要政治遺產了。

富弼是河南洛陽人,範仲淹剛一和他見面時,就感覺「他有輔佐帝王的才能」,便向朝廷舉薦了他。而當時的宰相晏殊更是對富弼十分欣賞,甚至還把自己的女兒許配給他。

有了晏殊這個老丈人的提拔,富弼在27歲的時候就開始步入仕途。他對邊疆防務方面有著獨到的見解,還擔任過北宋最出色的談判高手,透過談判打消了契丹國企圖進犯北宋邊境的計劃。

早在宋仁宗在任時期,為了解決當時就已經暴露出來的「冗官、冗兵、冗費」的弊端,範仲淹主持領導了一次改革,史稱「慶歷新政」,富弼也參與其中。

然而,「慶歷新政」僅僅持續了一年多的時間,就以失敗而告終,反而使北宋的貧富差距更加嚴重。除此之外,透過這次改革,宋仁宗意識到,朝廷中的結黨營私和朋黨之爭,對於皇權的統治具有很大的威脅。

司馬光

對於富弼來說,此時的他已經65歲高齡了,他曾經滿懷改革熱血參與了「慶歷新政」,卻遭到了失敗,令他深受打擊。富弼不止一次以「抱病」為由,想要退休,但都沒有獲得批準,甚至還對他委以重任,讓他擔任樞密使的職務,相當於如今的軍委主席。

宋神宗認為,雖然「慶歷新政」失敗了,但富弼畢竟是有過改革經驗的。當他找到富弼,並表達出自己想要進行一番改革的時候,卻被潑了一盆冷水。

就連宋神宗自己也沒有想到,富弼竟然完全變成了保守一派,不支持自己的改革變法,甚至還說:「皇上,你剛登基不久,年紀還輕,對許多事情不大了解,改革的問題沒有想像中那麽簡單。如今面臨的問題是一百多年累積下來的,不是一時半會兒就能根治的。」

富弼之所以比較保守,主要是因為他曾經積極主張過一次變法。但最後的事實證明,僅僅只有一腔熱血是遠遠不夠的,還得配合國家的政治體制,祖宗家法等等,甚至還會伴隨一些不能觸及的東西。

慶歷新政

聽到富弼的一番話,宋神宗無可奈何,他深知,此時的富弼已經沒有了變法的積極性,完全成為了一個保守派。

於是,宋神宗又把視線投向了禦史中丞司馬光的身上,這個職位相當於如今的紀委監察小組組長。

司馬光絕對是一個性格鮮明、剛正不阿,做事上能夠堅持已見的人,而且他能夠做到沈靜溫和,懂得堅忍,這也就註定了他在面對艱難困局時,比一般人更加有耐心力。

或許也正是因為這一點,決定了日後司馬光與王安石之間關於變法的問題展開較量時,司馬光笑到了最後,並取得了最終的勝利。

在這次用人的關鍵時刻,宋神宗能夠想起司馬光,是因為他早就對司馬光仰慕已久。

早在趙頊還是潁王的時候,司馬光就把自己寫的【通鑒】前七卷給了他,這是一份總結歷代皇帝的功過錄。趙頊看完之後,對司馬光大加贊賞,甚至還把自己珍藏的書籍全部送給司馬光,作為繼續寫書的參考資料。

而【通鑒】這部書,宋神宗後來親自改名為【資治通鑒】,並親自為【資治通鑒】撰寫了序文。

從這裏就可以看得出來,宋神宗十分欣賞司馬光,對他寄予了厚望,希望他能夠成為自己改革中的一個得力助手。

有一次,宋神宗單獨召見了司馬光,對他說:「國家未來要往何處去?應該做出怎樣的改革?」

司馬光的回答,滿嘴充滿了道德仁義,他回答說:「我以為修身之三要,一仁愛、二明智、三勇武。治國之三本,一選拔賢人、二賞必信、三罰必嚴。臣過去當諫官,就以這六句話獻給宋仁宗和宋英宗,現在獻給皇上,我平生所學所得,都在其中。」

王安石

在當時的情況下,宋神宗想要的是一套「能夠改善國家財政,振興國力」的具體方案,司馬光的這番話雖然沒有錯,但並不是宋神宗想要聽到的答案。

經過對司馬光的一番考核,宋神宗發現,司馬光並不是自己想要尋找的理想人選。

從此之後,宋神宗多次在滿朝文武中物色人選,但最後都是失望而歸。直到王安石的出現,讓宋神宗為之一震,改革之路終於可以提上了日程。

參考文獻

【宋史·神宗本紀】

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

曾鞏【本朝政要策·任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