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被全世界公認為傑出的外交家。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他與毛主席和其他一些老一輩革命家以嶄新的形象讓新中國走向世界舞台，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尊重和贊賞。
他被不少外國政要稱贊為
「
一位傑出的談判家
」
和
「
世界上罕見的偉大外交家
」
，盡管周恩來擁有卓越的外交藝術，但並非面面俱到。
耿飈在周總理準備存取印度各國時，臨走前特別告知了一件事，若不註意將會釀成大禍。幸虧有了耿飈的提醒，否則中國在外交上將可能面臨政治風波。那麽這件事到底是什麽呢？
1954
年。
周恩來與印度的外交關系
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在
1949
年
10
月
1
日新中國成立時即與我們建立了外交關系。就在社會主義各國與新中國建交之際，印度總理尼赫魯也開始關註新中國。
也許是因為中國社會和印度都曾經歷過相似的被殖民主義者和帝國主義者統治的經歷，所以尼赫魯在新中國成立僅半年之後便決定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
印度因此成為第一個與新中國建立外交關系的資本主義國家，也為其他資本主義國家與中國建交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周恩來非常看重對印度的關系，他十分重視爭取印度等民族主義國家的支持，因此從一開始就在政策思想上明確表達了這一立場。
1952
年
4
月，當召開第一次駐外使節會議時，一些駐印度大使認為印度等東南亞國家雖然在形式上獨立了，但在實質上仍然處於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的狀態。周恩來立即指出這種看法是不切實際的。
他主張：
「
盡管這個國家曾經是殖民地，但現在已經取得政治上的獨立，擁有自己的國會和政府，並由當地資產階級統治。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稱他們為殖民地，只有那些直接受帝國主義統治的國家才能被定義為殖民地。東南亞國家與帝國主義存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矛盾，我們應該積極爭取他們，使他們保持和平中立。
」
在
1950
年代中期，在張聞天的領導下，根據周恩來的思想，他們制定了【對東南亞民族主義國家的方針政策】等檔。
中印在
1950
年因西藏問題產生分歧時，中國為了維護與印度的友好關系表示：
「
我們可以透過正常的外交渠道，在西藏的外交、商業和文化關系方面尋求合適的互利解決方案。
」
當十四世達賴喇嘛準備在那年年底逃往印度時，周恩來在會見印度駐華大使時指出，中印關系會與達賴有著密切的聯系，並暗示達賴若赴印度將對中印關系產生一定影響。
印度方面已理解周總理的意圖，他們表示不會鼓勵達賴離開西藏，但會勸告他不要去印度。如果達賴決定前往印度，印度將依據國際慣例給予避難。
達賴不久之後也回到了拉薩。
盡管達賴問題已經得到解決，但和平解決西藏問題仍然面臨挑戰。
在
1953
年
12
月
31
日，中印談判在北京舉行，周總理在這次會晤中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新中國成立後就確立了處理中印關系的原則，即相互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幹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處的原則。只要按照這些原則，中印之間的問題都可以進行磋商解決。
在
1954
年元旦時，周恩來親自向中央送出了一份談判方案，詳細列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並且提出了談判要先易後難的策略，避免涉及邊界問題，以便促使談判更容易達成協定。方案指出印度在西藏的特權應該被取消，但可以適當保留不損害中國主權的部份。
不久之後，經過中央的批準，雙方在接下來的四個月裏最終達成了協定，並簽署了協定。
不久之後，印度就迎來了周總理的存取。
耿飈小心提醒，周總理正在存取印度。
1954
年
4
月至
7
月，為解決北韓半島和印度洋地區的和平問題，日內瓦聯合國總部舉辦了日內瓦會議。
周總理在會議休會期間首次存取了印度，這是尼赫魯主動邀請的。周總理非常高興地接受了邀請，並在返回國內的途中進行了印度之行。
印度對周恩來的到訪表示了高度的重視和熱情接待，可能是出於對中國的信任和友誼，亦或是因為周恩來在日內瓦會議上的傑出表現。成千上萬的群眾夾道歡迎他，場面壯觀。
周恩來此次存取內容十分豐富，他在歡迎大會上表示對印度的支持，並與印度進行了會談。在會談中，他提出將中印兩國在北京達成的協定中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正式確定為指導和處理兩國及其他國家關系的原則。
印度表示同意了。在會談中，兩國還就歷史遺留的分歧和爭端問題進行了探討，並達成了共識。
在印度逗留期間，印度還特意邀請周恩來到克什米爾觀光參觀。由於當時該地區與巴基史坦存在爭議，因此前往參觀必然會對巴基史坦造成誤解。
因此，在這個時候，周恩來也提出了勸告：
以商定的五項原則為基礎，我希望你能主動與巴基史坦進行會談，促使雙方就克什米爾問題和其他爭議展開對話。為避免給雙方會談制造不利氣氛，這次暫時不考慮討論克什米爾問題。
尼赫魯聽了這番話後，雖然不情願，但最終還是勉強同意了。
周總理在
1956
年再次存取印度時，再次面臨了這個問題。當時他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存取印度、巴基史坦等亞洲五國。在出發前，耿飈特別提醒周恩來：
「
如果印度方面邀請您到尼赫魯的家鄉存取，最好不要去。
」
周總理不明白，詢問原因。耿飈接著解釋：
據我所曉，尼赫魯的故鄉位於印度實際控制的克什米爾南部。如果您在尼赫魯的陪同下造訪他的家鄉，可能會導致人們錯誤地認為中國在克什米爾問題上支持印度、反對巴基史坦。
周恩來聽後茅塞頓開，假若不是耿飈提醒，或許他會真的返回去，屆時必然會招致重大災禍。
印度果然在那之後提出了邀請，周恩來巧妙地回絕了，避免了一場外交風波。這件事情的成功也應該歸功於耿飈。當然，耿飈在外交領域所做出的貢獻不僅限於此，他展現的外交風采也得到了國內外的廣泛認可。
國防部長未被授予軍銜
耿飈最初從事外交工作是由周總理親自點將。為何要指定他呢？原來，耿飈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就已經有了外事工作的經歷。
1944
年
9
月，一支美軍考察小組前往晉察冀抗日根據地進行考察，當他們接近黃河時，遭遇了日軍飛機的襲擊，這讓美國人措手不及。耿飈對此感到非常憤怒，於是他率隊整頓秩序，直到美國人才安心下來，最終成功護送了他們。
他在新中國成立後，立即展現出了耿飈非凡的外交能力，為他轉型為外交家奠定了基礎。
他在抗戰結束後與國民黨進行了一場智慧與勇氣的較量，成功地擺脫了特務的跟蹤，這讓周恩來對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因此，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不久，周總理就迅速想到了耿飈。
盡管耿飈對自己的能力不太自信，他認為自己只是個平凡人，怎麽能與外國人打交道呢？但在毛主席和周總理的勸說下，耿飈還是決定加入外交部，成為了外交工作團隊的一員。
不久之後，他就被委任為駐瑞典王國大使，隨後又兼任了駐丹麥、芬蘭、挪威三國公使以及駐巴基史坦大使、駐緬甸和艾爾巴尼亞大使的職務。他是中國為數不多的擔任過
6
國大使和公使的外交官之一。
耿飈在
1960
年
1
月至
1963
年
8
月期間擔任外交部副部長，協助陳毅外長處理了許多涉外案件，參與或主持起草了一系列重要的外交檔。
中國在對艾爾巴尼亞提供援助時，全力支持對方的經濟和發展，但艾爾巴尼亞並未珍惜這份援助，反而愈發揮霍。耿飈對他們的肆意浪費感到非常不滿。
在國內的政治氛圍下，我們不應該要求中國人民為援助艾爾巴尼亞而勒緊褲腰帶。然而，耿飈卻挺身而出，大膽地向中央送出了一份報告，強烈呼籲對援助艾爾巴尼亞的戰略和對外政策進行調整。
毛主席在收到報告後，還稱贊說：
「
耿飈敢於直言不諱，真實地反映了情況，是一位出色的大使。
」
不久之後，中國對耿飈提出的意見進行了采納，援外工作也做出了一些調整。
無論是在新中國成立前還是成立後，耿飈都為祖國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然而卻成為了唯一一位沒有軍銜的國防部長。每當有授銜時，他總是與其擦肩而過，但從未表達任何怨言。
他在兼任國防部長兩年期間，為軍隊整編、民航改制以及中美軍事關系等問題辛勞不已。
耿飈在長達二十多年的外交生涯中，創造了一個在中國外交乃至世界外交史上獨一無二的奇跡：一人兼任三國使節。他成功打破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經濟封鎖，為中國開啟了西方大門。如今中巴之間擁有如此深厚的友誼，耿飈功不可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