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開國元帥徐向前在任中央軍委副主席，主要為把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設為一支現代化、正規化軍隊而奮鬥。
而就在此期間，突然有一天，徐向前元帥的夫人黃傑接到了楊成武的電話，邀二人見面。
見面後楊成武當即向徐帥傳達了毛主席的一個任命指示。
這讓徐帥深感吃驚，他萬萬沒想到，這個擔子會要他來挑。
沈默半晌，徐帥提出了拒絕。只不過到最後，這個擔子還是落到了徐帥肩上。
自上任後，徐帥開始每天有接不完的電話，開不完的會和見不完的人，有時候被一些人纏上，一纏就是好幾個小時，徐帥的頭疼病更是發作得厲害，短短時間就心力交瘁，火氣也變大了，說的話更難免「出格」。
周恩來總理得知後，特意指點道： 「你和他們打交道，要掌握八個字。」
徐帥聽完，頗受教益，往後他再遇類似問題，就采取總理給的對策，果然好用。
所以，楊成武當時向徐帥傳達的是什麽指示？周恩來總理給徐帥的對策又是什麽呢？
「你和恩來一起去太原！」
徐向前元帥是山西省五台縣人，是開國十大元帥中唯一一位北方籍元帥。
1924年4月，徐向前被黃埔軍校錄取，成為黃埔一期的學生。
在黃埔期間，徐向前每天除了鉆研軍事之外，還要閱讀大量的進步書籍，並積極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黃埔特別支部組織的各種活動。
彼時，黃埔軍校作為國共第一次合作的產物，校內可謂是人才濟濟。
周恩來總理更曾是黃埔軍校最年輕的政治部主任，不過不巧的是，周恩來總理當年進黃埔的時候，恰好是徐帥從黃埔畢業的時候。
所以那個時候，兩個人還沒有什麽交集。
後來，徐向前被分派到了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號稱「第二黃埔」），擔任學兵隊少校隊長。
彼時，陳毅、蕭楚女等共產黨員都在這個學校，這使得該所學校的進步力量占了優勢。
徐向前正是受到周圍進步人士的影響，閱讀了大量馬克思主義著作，最終經過嚴肅認真的思考，於1927年3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此後不久，大革命失敗，國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徐向前先後赴上海、廣州以及鄂豫皖邊界大別山繼續革命，多次率軍粉碎敵人的圍剿，擴大了根據地範圍。
1931年11月，徐帥憑借在戰場上的出色表現，成為紅四方面軍的總指揮，在鄂豫皖、川陜根據地都打出了威名，最終將紅四方面軍發展為紅軍三大主力之一。
這時，徐帥已經成為了黃埔軍校一期共產黨員裏級別最高的將領，國民黨方面懸賞他的人頭費是10到20萬大洋，和朱老總，還有毛主席一個價。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為了八路軍能盡快奔赴抗日前線，中央決定開辟陜西抗日根據地。
彼時，山西正被軍閥閻錫山把持，要想開辟山西抗日根據地，實作聯合抗日，同閻錫山的周旋和談判是少不了的。
那麽派誰去完成這項重要的任務呢？
作為中國共產黨談判能手的周恩來總理首先責無旁貸，而除此之外，還需要一位了解閻錫山，了解山西的人選。
因為閻錫山這個老軍閥，在用人上尤其註重同鄉關系，尤其是五台老鄉。
毛主席於是很快就將目光釘選到了出身五台的徐帥身上，並決定派徐帥去山西協同周恩來做統戰工作。
臨行前，毛主席把徐帥叫去，語重心長地對他說： 「你是山西人，和閻錫山是同鄉，下一步，你和恩來同誌去太原，做做閻錫山的工作。」
徐帥當即接受了這個任務。
就這樣，周恩來總理和徐帥一行人從延安出發，費了一番周折，渡過了黃河，最終坐上了閻錫山派來的兩節專列火車（閻錫山特意把山西鐵路修成窄軌，以便形成割據）。
火車所途經之處，一路都是兵荒馬亂的景象，山西省府太原也不例外。徐帥看家鄉如此，對於此次聯合閻錫山抗日的任務達成更加迫切。
周恩來總理和徐帥抵達山西時，連日來正對日軍進犯感到焦頭爛額的閻錫山表現出了高度的熱情。
一見面，閻錫山便一把握住了周恩來的手道： 「歡迎歡迎！周先生，你來的太及時了！」
緊接著，周恩來對隨行的人進行一一介紹。
當介紹到徐向前時，閻錫山眼睛一亮，上前一步，握手寒暄道： 「向前是我的五台老鄉，一代將才，久仰久仰！」
這一時，閻錫山雖與諸位是首次相見，但對於一早威名在外的周恩來一行人並不陌生。
這期間，由於戰事吃緊，心急火燎的閻錫山甚至一度不再將周恩來一行當做談判代表，反而當成了他的軍事顧問團。
震驚中外的平型關大捷也便是在這個背景下打的，平型關大捷在極大鼓舞全國人民抗戰決心的同時，還標誌著山西國共合作局面的開啟。
而與此同時，周恩來也深知，要想早真正團結友軍共同抗戰，還有大量艱苦細致的工作需要親自督辦，於是他給中央發了電報，請求 「暫留太原，不往他處……」
從那時開始，周恩來就又投入到「拼命三郎」式的工作中，當時因為不適應黃土高原的氣候，周恩來經常流鼻血，但是他每每用水淋一淋，隨便塞點棉花，就有繼續投入到工作中。
累了就和衣打個盹，有警衛員見他小腿露在外一大截，想給他蓋個被子，結果稍有動靜，周恩來就醒了，醒了就繼續工作。
而協助周恩來總理工作的徐帥當時也無例外，夜以繼日工作是常有的事，白天的行程更是安排得滿滿當當。
因為考慮到太原又不少五台人在閻錫山政府工作，徐帥便利用同學同鄉關系開展統戰工作，有的時候他陪周恩來總理出去，有的時候就自己單獨出去，每逢同鄉宴、群眾集會，徐帥必定前往，而且每到必講話。
警衛人員擔心他的安慰，怕出事，經常抱怨他。
徐帥即總是笑笑說： 「放心吧，群眾會保護我的，閻錫山也不會把我們怎麽樣。」
最終，在周恩來總理和徐帥的努力下，經過談判，閻錫山答應與八路軍共同抗日，並給予後勤保障。
另外周恩來總理和徐帥在山西的幾場講話，更極大鼓舞了當地民眾的抗戰決心和信心，不少青年或奔赴延安，或直接奔赴抗日前線，或參加了太原群眾性的抗日救亡運動。
1937年11月，周恩來終於結束在山西72天的抗戰之行，返回延安，而徐帥率129師一路轉戰晉東南，接連取得了數場戰鬥的勝利，積小勝成大勝，後又趕赴山東戰場。
解放戰爭期間，徐帥重回山西，以開始的六萬地方部隊，用時一年半，殲敵30萬，取得驚人戰績，最終完成了山西全境的基本解放。
期間，一場以少勝多的晉中戰役更令當時在西柏坡的毛主席、周恩來等大喜過望。
而徐帥當時實際上因為勞累過度，新舊病癥同時並行，頭痛欲裂，但他一直堅持到打下太原，才赴青島療養。
新中國成立後，徐帥被任命為解放軍總參謀長，兼任華北軍區副司令員，不過因為徐帥在外休養，總參謀部的工作暫由聶榮臻主持。
直到1951年5月前後，徐帥的病情才出現了明顯好轉。
而鑒於新中國剛成立，人民解放軍海陸空現代化建設亟需提上日程，武器裝備更新更是迫在眉睫。
這期間，病情好轉的徐帥再次扛起重任，趕赴莫斯科談判，希望蘇聯能夠提供技術援助，幫助中國建設新的兵工工廠。
最終，耗時近五個月，徐帥最終圓滿完成這項毛主席交代的特殊任務，同蘇聯方面簽署了相關協定，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正規化建設奠定了初步的物質和技術基礎。
再後來，徐帥一直在為解放軍的現代化建設而努力。
「天塌不下來，你就幹吧！」
一直到一段非常歲月拉開序幕，軍隊也受到了波及。
1967年1月6日，徐帥的夫人黃傑接到了時任解放軍代總參謀長楊成武的電話，說有重要的事情要同徐帥談，請她陪徐帥到總參五所一敘。
照常理來說，其實當時楊成武將軍和徐帥都住在柳蔭街，居所只相隔一條街，楊在晉察冀野戰軍工作時還曾是徐帥的部下，建國以後他還一直在徐帥的領導下工作，有什麽事情到家裏說似乎更方便。
不過鑒於當時情況特殊，楊成武考慮周全，怕出什麽差錯，最終還是一通電話把徐帥夫婦請到了總參。
不過，徐帥為人向來和善，身上也沒有什麽官氣，更被稱作「布衣元帥」，他從妻子口中得知了電話，就按照楊成武的安排，去了總參。
一進門，他就問道： 「成武啊，有什麽事情這樣神秘？」
「徐帥，是大事。毛主席要你出任全軍‘文革’小組組長。」 楊成武直言。
另一邊，徐帥聽到楊成武的話，當即陷入了沈默，這麽多年來，無論是革命戰爭年代，還是新中國成立以後，對於中央分配給他的工作，他從不計較，每每都愉快地接受，即使身體出毛病也要堅持到底，盡心完成，但是這一次，不一樣了。
「我多年有病，身體不好，對幹部不熟悉，還請你代為轉告毛主席，這次這個工作，我擔當不了。」 總參辦公室內半晌寂靜，徐帥最終開口道。
「不行啊。」 這時候，楊成武顯得十分為難，幹脆繼續坦率地說道： 「這次不一樣，這次是江青提議，毛主席批準的。」
聽到楊成武這樣說，徐帥心裏愈加莫名其妙，不過他還是堅持道： 「我的確幹不了，你還是把我的意見報告給主席吧。」
楊成武見徐帥心意已決，於是應下。
回到家後的徐帥默默等待，結果遲遲沒有訊息，直到有一天徐帥陪同毛主席參加一場活動，最終還是沒忍住說出了口：「主席，這個小組長的任務我實在是做不好，還是請主席另選賢能吧。」
哪料主席大手一揮，直接回答道： 「天塌不下來，你就放手幹吧。」
那之後很快，徐帥就收到有關小組成員的名單以及改組通知，這時徐帥明白，一切已成定局，他不能再推脫了。
徐帥上任時，正好趕上了上海所謂的「一月風暴」，局面一時間混亂不堪，簡直沒法收拾。
各軍區很快也受到波及，各單位的告急電話不斷，徐帥家中原本有兩部電話，後來又增加了兩部，五個工作人員日夜輪流值班，忙得不可開交。
徐帥每天除了開會，還要接見一批又一批的群眾代表，其中一些很是難纏，他們甚至不分晝夜地纏結，這期間，徐帥的頭疼病癥加重，時常感到疲勞，身體很快就吃不消了，連帶著有時候說話也沖了。
周恩來總理在中南海得知了徐帥的處境，於是特意找著空，叮囑徐帥： 「你和他們打交道，要掌握八個字。」
「哪八個字啊？」 徐帥當時聽得十分認真，因為早在抗戰初期他和周恩來一同前去和閻錫山談判的時候，他便見識過周恩來與人談話的能力了，當即問道。
周恩來也不再賣關子了，直言： 「就是多聽少說，多問少答。」
於是就這樣，徐帥回去後，再接見群眾組織，就采取這種對策。
與此同時這期間，徐帥也曾專程找到江青，請她當「顧問」，和自己一起去接見群眾代表。
不過江青去了兩次後就直言：「再這樣下去，我就變成軍隊‘消防隊’了。」
那之後，她便不再露面了。
眼見形勢越來越亂，徐帥心裏還是著急，最終在他的努力，和毛主席的應允下，「軍委八條命令」（簡稱「八條」）正式下達。
有了「八條」，各大單位領導同誌們心裏總算有了底，局勢也得到極大程度地穩定。
徐帥後來在回憶錄中描述那段擔任小組長的經歷說： 「（那時）不到三個月，弄得我焦頭爛額，晝夜不得安寧，每天抽兩盒煙都不夠，比過去打仗還疲勞。」
再後來，徐帥又向毛主席遞交了辭呈，雖然沒有得到批準，但實際上已經脫離了這個工作崗位，只剩掛名，對此，徐帥直言： 「不幹這份差事，正合我意。」
1976年後，新變局出現，徐帥又重新參與中央軍委的領導工作，1978年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繼續為我軍從「小米加步槍」向諸兵種合成作戰方向轉變以及為把我軍建設成一支強大的正規化、現代化國防軍而奮鬥。
1988年，徐帥響應鄧小平幹部年輕化的政策，主動辭去身上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等職。
退休後的徐帥生活更加簡樸，「布衣元帥」本色更展現得淋漓盡致，閑暇的時候他就在自家小院裏織織毛衣，在十大開國元帥裏，徐帥是唯一一個會織毛衣的。
1990年6月，徐帥因肺病要上醫院治療，出門前，他看著自家小院，輕聲道： 「這次去，就回不來啦。」
結果一語成讖，住院後，徐帥病情更加嚴重。
病床上的徐帥，知道自己時日無多，於是留下了遺囑：「我死後，不搞遺體告別；不開追悼會；骨灰就撒在大別山、大巴山、太行山和河西走廊（這些都是徐帥生前戰鬥過的地方）。」
再後來，進入彌留之際的徐帥，對圍在自己病床前的子女，又吃力地叮囑道： 「我死後，你們要永遠跟著黨走，言行一致，說到做到！」
1990年9月21日，徐帥在北京逝世，享年88歲，自此走完了他堅定信仰、義無反顧的革命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