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軍的抗日戰史，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那就是在1941年以前，八路軍經常有殲敵數百甚至上千的戰役。例如平型關大捷、神頭嶺伏擊戰、雁門關伏擊戰、響堂鋪戰鬥以及百團大戰等等。但是1941年以後，我軍一次殲敵過千的戰例卻直線減少，作戰規模也開始變小。
以山東軍區為例，萬毅曾提到，解放戰爭時期的東北戰場和抗日戰爭時期的山東戰場，其最大的不同就是規模。1941年以後，我軍與日軍主要以零星的遭遇戰為主，規模都不大，與國共在東北幾十萬人的對撞完全不一樣。萬毅表示，他在山東指揮人數最多的戰役，也不過只集中了4個團。
1941年以前，日軍還未發動太平洋戰爭，軍人的軍事素質極高，我軍尚且多次打出一次殲敵過千的戰鬥。為何到了1941年以後，殲敵過千的戰鬥卻屈指可數呢？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點，自1940年百團大戰以來，我軍對日軍的戰法出現了一個分水嶺。
七七事變爆發時，八路軍高層對於抗日的原則是有分歧的。首先，中央高層大多認同以遊擊戰為主要方針。但如何進行遊擊戰，又形成了兩個觀點。
毛澤東認為，八路軍應以「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為主。而朱德、彭德懷、劉伯承包括林彪等人則認為，應該以「運動遊擊戰」為主。
那麽山地遊擊戰和運動遊擊戰有什麽區別呢？其主要區別就在於用兵的規模。
自紅軍改編為八路軍以來，八路軍上下都躊躇滿誌，希望和日本鬼子大幹一場，收復失地以洗雪國恥。
因此，朱德、彭德懷、劉伯承皆認為，我軍不能單純地打遊擊戰，而是應該像紅軍時期一樣，適時地打運動，即集中大量兵力，成建制地殲滅日軍。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都明白，從戰爭全域來看，只有在主力會戰中徹底擊敗日軍，才能獲得最後的勝利，光靠遊擊戰是無法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
所以期望在戰爭中發揮更大作用的八路軍指戰員們，是不滿足、不甘心、亦不願意其領導的武裝只打遊擊戰。在他們看來，這是大材小用。
畢竟紅軍的戰鬥力太強了，在土地革命時期就經常成團成師地殲滅包括中央軍在內的國民黨精銳。同時還在極端不利的情況下，完成了兩萬五千裏長征。因此紅軍宣布改編為八路軍後，全國人民乃至於國民黨方面都對我軍的戰鬥力有很大的期待。因此，朱德、彭德懷、劉伯承、林彪等指戰員卻特別想露一手，他們認為這是軍人的本分。
但就毛澤東而言，他不僅是軍人，更是政治家，除了軍事問題，他還必須做全盤考慮。因此在出兵規模和戰法上，毛澤東比朱德等軍人更加謹慎和穩健。
毛澤東最早認識到，日軍絕非易與的對手。一開始，毛澤東只知道日軍遠強於國民黨各派系部隊，但對日軍究竟有多強，也沒有太多了解。只是根據以往戰爭經驗，結合一些對日軍戰鬥力的估計，本能地認為紅軍應該避免打陣地戰，而要進行運動戰。
然而七七事變爆發後，日軍僅用2萬人的部隊就突破了宋哲元29軍3個師的防線，其進攻之犀利、戰鬥力之強悍出乎了所有中共領導人的意料。毛澤東清楚平津是絕對守不住的，但日軍僅僅只用2天就讓平津陷落，這是毛澤東所沒有想到的。
因此，毛澤東也就不得不重新評估之前提出的出兵規模和戰鬥原則。八路軍改編時，只有3個師3萬多人，經不起劇烈的消耗。這些都是革命的種子，是經歷了兩萬五千裏長征的精兵，是不容隨意犧牲的。
毛澤東著重指出紅軍應「鉗制敵人大部份，消滅敵人一部」，因為「我們事實上只宜作側面戰，不宜作正面戰」，獨當一面。
然而朱德、彭德懷等人卻估計，盡管整體實力上日軍屬於強者，但並非強到完全無懈可擊、占不到任何便宜的地步。而且，就實際效果來說，打運動戰、消滅日軍，。
不過毛澤東最後還是做出了一些讓步，他吸納了朱德、彭德懷等人的意見。在洛川會議中，毛澤東表示：
紅軍參戰後，「進行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爭，但在有利的條件下，可以消滅敵人兵團為目的，與在平原發展運動遊擊戰。
因此在1941年以前，我軍除了打山地遊擊戰，也打了許多運動戰。而首當其沖的，就是平型關大捷。
初次參加抗戰，我軍信心、士氣都十分旺盛。對於戰鬥的結果，戰場指揮官林彪表現得非常樂觀，他不僅要打敗日軍，還準備抓幾百個日軍俘虜去太原遊街，以振奮抗日軍民的士氣、長我八路軍的威風。
但在平型關戰鬥中，我軍第一次了解到日軍武器裝備和技戰術優勢，也體驗到日軍戰鬥意誌的頑固。
此戰之中，我軍占有人數和地形的絕對優勢，打得也僅僅只是日軍的一個輜重隊。但日軍所表現的技戰術水平，也讓林彪驚嘆不已。林彪在戰後總結中寫道：
敵人確是有戰鬥力的，也可以說，我們過去從北伐到蘇維埃戰爭中還不曾碰過這樣強的敵人……他們的步兵也有戰鬥力，能各自為戰，雖打敗負傷了亦有不肯繳槍的。戰後只見戰場上敵人屍骸遍野，卻捉不著活的。敵人射擊的準確，運動的隱蔽，部隊的掌握，都頗見地……
林彪發現，日軍在絕對的劣勢之下，依然慌而不亂。換做國民黨軍，面對如此圍攻早就崩潰了。而日軍則能以汽車和樹木為掩護，對我軍進行頑抗和反擊。在射擊方面，日軍射術奇準，我軍稍不註意就會被爆頭；在拼刺方面，我軍三個人都未必能戰勝一個日本兵；同時，日寇極其頑固，就算是同歸於盡也不投降。此戰之中，日軍全部戰死，一個俘虜也沒抓到。這讓林彪抓幾百個日本俘虜遊街的願望落了空。
與抗日神劇之中那些貪生怕死、殘暴愚蠢的日軍不同，真實的日軍是很難對付，光是殺死一個鬼子，就要耗費極大的代價。
李宗仁曾評價日軍：
「日本陸軍訓練之精，和戰鬥力之強，可說舉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陣，上至將官，下至士卒，俱按戰術戰鬥原則作戰，一絲不亂，令敵人不易有可趁之機。日本高級將領雖然缺乏出色戰略家，但是基本原則上，絕少發生重大錯誤。日本將官，一般都身材矮小，其貌不揚，但其做事皆能腳踏實地，一絲不茍，令人望而生畏。」
雖然平型關大捷，我軍已經見識到了日軍的強悍，也出乎了我們的意料。當我軍並未因此放棄爭取機會打一些運動戰。而在1938年以前，我軍也確實有機會打一些運動戰。因為在當時，抗戰還未進入相持階段，中日兩軍在華北捉對廝殺，使我軍有機會消滅孤立的敵人，可以殲敵一部。
與此同時，日軍主要將兵力投入正面戰爭，後方空虛。八路軍可以集合相當數量的基幹兵團，找準敵人的弱點，以伏擊、襲擊的手段，殲滅日軍一路或數路，著名的神頭嶺戰鬥、響堂鋪戰鬥、長樂村戰鬥都是這段時間打響的。這些戰鬥不僅殲敵多，繳獲也多。
例如，在神頭嶺伏擊戰中，「擊斃敵人八百余人，俘獲十余名，繳槍約二百余支，擊斃騾馬三百余匹，俘獲三百余匹，軍服藥材彈藥甚多」。在香城固戰鬥中，「獲四一式山炮一門，九二式步炮二門，槍彈甚多，敵二百數十人除生俘十余人外，全被擊斃」。
正是這個時候，八路軍建立了廣袤的根據地，將八路軍從3萬人擴充到了40萬人。然而到了1940年，分水嶺卻出現了，那就是百團大戰。
在百團大戰之前，日軍大大低估了我軍的力量。
例如，日軍參謀部門 1939 年 9 月繪制的八路軍實力統計表中，估計華北八路軍主力僅有 12 萬人，長短槍及輕重機關槍 4 萬余支。與當時八路軍的統計相比較可知，日軍大大低估了八路軍的力量。
在此，以一二○師為例進行說明。截止到 1939 年 10 月，一二○師已有4. 7 萬人，長短槍及輕重機關槍2. 3 萬余支。然而，日軍1939 年9 月的統計中卻判斷一二○師僅有2. 6 萬余人，長短槍及輕重機關槍 1. 4 萬余支。
1940年，日軍露出了向陜西進軍的趨勢。為了遏制這一點，我軍在正太線發動了一系列破襲戰。此戰之中，八路軍史無前例地聚集了100余個團，40萬人兵力，在數千裏的戰線上對日軍展開了全面攻擊。百團大戰之後，日軍才真正註意到八路軍的強大力量。日本參謀部認為，不殲滅八路軍，不摧毀抗日根據地，日軍在華北就將無法立足。
因此百團大戰雖然沈重打擊了日寇，但同時也暴露了我軍的實力，這是我軍絕不願意看到的。
從百團大戰開始，日軍對我根據地進行了頻繁而殘酷的掃蕩。首先，日軍沿著交通線修建堡壘和戰壕，將根據地死死困住；其次，日軍組織機動兵力，對我根據地進行了頻繁的掃蕩。
面對日軍的掃蕩，彭德懷等指戰員們認為，我軍還是應該用紅軍時期的老辦法，即將日軍引入內線，然後集中兵力殲其一部。提出在山地以我軍三個團消滅敵人一個大隊，使其不敢孤軍深入; 在平原必須以數倍力量消滅敵人一個中隊，使其不敢輕易下鄉。
然而事實卻證明，我軍大大低估了日軍的戰鬥力。在關家堖戰鬥中，阪井大隊長驅直入進入我軍的根據地內燒殺搶掠。彭德懷集中大量兵力，決定將其一次殲滅，讓日本人的掃蕩知難而退。
然而事實證明，我軍雖然占盡人數優勢，但依然無法全殲阪井大隊。不僅自己損兵折將，而且還讓阪井大隊被敵軍救走。到了後來，彭德懷將關家堖戰鬥列為自己一生中的四大敗仗之一。
1941年11月，彭德懷在黃崖洞保衛戰後承認：「目前敵我技術條件極不相稱，以及在敵後作戰的特殊條件，重現國內戰爭時代的殲滅戰是不可能的。」
八路軍的指戰員們這才明白，雖然有心殺敵，但是實際條件卻不允許。八路軍的底子實在太薄了。
從人數上看，八路軍確實擴充了不少，但這並不代表戰鬥力的提升。
首先從武器裝備來看，八路軍的武器裝備來源有限。
在抗戰初期，我軍與國民黨關系較好，還能從國民黨方面獲取一些武器。與此同時，我軍打了一些運動戰，可以從日軍手中繳獲裝備。
但在1940年以後，情況卻發生了很大變化。蔣介石見識到八路軍的力量後，開始由聯合轉向了警惕，於是連續發動皖南事變在內的多次反共高潮，至於軍餉和軍械，蔣介石再也不提供了。
在日軍方面，他們也改變了戰法。除了掃蕩之外，主要兵力都龜縮在交通線和碉堡內。我軍缺乏重武器，很難攻克這些碉堡。日軍行軍愈發謹慎，也難以透過打殲滅戰來獲取裝備。因此自1940年以後，繳獲也變得非常少。
這一時期八路軍的裝備補充，除了少量自產，主要依靠向外購買。
其次從兵員素質來看，雖然八路軍部隊擴張迅速，但是訓練依然顯得不足。
由於日軍的掃蕩和封鎖，八路軍很難對新吸納的兵員進行嚴格訓練。因此所有的訓練都是短期，是刪繁就簡的。因此效果不是很理想。
以射擊而論，以120師為例，主力作戰部隊的團，其命中彈數僅有 48. 1% ，尚不及 50% ; 成績最好的七一五團命中彈數為 78. 6% 。
時任一二〇師參謀長的周士第總結說:
「( 部隊對) 射擊的原則了解很差，動作有些不確實，如上述射擊成績，除第七一五團成績較好外，其余各部的射擊教育是不深入的，射擊技術還沒達到應有的高度。」
1940 年 1 月晉冀魯豫政治部報告: 「軍事技術的落後是驚人的，先支一大隊有一個從排長起沒有一個認得表尺的排，甚至有連副還不認得表尺。」
1940 年 1 月 3 日，晉冀魯豫軍區第一軍分區司令秦基偉率警衛排實彈打靶，參加打靶者 50 人左右，其中 20 余人不上靶; 5 月 24 日，秦基偉發現一個團內有 12 個班長不認識表尺……
八路軍新招收的士兵大多是文盲，八路軍基層官兵試圖短時期內完全掌握武器的科學使用方法時，常常會遇到巨大困難。如一二○師塞北軍分區反映，教員所講授的內容，戰士「能懂得約 50% ，但能記住的恐不到 30% ，好多戰士今天講的課目當天能講出一部份，但到明天便忘記了」。
訓練困難也就算了，日軍的頻繁掃蕩也讓我軍的訓練難以進行。在日軍點線密布的平原地區，如果八路軍以旅、團為單位集中起來，得到情報的日軍很快就會從各據點出動，向八路軍駐地進行包圍合擊。
在山地，我軍訓練也需要布置相當的力量進行警戒，如三八六旅所屬七七二團為保障 1941 年全團整訓順利進行，最多時曾派出三分之一的部隊到日軍據點附近遊擊。 而且，由於山區過於貧瘠，如何保障集中整訓部隊的給養供應也是一個大問題。
總體來看，由於自身缺陷和外部環境的惡劣，八路軍的技戰術水平不可能在短期內提高。
由此大概到了1941年夏天，彭德懷等人也不再堅持集中兵力進行突擊、打運動戰了。11 月 1 日，彭德懷在北方局擴大會議上又進一步談道:
「由於敵我裝備的懸殊，敵寇廣泛地采用堡壘主義，普遍地修路掘溝，逐漸封鎖與割絕我根據地，因此運動戰的機會就大大減少了，甚至在平原已經不可能。遊擊戰的比重大大增加； 普遍的遊擊戰，已成為敵後最基本的戰爭形式」。「
自1942年以後，抗日根據地在殘酷的掃蕩中損失巨大，甚至連高級將領左權也犧牲了。我軍進入了極度困難的階段直到1943年，日軍在其他戰場連續戰敗，抗日根據地才重新進入了發展階段。
由此而見，毛澤東穩健的抗日原則從一開始就是對的。在毛澤東看來，趕走日本帝國主義是一場持久戰，是急不得的，必須量力而為。此時八路軍需要的是發展，建立一支有能力和日軍打正規戰的人民軍隊還需要時間，更需要時機。過早地進行運動戰，不僅震驚了日軍，同時還引起了蔣介石的警惕。在內外敵人的絞殺和封鎖之下，八路軍不可避免地進入了困難時期。
正因為如此，百團大戰後，八路軍無條件轉入全面的遊擊戰。就如毛澤東 1941 年 7 月所強調的:
「敵我軍事技術裝備懸殊太遠，我人力，物力，地區，彈藥日益困難」，「假若不顧一切犧牲來動作，有使我們被打坍，不能長期堅持根據地的可能」。「因此我們采取鞏固敵後根據地，實行廣泛的遊擊戰爭，與日寇熬時間的長期鬥爭的方針，而不采孤註一擲的方針」。
因此1941年以後，我軍與日軍的戰鬥規模開始變小，但戰鬥頻率卻急速上升。我軍透過精兵簡政和大生產運動，不僅在敵人的絞殺之下存活了下來，同時還擴大了軍隊，在全國淪陷區展開了遊擊戰，從而解放了大量國土，將無數同胞從日寇的鐵蹄中解放出來。
雖然我軍作戰規模較小，但是這種零敲碎打，卻實實在在地打擊到了日寇，可謂是積小勝為大勝。到了抗戰後期，華北、山東已經成為了抗日軍民的海洋，日軍只能龜縮在交通線和大城市裏茍延殘喘，再無出擊的本事。
到了抗戰末期，我軍已經建立19塊抗日根據地，面積百萬，人口多達一億，人民軍隊也發展到120萬人。人民軍隊的百萬大軍，絕不是躲出來的。
總之，抗戰初期，八路軍心有一腔血勇，想與日本硬碰硬地打一仗。但事實證明，飯要一口口的吃，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我軍並非不想一次殲滅日軍幾個師團，但這需要時間和時機。在這一點上，毛澤東的穩健和謹慎，是有先見之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