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9年11月，行將就木的滿清派遣海軍大臣出訪德國。在柏林，載洵一行受到德國的高規格的接待，原因很多朋友可能想不到： 德國的財神爺來了 。
三個多月前，載洵在就職海軍大臣時提出了重振大清海軍計劃，準備在未來七年內，添置8艘戰列艦、20艘巡洋艦。此次出訪德國就是他考察供應商，準備下訂單的，德國人怎麽可能怠慢？
走出柏林凱賓斯基酒店的載洵
一年後又有一條訊息讓清政府登上了世界各國新聞的頭條，為了實施新政，滿清朝廷計劃在北京貢院的舊址上興建國會大廈。設計上參考了德國國會大廈，但體量卻是德國國會大廈的兩倍，而且電梯、電報、電話、暖氣等一應俱全。
這個時候滿清還背負著巨額賠款— 庚子賠款， 連本帶息共計9.7億兩白銀。從1902年開始，各項賠款和外債滿清每年就需付出4700萬兩白銀。
滿清巔峰的康乾時期，朝廷年入最高也就四千多萬兩白銀。那麽此時理應像明朝一樣財政破產的滿清，怎麽突然就變成了土豪了呢？
因為鴉片戰爭之後，滿清意外地撿到一棵搖錢樹 – 海關關稅 。並因此引發了滿清財政收入的飆升。1899年朝廷歲入達一億兩白銀，1908年突破兩億兩，到了滿清覆滅的1911年則高達三億兩白銀。
說明：1912年1月初，清廷度支部公布了1911年財政收入：30191萬兩白銀。一個月後隆裕太後以宣統的名義下詔宣布遜位。窮死的崇禎如果泉下有知，怕是又要感慨時不予我。
這一切開始於滿清無意中將海關交予洋人管理。
現代海關雖然因國際貿易而生，但它在一定程度也象征著國家的國門以及經濟命脈，所以關稅自主一直被廣泛的視為主權獨立的標誌。而滿清朝廷卻將海關交由外國人管理了近六十年，這也被後世之人視為其喪權辱國的標誌之一。
但是這一切是怎麽發生的呢？
滿清的海關起源於鴉片戰爭。依據與列強簽訂的條約，滿清被迫開放口岸和貿易。為了管理這些貿易，滿清在各口岸設定了海關。例如上海設有江海關、福建設有閩海關等。
此時的海關和朝廷的其它衙門也沒什麽兩樣，腐敗和低效是其最顯著的標誌。例如1852年江南道監察禦史粱紹南上奏稱，每年經粵海關管轄地域（廣州）進口的糖不下五六千萬斤，但是粵海關只上報了一千五百萬斤。
對於這些滿清朝廷早就見怪不怪了，加之此時海關關稅收入不高（初期不足一百萬兩，後隨著貿易量的增加也有增長，但是在朝廷總收入中占的比重並不高），朝廷也就沒怎把海關和關稅當回事兒。第二次鴉片戰爭中鹹豐皇帝為了不讓英法等國在北京設定領事館，就用豁免關稅作為條件與英法等國談判（英法美三國均未同意）。
事情在1853年發生了變化，這年上海小刀會起義，江海關的官吏們紛紛逃亡，江海關也就被迫關閉了。雖然海關停止了執行，但是貿易並沒有停止。於是就出現了一個問題，洋人的商船來了，關稅還繳不繳，交給誰呢？
英、法、美三國領事商量了一下，他們認為該繳的關稅還是得繳。於是決定三國共同派人組成一個臨時的稅務司，代替滿清朝廷管理江海關收稅。
兩年後朝廷平定了小刀會起義，江海關的官吏們也重新返回工作崗位。結束了自己使命的三國稅務司，也就解散並將這兩年收到的關稅七十多萬兩白銀，移交給上海道吳健彰。
上海外灘江海關舊址
這可讓朝廷大跌眼鏡，沒想到洋人居然老老實實的繳稅，而且還繳的這麽多。按照以往江海關的表現，兩年還收不到七十萬兩的一半。兩江總督曾國藩不由感慨：
鹹豐三年劉麗川攻上海，至五年元旦克復，洋人代收海關之稅，猶交還七十余萬與監督吳道。國藩嘗嘆彼雖商賈之國，頗有君子之行。
這個時候朝廷才意識到不是海關不來錢，是自己不會來錢。考慮到自身能力問題（缺乏現代財務、關稅人員），管理問題（朝廷約束不了腐敗，也提升不了官吏們的效率），於是朝廷萌生了將海關委托洋人管理的想法。
1858年根據【天津條約】的約定，清政府與英、法、美進行修約談判，並簽訂【通商章程善後條約】。在這個條約中清政府主動提出了將海關委托洋人管理的意願。
任憑總理大臣邀請英人推行幫辦稅務，並嚴查漏稅、判定口界、派人指泊船只及分設浮椿、號船、塔表、望樓等事。
從此清政府聘請洋人為「總稅務司」（首任總稅務司為英國人李泰國），正式將海關交由洋人管理。海關交由洋人管理後，尤其是英國人赫德接任總稅務司後，很快就有了顯著的變化。
在聘請洋人管理前，清政府一年的關稅大概為三百至四百萬兩。聘請洋人後的第一年就達到了八百萬兩。此後是年年攀升，1887年達到二千萬兩，到清末關稅增加至四千萬兩。
同時朝廷效仿洋人管理海關的模式和方法，在內地征收「 厘金 」（在內地各交通要道、各關口設卡，對過路商品按貨值比例征收稅金）。很快「 厘金 」收入就和海關關稅相當，到清末也達到四千萬兩。
說明：「厘金」主要由地方官員負責征，各地督撫為了私利會瞞報和截留。不少學者也認為「厘金」收入實際遠高於關稅。
因為海關關稅和厘金的巨大成功（滿清平定太平天國靠的就是厘金），讓二千年來一直癡迷於農稅的皇朝認清了商稅的價值。對其它商品商稅的征收也大面積開花結果。例如清末鹽稅也超過了四千萬兩白銀，這是之前諸皇朝挖空心思專賣也達不到的收益（康乾時期滿清的鹽稅也就五百萬的樣子）。
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主要就是靠關稅在支撐。1865年籌建 江南機器制造總局， 啟動資金五十四萬兩白銀全部由江海關出資。其後營運經費也來自江海關，至1904年，江海關累計在江南機器制造總局投入了白銀2528萬兩。
1866年福州船政局，啟動經費為47萬兩銀子，全部由閩海關撥付。此後，閩海關每個月撥付5萬兩白銀，作為福州船政局的日常執行經費。
可以說是洋人指引清政府白撿了以關稅為代表的商稅這棵 搖錢樹 。
只不過清政府並沒有利用好這棵搖錢樹，反而因自身原因導致了洋務運動的失敗。其後甲午慘敗、庚子國難帶來的巨額賠款，讓清政府不得不把海關抵押給了列強，從而真正的失去了關稅管理權。
江南機器制造總局的火炮車間
有的人認為即便不提因賠款抵押海關，洋人在管理海關時，高級職位全部被洋人把持，中國人升職有天花板，這本身就是歧視和屈辱。
這是事實和現象，但是這不是原因。為什麽有天花板？滿清聘請洋人出任總稅務司本身就說明了問題，當時清政府裏沒有能勝任海關高級職位的技術人才。滿清的人才都是讀聖賢書的科舉文人，他們如何管理海關？就算是有關稅人才，清政府自己有發掘和提升他的渠道麽？
舉個簡單的例子，對於到達海關的商船所攜帶的商品貨值估算（這是征稅的基礎），以往就沒有有效的方法。很多時候只是很簡單的透過船舶尺寸來征收（例如按商船的長度，每丈征收稅銀多少），就沒有核報查賬計算商品總值的概念。
改革開放初期，吸引外資的同時還大力引進外方的管理，很多管理職位都是聘請外籍管理人員，國內職員是升職不上去的，這是歧視和屈辱麽？正常來說這叫虛心學習。
關於學習還得多說一兩句，當時滿清還沒心思學習這種旁門左道，還是覺得道德文章才是正途，這也是關稅類人才一直稀缺的主因。
有的人認為洋人管理海關後，貪腐關稅吸食國人血肉，滿清卻視而不見，還不屈辱？
實際上洋人管理的海關在滿清諸多部門、衙門裏算得上是最清廉的了。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與總理衙門大臣文祥談到了海關改革時曾建議，不一定非要請英國人來管理，也可以僱用中國人。這樣既可以降低海關的人力成本，也可以培養國內的海關類人才。
文祥的回答是：「 用中國人不行，因為顯然他們都不按照實征數目呈報。 」並且文祥告訴威妥瑪，以前管理江海關的薛煥，近三年來沒有報過一次賬。
如果問洋人管理的海關有沒有貪腐的現象，那是肯定有，但是不能用個例去代表整體。因為即便是現今也沒有那個國家敢聲稱徹底杜絕了貪腐。包括我們自己，還不是一樣時不時就有巨貪被揪出來？
如果說洋人管理海關腐敗就是屈辱的表現，那麽滿清自己管理海關就不腐敗麽？自己腐敗就不屈辱了？
洋人管理的海關還有個地方讓一些人詬病，就是高薪資、高福利。他們覺得這是拿著國人的血汗錢在享樂和揮霍。
高薪資、高福利是洋人管理貪腐的一種手段。洋人使用的是西方的薪金制度，簡單點說就是待遇很高，但是不提供額外支取費用，規定之外的一切費用全部自己掏。這實際是規避了滿清貪腐的一大問題-- 巧立名目。
相對應的違規處罰也很嚴厲，無非就是暗示雇員，你是老老實實拿高薪，還是冒險違規。
這樣做的實際效果，別的不說，比滿清的 議罪銀 要強得多。另外洋人的薪金制度也不是只針對洋人高管，大量在海關工作的普通國人雇員，也一樣享受。
而且他們能高薪是因為他們能收取上來巨額的關稅做基礎。換成滿清的官員們管海關，關稅能不能收更多先不說，他們肯定能讓自己的實際收入遠高於洋人。
為什麽寧願讓滿清的官員們貪腐，也見不得那些洋人和中國雇員正常勞動獲取高薪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