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個艱苦卓絕的抗戰歲月，中國軍民同舟共濟，舉國上下一往無前，奮勇抗擊日寇入侵。然而，在戰火硝煙彌漫的年代，我們的國軍戰力為何會出現明顯下滑？究竟是什麽原因造成了這一現象？讓我們追溯歷史，剖析其中的原委。
國軍戰力消長的軌跡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國民革命軍經過激烈的上海保衛戰和淞滬會戰，雖然最終被迫撤離上海，但表現出了頑強的抗擊決心和堅韌的戰鬥力。隨後的武漢會戰和徐州會戰，國軍雖屢戰屢敗，但仍未被徹底擊潰。
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後，國軍開始執行＂懷柔持久戰＂戰略，把戰場轉移到西北內陸地區。在這一時期，國軍戰線暫時得到短暫的喘息。但日軍決心全面占領中國腹地，於是發動了一系列的攻勢，試圖切斷國軍生命線。
1939年，國軍在昆明會戰、南昌會戰以及武寧會戰等多場戰役中遭到重創。盡管在陽新會戰、潘陽會戰等局部戰役中取得些許勝利，但總體上，國軍已漸露疲態。大批軍閥舊部逐漸解體，戰鬥力銳減。只有精銳的中央軍和陸軍新編師仍保持著較強的戰力。
1941年，戰火蔓延至英屬緬甸，國軍參與英軍作戰，但在滇緬公路沿線遭遇慘敗。直至1944年，豫湘桂戰役爆發，國軍幾乎已無力阻擋日軍在中南部地區的橫掃。僅在衡陽一地，國軍第十軍與美軍空中支援，死守數月，勉強阻擋了日軍進攻。
總的來說，在漫長的八年抗戰中，國軍戰力出現了明顯的起伏曲線。由最初的堅決抵抗，到中期的戰略轉移，再到後期的日漸頹勢，這種變化折射出了國軍長期作戰能力的確有不足。那麽，究竟是哪些深層次因素，導致了國軍戰力的逐步下降？我們將在後文中一一道來。
蔣介石戰略決策的影響
抗戰爆發之初，蔣介石作為最高統帥，對於如何應對日軍入侵給予了高度重視。但與此同時，他也未能完全拋開對國共內戰的憂慮。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後，蔣介石被迫妥協，接受共產黨和民主人士的一些訴求。在這種情況下，他對待共產黨力量的態度開始趨於謹慎。雖然在正面戰場上，國共兩黨原本存在著一定合作，但蔣始終忌憚共產黨在根據地不斷壯大。
這種擔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蔣對戰略決策的判斷。他本可以將更多的兵力調遣至正面陣地，全力對抗日軍，但卻有意留下相當大量的軍隊力量，用以防範共產黨可能的突襲和擴張。這無疑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國軍在正面戰場的實力。
基於對共產黨的憂慮，蔣另一重大戰略決策是采取＂守沿海，舍中西＂的方針。這實際上意味著國軍主力開始逐步遠離沿海城市和交通要道，轉入內陸腹地。
這種決策最初是基於蔣對戰略進攻和決戰的審慎考慮。他認為在當時軍力懸殊的情況下，若堅持在沿海地區同日軍決戰，恐難以取勝。因此選擇了＂以空間換時間＂的策略。
然而，這一決策也為日後國軍戰力的逐步消耗埋下了禍根。一方面，內陸地區的後勤補給更加困難，武器彈藥的運輸受到極大影響；另一方面，國軍退至內陸腹地後，又常常遭到日軍猛烈空襲，重要交通線更是屢被切斷。這加劇了國軍的裝備短缺和生存壓力。
綜合來看，蔣介石戰略決策中對國共內戰和決戰考量，雖有一定現實原因，但終歸在很大程度上為國軍戰力的後期下滑埋下了隱患。
軍隊指揮體系的缺陷
在漫長的抗戰年代裏，國軍軍隊指揮體系的種種缺陷日漸顯現，這直接影響了它們的整體戰鬥力。最為突出的問題，便是缺乏戰略層面的統籌協調。
作為最高統帥，蔣介石雖然負有全面指揮權，但在具體作戰層面，常常無法對分散的多路兵力做出高度協同的指揮部署。各戰區和野戰軍往往是自成系統，相互之間缺乏默契配合，這嚴重削弱了國軍的整體戰鬥力。
譬如在1938年徐州會戰中，京滬和平蘇三路軍隊的失利，很大程度上源於它們在作戰中未能形成合理兵力集中和相互支援。而在1939年的武寧會戰時，由於疏忽大意，國軍更是幾乎全軍覆沒。
此外，蔣介石對陸軍的指揮系統也存在改革不徹底的問題。雖然他試圖掃除舊軍閥割據體制，組建新式陸軍師團編制，但許多舊軍閥仍舊擁有龐大的私屬武裝，對中央命令屢屢置之不理。種種分崩離析的征兆，無疑加劇了國軍整體戰鬥力的低下。
正所謂將無戎馬革，即便擁有人數眾多的軍隊，如果軍紀渙散，軍心士氣低落，終將會大大折損其戰鬥力。而在抗戰後期，軍紀渙散和軍心問題的確成為拖累國軍的一大禍根。
長期作戰、傷亡慘重、裝備匱乏等因素導致國軍軍紀日趨疏浪，逃荒遁離的現象屢見不鮮。更有甚者，一些投機分子趁機劫掠百姓，加劇了軍民關系的緊張狀態。軍心渙散在所難免，這嚴重影響了國軍在各大戰役中的士氣和鬥誌。
即便在某些精銳部隊中，軍紀尚能勉強維系，但由於缺乏有效的督勵和獎懲機制，官兵們依然難以信服蔣介石號召的＂持久抗戰＂方針，唯恐戰事無終止日。直到抗戰最後階段，這種懈怠情緒更是大行其道。
此外，國軍軍令系統中還存在一個顯而易見的隱患，那就是蔣介石對將領任命把關的力度不夠。
作為最高統帥，蔣固然擁有任免軍官的最高權力，但在實際操作中，他卻常常出於種種考慮而放縱部份無能將領的存在。這不僅影響了國軍的作戰效率，也埋下了重大隱患。
比如，1944年的黃橋決戰期間，國軍八路軍對陣日軍便大敗而歸，主因就在於中央軍指揮官賀耳大錯失了時機，令優勢兵力無法集中。抗戰結束後，軍統長期監視著共產黨，導致視野狹隘，錯失很多戰機。
這些將領任命的問題，必然會影響國軍的最終戰鬥力表現。因而，這也是導致國軍戰力下滑的一個重要因素。
物資與裝備的匱乏
在抗戰艱難歲月裏，國軍面臨的一大困境就是物資裝備的嚴重匱乏。這種匱乏的根源，首先源於當時國民政府所面臨的經濟封鎖。
自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後，日本就開始實施對華經濟制裁。作為主要出口大國，日本當局禁止了對中國的鋼鐵、機械等戰略物資輸出，給國民政府軍火采購帶來沈重打擊。
與此同時，由於中國沿海大部份地區相繼被日軍占領，國民政府還失去了主要的財政收入來源。加之西方國家對華局勢保持觀望態度，並未給予實質性的物資援助，國民政府便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財政危機。
缺乏資金，又遭遇制裁封鎖，國軍自然無法大量采購武器彈藥。雖然國民政府仍寄希望於內陸地區的軍火工業，但由於產能有限，根本無法滿足抗戰需求。這使得國軍在整個作戰過程中，裝備程度一直低於日軍，武器彈藥嚴重缺乏。
與此同時，即便在有限的情況下，國軍若想運輸來自西南地區的武器彈藥，也會遭遇日軍飛機的嚴重襲擾。
當時國軍主要依賴的是川滇黔線、太原汾渭線等陸路交通線，然而這些路線都曲折遙遠，極易暴露目標。一旦遭到日軍飛機的發現和襲擊，不僅補給運輸會遭到嚴重阻斷，沿線地區也會陷入癱瘓。
例如在1939年至1940年間，日軍對川滇黔線連續進行空襲，將這條運輸線切斷長達一年有余。隨後日軍又將攻擊目標轉向太原汾渭線，切斷了這條聯系國軍西北根據地的命脈。
面對如此嚴重的空中威脅，國軍難以有效反擊。軍火彈藥的補給越發捉襟見肘，無法保證正面陣地的消耗需求。這不啻是雪上加霜，加劇了國軍後勤短缺的危機。
最後，即便依賴內陸地區軍工的生產，但由於當時中國整體工業水平低下，同樣難以滿足日益高漲的軍需。
自1937年至1945年，國民政府雖然竭力發展軍火工業，將重工業重心逐步轉移到內陸地區，並在重慶、昆明等地興建了一批軍工企業。但由於基礎條件所限，產能和品質仍然無法滿足軍隊需求。
以槍彈生產為例，國內生產的步槍子彈主要型別就只有＂七七＂和＂八九＂兩種。即便如此，產量也常常入不敷出。據統計，到1944年，國軍單單就缺口徑7.92公釐手槍子彈就達到30億發。
更為嚴重的是，由於當時中國工業整體落後，重型武器裝備、火炮彈藥等則更加捉襟見肘。直到抗戰最後階段，自給自足的局面才稍有好轉。但在幾年的軍事對壘中，國軍因裝備匱乏所付出的代價則是不可估量的。
外援力量的匱乏
在艱苦卓絕的抗戰年代，除了自身建軍力量外，國軍還渴望獲得國際社會的支援與協助，以振奮軍心，增強戰鬥力。但現實情況卻遠遠遜於預期，這成為導致國軍戰力下滑的又一重要因素。
自抗戰爆發之初，蔣介石便企盼透過與英美國家的合作來獲得實質性的軍事援助。但遺憾的是，這一期望終未能如願以償。
盡管英美政府對日本的侵華行為口頭上予以強烈譴責，但考慮到自身利益，它們在實際行動上卻遠遠不夠給力。從1937年至1941年之間，兩國對國民政府的武器裝備援助微乎其微，即便有所援助，多數也被困在裝船港口無法運抵前線。
直至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後，美國參與反法西斯陣營，對華支援力度才略有加大。但即便如此，它們也更多將目光投向了同盟國大英帝國在東南亞地區的作戰需求。
真正肩並肩抗擊日軍，則要到1944年中期之後的幾場會戰中。但時至今日，美軍參戰人數仍寥寥無幾，更無法與數百萬國軍相提並論。
與期望英美實力來援的失望相映成趣，國共雙方當初積極尋求蘇聯軍事支援的希望，也遭到了嚴重挫折。
作為被日本排斥在東北地區的盟友，蘇聯理應在抗日戰爭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實際上，由於史達林對日本保持戰略上的忌憚，蘇聯政府始終恪守著戰略避戰的原則。
除了在1937年初期提供過一些武器彈藥外，蘇聯當局對於向國民政府提供更多戰略性的物資援助一直避之不及。甚至有數據顯示，1938年至1941年間，蘇聯對中國的軍火出口總值僅為600萬美元。
蘇聯強硬的中立政策，無疑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國軍在裝備方面的困境。早期抗戰期間，毛澤東曾多次向蘇聯政府遊說，尋求實際援助，但終遭拒絕。直到抗戰最後階段，蘇聯才更多地向共產黨伸出援手。
除了寄希望於英美和蘇聯這些大國之外，國民政府當局還曾設想，透過拉攏更多中小國家的力量，來扭轉單打獨鬥的被動局面。但實際情況依舊令人扼腕。
在漫長的八年抗戰期間，除了美國、英國和蘇聯對華提供了少量的軍火支援外，其他大多數國家要麽嗤之以鼻，要麽心有余而力不足。即便如比利時、荷蘭、丹麥等北歐一些民主國家，在道義上對中國頗為同情，但實際貢獻微乎其微。
更有甚者，某些開發中國家還陰錯陽差地＂親日媚日＂。比如當時的泰國政府，為了換取日本的利益支持，不僅在1941年12月發動了泰緬戰爭，直接入侵英屬緬甸，而且還出兵與日軍對陣國軍。
結尾
總的來看，這種國際孤立無援的局面，加之政治經濟環境的諸多制約，都加劇了國軍在物資裝備等方面的戰鬥力下降。當國軍最終一路抵禦到全面勝利時，代價則是顯而易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