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金學順，被逼做了日軍的慰安婦，徹底毀了我的一生，如今回想起來，我恨不能把奪我貞操的日本人撕成碎片······我無法發泄心中的怨恨······」
——金學順晚年回憶起來，淚眼模糊、悲傷欲絕地說。
金學順的母親原是平壤的一個窮苦女子，在15歲的時候，就為了生活，早早嫁了人。
但是，金學順的父親家，條件也很不好。尤其是在東學黨起義後，日軍趁機從清政府手中奪取了控制北韓的權力，自此，北韓開始了被日軍壓榨的殘酷歷史，在此期間，北韓老百姓深受其苦。
為了躲避日軍的迫害，金學順的父親就帶著妻子離開了北韓，逃到中國吉林，在那裏做事謀生。
1924年的時候，金學順的母親在吉林生下了她。
可是，不幸的是，在金學順出生才百日，她的父親便因長期勞累過度，一病不起，撒手人寰。
那時候，中國大地正處於軍閥割據狀態，戰火不斷。金學順的母親剛生產不久，原本身體就羸弱，加之異國他鄉，無親無故，手頭又無積蓄，生存極其艱難。
在生死邊沿掙紮，終究是難以為繼，最終堅持了兩年，在金學順兩歲的時候，其母實在難以堅持，便帶著幼女回到平壤。
當年，離開平壤的時候，原本就一無所有，如今歸來，依然是一無所有。無奈之下，金學順的母親只好帶著女兒投奔娘家。但是，那時節的人，家家都苦，回了娘家也無好日子過。
因此，金學順跟著母親，在外婆家，同樣是過著乞丐般的生活。
人在絕望的時候，大概是最需要宗教信仰來安慰和寄托的。
所以，金學順的母親皈依了教會。而金學順也有幸能夠到平壤教會開辦的教會學校裏念書。畢竟，窮人家的孩子都沒有錢讀書，而教會開辦的學校都是免費的。在這裏，她上了四年學，掌握了基本的識字和算術，而且她的體育短跑是最好的，教會學校裏的老師說她是學生中跑得最快的。後來金學順說，那四年是她人生中最快樂、最幸福的四年。
雖然金學順很熱愛讀書、上學，但是因為生計比讀書更重要。為了生存，她被迫輟學了。那一年，她11歲。
為了兩個人的生存，金學順的母親非常辛苦，已經漸漸不支。那時節，金學順的母親給人家做傭人，早去晚歸，一日內幾乎不得閑一刻，鋤地、洗衣、做飯等等。在這樣的情況下，金學順輟學回家，幫助母親幹活。
但，盡管如此。兩個女人的生活，依然十分辛苦。三年後，也就是金學順14歲的時候，經人介紹，金學順的母親又嫁了一個男人。而這個男人並非一人，還帶著兩個孩子，一男一女。男孩是哥哥的，已經20歲，女孩是姐姐的，已經16歲。
不過，好在養父帶的兩個孩子都已年長，而且姐姐不久就嫁人了，加上她和那個哥哥關系處得還算融洽，便也沒有太多苦惱。
但是，金學順和養父之間的關系比較緊張，這使得她和自己的母親關系也變得壞起來。既然不能在一個屋檐下生活，母親最終選擇把女兒金學順送到平壤府經濟裏133號一間藝伎養成所，給那養成所的老板做養女。
他們之間還簽了協定，要確保金學順在養成所呆夠幾年。協定簽後，養成所的老板付給金學順的母親40元錢。
金學順說：「那一年，我15歲！」
養成所的養父給金學順取了一個新名字，叫錦花。然後，又把金學順送到專門培養藝伎的學校。
在養成所學校裏，金學順呆了兩年。主要學習舞蹈、時調、還有清唱等娛樂技藝。（所謂時調，是一種比較古老的南韓定型詩，所謂時調則是一種北韓古代曲藝）。
一般學制，都是兩年。金學順兩年學滿，拿到了結業證書。但是，雖然拿到了結業證書，她依然無法開始工作。原因是在當時的北韓時期，官府規定妓女從業者，不僅要拿到這個結業證書，而且需要年滿19歲。而金學順只有17歲，所以官府因其年齡不夠不給她頒發妓女從業授權證。在古代北韓，藝伎乃至妓女，都是合法的，跟中國古代差不多。
養父自然希望金學順早點開始正經營業，便跟官府進行說情，但是關系沒走到位，官府始終卡在年齡不夠的問題上不放手，不給發從業資格證。無奈之下，養父便把目光投向了中國。
於是，在1941年的時候，養父帶著金學順去拜見她的母親，說明去中國謀生的情況，征求母親的意見。母親覺得總算有條出路，總是好的，高高興興給女兒買了一件黃色的毛衣，在離開那天，母親還親自到平壤車站為她送行。
在養父的帶領下，金學順一行三人，先從平壤到新義州，再到中國山海關。之後，坐火車來到了北平。養父說北平是中國最繁華的地方，到了那裏便可賺大錢了。
但是，他們的美夢很快便破滅了。
因為那時候的北平，已經非昔日的北平了。剛到北平，吃了飯，尚不及找到住所，便被日本憲兵抓住進行盤問。結果養父和兩個養女，被日軍分開，養父不知所去。金學順和那個同行的姐姐，被強行帶上一輛日本卡車，拉到哪裏，她根本不知道。直到第二天晚上，才到達目的地。
那是一排舊民房，原是中國老百姓的家，因日本侵略軍的到來，他們都逃走了。金學順被一個日本軍官拉進屋裏，她拼命反抗，慘遭毒打後被奸汙。被奪取貞操的那夜，金學順摸著身上的傷口，哭得特別傷心。早上，她去找姐姐，發現同行的姐姐也與她同樣的命運，因反抗被毒打，同被糟蹋。兩人一見，姐妹倆便抱頭痛哭！
但是，更黑暗的命運，還在後頭等著她們。
她們被丟進卡車，與其她幾個女子，一起拉到了鐵壁鎮。
那裏的中國農民都逃走了，空下的房子被日軍駐軍占領，其中部份房子被當作慰安所。金學順等人，每個人一個房間。
在她們這群女子中，年齡最大的22歲，叫靜惠，還有兩個都是19歲，一個叫宮子，一個叫貞子。為了適應和滿足日軍的需要，她們都得有一個日本名字。於是，靜惠就給金學順姐妹各取了一個日本名字，金學順叫愛子。與她同行的姐姐，叫惠美子。
就這樣，她們開始了噩夢的生活。
金學順很傷心，很絕望，但是惠美子勸慰她，事到如今，只能忍著，不然會被日軍殺掉的。
金學順只得和姐姐惠美子忍氣吞聲忍受下來。但是，就算做慰安婦，也有著差別。比如日常生活，日軍只給她們提供食材，想吃什麽，她們得自己動手做。金學順因為年齡小，常被其她慰安婦安排去做更多的活，比如做飯洗衣。
此外，在接待日軍方面也有不同。靜惠因懂日語，常接待軍官。宮子和貞子因來得早，則會擺老資格接待那些稍有素質的日軍。總之，她們會把那些極其粗魯、甚至喝酒大醉的日軍全部推給金學順和惠美子姐妹來接待。
金學順說：
「我們處於同樣的境地，都是來自同一個國家，但她們卻欺負我們！」
因此之故，金學順不怎麽跟其她慰安婦來往。
但是，每日每夜的噩夢般的生活，卻依然在持續，有時候一天要接待十幾人，甚至更多，身體就會吃不消。尤其是遇到那些喝酒醉的日本兵，他們非常粗野，動輒打人，稍有不順心，也會對慰安婦一頓毒打。
金學順實在無法忍受，有一回便借上廁所之機，在院子後面藏了起來。
結果被發現後，拉回來好一頓毒打，還要遭受更可怕的折磨。
在慰安所裏，還要定期做身體檢查，一般一個星期檢查一次。原因是日軍害怕性病，因為性病會損傷日軍的身體，影響日軍的戰鬥力。所以，每到檢查日，日軍的軍醫就會準時出現。如果在檢查的過程中，發現慰安婦身體異常，便會給打一種叫606號的針劑。
金學順一直夢想著能夠從這個地獄裏逃出去，後來，她竟真的等來了一個機會，這在成千上萬被日軍嚴格控制的慰安婦中，簡直是一個奇跡。
在她們被轉移到另一個地方之後，金學順的房間竟意外來了一位北韓人。按照當時日軍慰安所的規定，除了日軍，外人是不得入內的。但那名北韓男人，便利用日軍出去作戰的空襲，給慰安所的老板付錢通融，便進來了。
那名北韓男人是一個生意人，做銀幣買賣。金學順便細心討好那人，纏著他，讓他把自己帶出去。可是，那名北韓商人很為難。金學順便威脅他，說他不帶她走，就跑出去到日軍憲兵那裏告發他。
商人因為喜歡金學順，最後便答應了她，到了夜裏，真的設法偷偷把她帶出了慰安所。他們很害怕，一路奔逃。但是那夜格外幸運，沒有遇到巡查的日軍。
在逃跑的路上，金學順才知道那北韓商人的日語和漢語說得都特別好，加上身穿中國服裝，很擅長跟中國人打交道。此外，他還上過學，畢業於平壤光星高等普通學校，老家在平安南道大同郡南兄弟山面。並且，他家中有妻室孩子。
金學順可不管那麽多，她在逃出來後，只想一件事，那就是趕緊回到平壤去。但是，商人說現在回不去。
無奈，金學順就跟著商人四處亂跑。在1942年，金學順18歲的時候，她竟然懷孕了。
為了生育孩子，他們便來到上海，在法租界暫時定居下來。
第二年的農歷九月二十，金學順生下了一個女孩。
21歲的時候，她又生下一個男孩。
為了養活兩個孩子，金學順和商人丈夫在上海開了一家小小的典當鋪，取名叫松正。
不過幸運的是，45年日本戰敗投降。
在他們居住那片的居留民的團長叫柳一平，一天來通知金學順，說他們可以跟著北韓人組織一起回國。他們一家很高興，在1946年6月，終於坐上了返回祖國的船。但是回國的船可不是免費的，成人船票一人一千元，小孩一人500元。他們一家光船票都花了三千元。
但是船到仁川後，就停止了，因為船上有人患了霍亂。結果一等就是將近一個月的時間。好不容易下了船，他們一家又被帶到漢城獎中壇收容所，在那裏又是三個月。但是在那裏發生了不幸的事，金學順的女兒因染霍亂不治，死了。
接著，收容所也不能住了。於是，金學順的商人丈夫就開始四處找房子，好不容易在10月份的時候，租了一個房子。但是，為了生存，在漢城，他們過得很苦。
丈夫在工地做工，金學順則去賣菜。但是六二五戰爭爆發後，丈夫在工作的時候，因房屋倒塌，被壓死了。
失去了丈夫，但是金學順說她並十分傷心。因為雖然丈夫把她從慰安所救了出來，但是一直因為她在慰安所的經歷，對她十分不好，輕則辱罵，重則打她。甚至，還對外人說她的經歷。
這一切都讓金學順感到備受恥辱，甚至無地自容，尤其在外人面前擡不起頭。丈夫死了後，她就和孩子相依為命。她用盡了力氣，去吃苦賺錢，想讓孩子健康成長。可是不幸的事，又發生了。孩子一直想去海邊玩，她便攢了點錢帶孩子去海邊玩，結果孩子在遊泳的時候，突發心臟麻痹癥，死了。
孩子的離開，對金學順打擊非常大，奪走了她活著的唯一樂趣和希望。
她曾經自殺多次，但是死神都沒有收留她。
20年過去了，她孤苦伶仃，從全羅道到漢城，來來回回，靠給人做傭人打零工、以及政府給的補貼謀生。
生活給她的除了生活的苦，還有那永遠也無法抹去的內心的苦。
她說，自打她的貞操被日本人奪取的那一刻，所有的厄運都伴隨著她，再也沒有離開。
她說： 「我恨日本人！恨不能把那幫奪取我貞操、淪陷我人生的日本人撕成碎片·······」
為此，她成了南韓第一個把慰安婦經歷講出來、對日本政府進行控訴的二戰受難者。她希望日本政府能夠給那些受難者道歉，並給予補償。
雖然她老了，什麽也做不了了，但是她有一顆正義的心，積極接受邀請，到各地講述二戰苦難，為受難者證言。
可是誠如她所言：那些日本人毀了我的一生，這些痛苦伴隨我一生，而我卻毫無辦法來解除這些痛苦，每日只能在痛苦中苦熬。
時至今日，日本對二戰時期犯下的罪，一直是持能掩飾則掩飾的態度。
但是，正義之劍懸在那裏，從來不會遺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