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底，67歲的前軍統少將沈醉決定前往香港與妻女相見，出發之前，沈醉的好友原軍統中將杜聿明拉著他的手，語重心長地說道：「咱們都是錯過一次的人，一定要保住晚節啊！」
當時，香港問題還沒有解決，台灣的國民黨殘余蠢蠢欲動，一聽說沈醉要到香港便傾巢出動，準備在這件事情上大做文章。
可是，沈醉已經在功德林接受了十多年的教育，已經不能與從前的他相提並論，作為沈醉的好友，杜聿明本該十分了解沈醉的品行，為什麽還會做出這樣的囑咐？而沈醉又在香港發生了什麽事情呢？
接受改造
沈醉是軍統特務出身，殺人不眨眼，28歲的時候就當上了軍統少將處長，迫害過許多工廠黨員，即使是在雲南解放前夕，他還下令逮捕了一批進步人士。
1949年12月，沈醉被捕，很多人都認為他必死無疑，不過，他曾在起義通電上簽字，又協助解放軍逮捕了大批的特務，上級最終還是決定放過他。
雲南的反動勢力被清除之後，沈醉被轉移到重慶的白公館關押，在飛機上，乘務員給每位成員發了一盒點心，沈醉被捕之後擔驚受怕，再加上他養尊處優多年，吃不慣俘虜的夥食，所以，一直處於饑餓的狀態。
現在，他拿到乘務員發的點心後，立即狼吞虎咽地吃了起來，他周圍的乘客看他好像餓了很久，便把吃剩下的點心也給了沈醉。
不一會兒，沈醉吃飽了，剩下的幾塊全都裝到了一個盒子中。
到了白公館監獄後，負責看守的兩個幹部看到沈醉便問道：「吃晚飯了嗎？」
負責押送沈醉的幹部回答道：「在飛機上吃點心吃飽了。」
那名女幹部看著沈醉說道：「那不行啊！光吃點心怎麽能吃飽，還是再給弄點面條吃吧！」
沈醉的腦海裏突然浮現起他在軍統監獄中對共產黨的所作所為，不免覺得羞愧不已，現在他變成了一個犯人，共產黨幹部卻這麽關心他，甚至怕他吃不飽，沈醉感動地說道：「我已經吃飽了，不用再麻煩了。」
兩個幹部對視了一眼，男幹部說道：「那行吧！你今天晚上好好休息，明天跟其他人一起學習。
沈醉想：學習？難道不應該是接受嚴刑拷打嗎？
懷著忐忑不安的情緒，沈醉進入了夢想，第二天一大早，白公館中，便開始了對沈醉等戰犯的改造工作。
沈醉發現原來幹部所說的學習就是真的學習，他們坐在一起閱讀馬列主義書籍，沈醉的一顆心終於落了地，但沒過多久之後，他又變得緊張了起來。
在閱讀書籍的時候，沈醉看到了這樣一句話：「我們即是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沈醉嚇得直流冷汗，以往軍統抓到共產黨後，往往無所不用其極，殘酷的刑罰迫害了一批批的共產黨人。他想現在的學習只是為了讓他們認清自己的錯誤，然後再懲罰他們，讓戰犯們認為自己罪有應得。
沈醉不得不承認，這種方法比直接處決一個人要更讓他感到痛苦。關於未來，沈醉已經沒有任何的指望了，但是一個人的出現，卻給沈醉帶來了極大的震撼，更讓他產生了希望，這個人就是杜聿明。
1957年，沈醉被轉移到了北京的功德林，當天晚上，所有戰犯都回到自己的房間裏就寢，回到房間的路上，沈醉聽到一號房裏傳來了王陵基的聲音，兩人曾經被關押過一起，所以沈醉便想進去看看這個老友。
一進門，王陵基趕緊上前來與沈醉握手，拉著沈醉往床邊坐下，這時，沈醉註意到，旁邊床鋪上的杜聿明，他躺在一個巨大的石膏模子裏一動不動，看到沈醉後，趕緊坐起來與沈醉打招呼。
沈醉與杜聿明並不熟悉，只是共事過兩次，心裏只當他是個前輩，看到杜聿明躺在石膏模子裏，沈醉覺得十分心酸，認為是監獄為了限制杜聿明的行動，對他進行的懲罰。
但是聊了幾句後，沈醉才意識到自己錯了，沈醉和杜聿明、王陵基寒暄了幾句後，問道：「你們感覺是北京好，還是重慶好？」
王陵基和杜聿明異口同聲地回答道：「當然是北京。」
沈醉不解地問道：「為什麽啊？」
王陵基說道：「因為北京功德林的幹部政策水平高啊！」
沈醉問睡在石膏模子裏的杜聿明：「水平高？那這個石膏模子又是什麽意思啊？」
與杜聿明友誼
杜聿明聽了哈哈大笑：「這是功德林幹部專門制作的，用來給我治頸椎病的啊！」
沈醉不敢相信，杜聿明繼續解釋道：「我患了脊椎結核，脊椎變形，如果沒有這個石膏，恐怕我就要直不起腰了。」
在杜聿明的口中，沈醉才了解到，杜聿明被捕的時候，身患重病，作為一個蔣介石的心腹愛將，他也沒想過繼續茍活，打算就這樣慢慢地死掉。
可讓杜聿明沒想到的是，功德林的幹部耐心地給他治療疾病，到香港、澳門等地買特效藥。
說道這裏，杜聿明十分動容地對沈醉說道：「共產黨真是我的再生父母啊！」
這句話讓沈醉大受震撼，杜聿明曾是蔣介石的心腹，赫赫有名的國民黨軍官，竟然能說出這樣的一番話，沈醉意識到自己對共產黨的認識實在是太過淺薄，共產黨根本不是他原先設想的那樣。
後來，功德林按照「思想改造和勞動改造相結合」的政策，成立了縫紉、理發、補鞋等十多個小組，要求每個戰犯都要參加一項勞動。
杜聿明和沈醉一起報名參加了縫紉組，小組成立之後，功德林的幹部組織小組推選組長和副組長，因為成員們都是國民黨將領，所以誰也不會做縫紉工作，氣氛變得非常尷尬。
就在這時，杜聿明站了起來說道：「我來當班長吧！之前我辦過一個縫紉機廠，懂一些縫紉技術。」
沈醉聽到後，也站了起來說：「那我來當副組長吧！我們家曾有一台縫紉機，我試著擺弄過。」
就這樣，兩人成了縫紉組的負責人，他們一起交流縫紉技術，也一起談思想，說未來。
沈醉的心中一直好奇杜聿明為什麽會對共產黨心悅誠服，難道僅僅是為了那塊石膏模子嗎？
當他問杜聿明這個問題的時候，杜聿明回答道：「並不僅僅是因為這個，當時，功德林要求我寫一些歷史資料，我以為是讓交代罪行，便把阻止解放軍的經歷全都寫了上去。可是，沒過多久之後，一個幹部卻突然找我談話。」
沈醉問道：「這是為什麽？難道是嫌你罪行交代的不夠詳細嗎？」
杜聿明說道：「我本來也是這樣想的，可是那名幹部卻問我為什麽不寫抗日的事情，他說我在昆侖關抗擊日軍，打過勝仗，這些也應該寫出來，我沒想到共產黨並沒有磨滅我們曾對國家所做的貢獻。」
杜聿明的思想覺悟比沈醉高，所以當沈醉做錯事的時候，杜聿明便會提醒他。
在縫紉組工作了一段時間後，沈醉變得有些懈怠，他覺得這些衣褲鞋襪全都是給他們自己穿的，隨便做做就可以了，反正自己是不嫌棄的。
可是，杜聿明發現後卻十分嚴肅地對沈醉說：「這些衣物做得實在是太差了，必須要重新做，你要記住成功靠的是認真，以後可不能這麽馬馬虎虎了。」
在杜聿明的幫助下，沈醉在思想和勞動方面都有了很大的進步，1959年12月3日，杜聿明獲得特赦，即將要走出功德林，重獲自由，可是沈醉卻不在特赦名單中，心情十分低落。
杜聿明安慰沈醉：「別灰心，好好表現，我相信你很快就能出去的。」
果然如杜聿明的預料一樣，沈醉在1960年底也獲得了特赦，出獄之後，沈醉第一時間打探自己家人的訊息，他一共有五個孩子，只有一個小女兒在大陸，其他四個全部被強制留在了台灣，而且台灣方面還用孩子威脅沈醉的妻子粟燕萍不準回大陸。
無奈之下，粟燕萍只好改嫁，並留在了香港。
前往香港
於是，沈醉便想帶著大陸的小女兒，一起到香港去見前妻，也算是一家人團聚。
香港的國民黨一直試圖讓沈醉回到台灣去，他們認為像沈醉這樣的國民黨高層領導，手裏掌握著大量的國民黨機密，繼續為大陸效力的話，不僅會對台灣的安全造成威脅，還會對國民黨的輿論造成壓力。
所以，即使沈醉不願意回到台灣，他們也要把他留在香港。
關於這一點，杜聿明非常清楚，因此在沈醉臨行前，他拉著沈醉的手囑咐他要保住晚節。
出發前，杜聿明找到了沈醉，要求他一定要保住晚節，沈醉自從被放出功德林之後，一直深受黨的照顧，在全國政協工作，又再婚，生活過得十分安逸。
另一方面來說，沈醉接受了改造，和從前的自己決裂，他親眼看到中國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越來越好，怎麽還會去選擇國民黨呢？
因此，他對杜聿明說道：「放心吧！我去不了多久也就回來了。」
與老友告別之後，沈醉便帶著女兒來到了香港，父女倆的行程十分低調，但還是登上了新聞頭版頭條，沈醉的一個學生找到他，對他說：「老師，您跟著我去台灣安度晚年吧！我已經在那裏給您安排好了一切。」
可是沈醉卻說：「謝謝你的好意，但我不會去的。」
不僅如此，還有報社的記者拿著天價的稿費找到了沈醉，希望他能在報紙上寫一些對共產黨不好的文章，沈醉十分氣憤，對記者說：「你們真卑鄙，就算你拿出再多的錢，我也不會同意的。」
在香港期間，沈醉除了應付這些令人厭惡的事情，他還見了許多之前的老朋友，在和他們的交談中，沈醉發現他們雖然拿著台灣給的美元，但都希望祖國能夠早日統一。
一位朋友對他說：「我特別喜歡你們在全國政協寫的東西，咱們都曾為國民黨工作，經歷相似，我看了覺得感同身受，要是能想你們文章裏寫的那樣，看到祖國統一的那天就好了。」
沈醉想到杜聿明在國民黨內的影響力大，如果他能寫一篇文章，一定能引起更大的反響。於是，他在回到大陸之後，立即找到了杜聿明。
可是，杜聿明的身體病入膏肓，沈醉找了兩三次後，才見到了杜聿明，沒等沈醉開口，杜聿明便說道：「你幫我寫一篇文章，拿到香港發表吧！」
沈醉說道：「我可不給你做代筆，還是你把身體養好後自己寫吧！」
杜聿明覺得自己命不久矣，嚴肅地對沈醉說：「我知道你在香港接觸過台灣方面的親友，比我更了解他們的心情，要是你寫一篇關於祖國統一的文章，我覺得比我更合適！」
沈醉有些猶豫地說道：「可是......」
杜聿明打斷了沈醉，紅著眼眶說：「祖國分裂，導致許多同胞骨肉不能團圓，你的幾個孩子都被扣在台灣，我想這種感覺你應該很清楚。關於這些，我們都要承擔起責任，告訴那些台灣的老同事們，大家一起努力，完成祖國的統一大業，不要再等下去，讓更多的民眾骨肉分離。」
杜聿明對祖國的熱忱感染了沈醉，他回到家後，立即動筆，可因為連日的奔波一下子病倒了，以至於文章的事情一拖再拖。
不久後，杜聿明離世，沈醉便承擔起了杜聿明的遺願，他一心撲在了祖國統一的事業上，多次透過廣播向台灣當局喊話，他說道：「希望大家能夠以祖國和民族的利益為先，不要再站在人民的對立面，做無畏的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