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穆濤長期沈潛於典籍閱讀，從【史記】【漢書】入手，上讀先秦典籍，下讀唐宋、明清文獻，經、史、子、集四部無遺。讀原典，從典籍中汲取養分，抒寫散文；把自己由一個編輯、作家讀成了「漢代的經生」。他最新的歷史散文作品集【中國人的大局觀】是一本讀史劄記，共有五個專輯，分別為：「中國歷史的學名叫春秋」「腹有詩書氣自華：關於【詩經】和【尚書】」「冊命之辭：中國古代官員的任職談話」「在制衡與失衡之間：【漢書】認識筆記」「黃帝給我們帶來的」。本書以【詩經】【尚書】【史記】【禮記】【漢書】【春秋】等典籍為底本，對照當今，對傳統、文化常識等給出鞭辟入裏又幽默風趣的闡釋，對深植於中國人內裏的文化氣質予以全方面展現，並結合一些社會問題，點明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與深遠影響。
但認錯歸認錯，此後經年，匈奴在邊境滋事不斷，掠婦女，搶錢糧，殺邊吏。漢朝廷的回應多以修書抗議為主，抗議國書的擡頭是這樣的：「皇帝敬問匈奴大單於無恙。」冒頓回復的擡頭則是這樣：「天所立匈奴大單於敬問皇帝無恙。」冒頓去世後，他的兒子老上單於即位，國書的擡頭寫成這樣：「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於敬問漢皇帝無恙。」更為甚者，漢朝廷的國書函匣規格是一尺一，「以尺一牘」,匈奴的函匣是一尺二，「以尺二寸牘」。處處壓過漢朝廷一頭。
漢文帝劉恒時期，邊境沖突最為頻仍，盡管有「和親」、「通關市」（邊境貿易）、「給遺單於」（大量奉送財物）三項政策，但匈奴大軍不時入境侵擾，最多時達十四萬軍隊侵境，「歲（每年）入邊，殺略人民甚眾」。侵擾地點幾乎覆蓋北方邊境，東部在雲中（今內蒙古南）、遼東，中部在句註（今山西雁門）、飛狐口（今張家口蔚縣）,西部在北地（今甘肅慶陽一帶）、朝那蕭關（今陜甘寧沿線）,漢朝當時已進入全民備戰模式，「烽火通於甘泉（今鹹陽淳化），長安」。漢景帝劉啟即位後，因為匈奴內部不團結，「終景帝世，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漢書·匈奴傳】）。一直到漢武帝劉徹執國後，國家綜合實力強大起來，中華再興，這種局面才得到徹底改善。
罪己詔
罪己詔是皇帝的告全民檢討書。
國家發生了天災，地震、大旱、大澇，或年景失序，以及內亂和外患等重大人禍，古代的皇帝要頒布罪己詔，向國民做出深刻反省。用今天的觀點看，這至少是一種很有實效的幹部教育方式，在災難面前，皇帝當了第一責任人，大臣們自然會更加謙恭待民。
「文景之治」指的是漢文帝和漢景帝時代。漢文帝劉恒執政從公元前179年到公元前157年，在位二十三年，頒布過四次罪己詔，如果算上遺詔，共五份檢討書。
公元前179年四月，發生大地震，「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潰出」。第二年十一月又發生日食，古人科學認識水平低，認為日食是老天爺發出的震怒訊號，「十一月癸卯（十一月三十日）晦，日有食之」。
劉恒釋出第一次罪己詔，說：「我這個皇帝德不配位，執政水平弱，上天才降災難以告誡，十一月又有日食發生，這是上天在追責，還有比這更大的麽!」「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於天，災莫大焉!」由此做出三條「改過」承諾：第一，全國範圍內征召「直言極諫者」,廣開言路，以匡正我的不足；第二，給老百姓減稅賦；第三，宮廷衛隊和皇室公務員大量裁員，裁撤人員去基層或戍邊。
公元前168年三月，漢文帝繼位第十二年，頒布第二份罪己詔，對前十年的執政進行反思：「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於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導民之道，在於農本。我親內建頭耕作以興農，至今已經十年，而荒野未多開墾，每遇不好年景，百姓仍是民不聊生，這是我尚農的決心不夠充分，各級官員也沒有足夠重視。朝廷多次頒布詔書，每年勸民種樹，但收效甚微，這是各級官員執行朝廷政策不夠勤勉。我們的農民負擔過重，官員們卻視而不見，這樣何以興農？今年免除農民一半賦稅。
第二年（前167年），漢文帝再次頒詔，全部免除農田租稅，「其除田之租稅」。這項免農業稅政策實施了十一年，直至漢景帝繼位。
公元前166年冬天，匈奴入侵邊境，掠民財，殺北地郡都尉。漢文帝欲親征，在母親極力反對下乃止。第二年春頒發罪己詔，講古代賢君「先民後己，至明之極」,而在今朝，國家有了好事，大臣們在祭祀時歸功於我，這是對不起老百姓的行為。我向大臣們誠心告誡，今後祭祀時再不要這麽做了。
公元前157年六月，漢文帝崩，遺詔也如罪己詔，對執政的二十三年做了回顧和省思，情真意切，檢討自己「承天撫民」的工作存在諸多不足，特別反對大辦喪事，「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並對國葬規格做出了一系列具體限制：如遺詔釋出三天之後停止悼念活動，居喪期間不得限制國人的婚嫁，孝帶不許超過三尺，不許用布帛覆蓋靈車，不許羽林軍護靈。特別說到霸陵是因山守勢而造，目的是簡樸節約，身後不得另興土木。西漢十一位皇帝，漢文帝的霸陵是最簡樸的，甚至可以說有些簡陋。劉恒不是口頭上講「以民為本」,他身體力行地做到了。
漢文帝第一份罪己詔是公元前178年十一月頒布的，第二年五月還頒布一道廢止「因言獲罪」的詔令：「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 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漢書·文帝紀】）後人在研究漢文帝的治世思想時，對這份旨在廣開言路的詔書極為重視。
漢文帝是漢代第三位皇帝。惠帝劉盈無後嗣，之後呂後攝政八年，再之後，大臣們從高祖劉邦多位兒子中海選出劉恒嗣位。大臣們的眼睛還是雪亮的，漢朝自此開啟寬民愛民的「文景之治」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