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明白李世民的用人之道多高明，首先得明白貞觀期間的朝廷人員組成有多特殊。
派系復雜：李世民登上帝位，是政治鬥爭的產物，而且在玄武門之變後並沒有進行人員清理，故而貞觀初年的群臣內建政治派系。
大的層面來說，分為秦王府、太子府、太上皇李淵嫡系；
即使在秦王府裏，人員主要也有兩個來源，一是所謂的關隴集團人物，如長孫無忌、李靖、侯君集等，另外一批是當初跟隨李密的山東（崤山以東，下同）集團人員，以徐世勣、秦叔寶、程知節等為代表。
貴胄眾多：漢、明等大一統帝國的開國功臣集團中，出身布衣、草根的不在少數；而唐朝則多出貴胄——絕大多數原本是隋朝官員，其中，蕭瑀 、陳叔達，分別出自南朝梁、陳皇族；裴矩、宇文士及、楊恭仁等是前朝宗室、姻親；裴寂、唐儉、長孫順德、屈突通、劉政會、竇軌、柴紹、殷開山、李靖等，都是貴族子弟。
這種構成有利有弊。好處是官員整體素質高，便於開展工作；壞處在於要「壓住」這些人並不容易。
如此復雜的構成，但結果卻出奇的好：各種出身、各類派系的人才在同一個屋檐下合作順暢，不僅沒有其他王朝常見的高層內耗，反而相互扶持、相互幫助。
史書稱「王、魏善諫諍而房、杜讓其賢」，即出自原太子府的王珪、魏征習慣於直言勸諫，而秦王府元老房玄齡、杜如晦不僅不反感，反而甘心讓位、分享權力；
公元629年，房玄齡主管官員考核期間，侍禦史權萬紀彈劾其處事不公，唐太宗命令侯君集核查，此時魏征挺身而出，認為房玄齡等「皆朝廷舊臣，素忠直......」，分析他們只是工作量繁重、不可能存在徇私舞弊，李世民便撤銷了審查令。
在一個大環境下，如果一兩個人比較正直，也許是個人品德所致；但如果絕大部份人都如此，那一定是體系、制度的功勞。而在封建君權時代，如魏征所言：「居人上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有其王、才有其臣，帝王本人才是塑造一個環境關鍵。
簡單來說，李世民的用人之道有三大特點：
第一，用對的人做對的事，而不是山頭主義。
「自己人」這個名詞在我們的管理觀念中根深蒂固，許多領導者用人，首先不是看對方合不合適、能否稱職，而是看對方是否可靠、是不是自己的親信。
這就造成了一種常態：除非在事關生死存亡的危急時刻，那些沒有山頭、但卻真正有才的人往往極難被安排在最適合他的崗位上。在古代，這種現象更是屢見不鮮，無數「劣幣驅逐良幣」的事例給人留下無盡遺憾。
但李世民卻是一股清流。貞觀一朝有個奇怪的現象：秦王府的舊臣，大多小心慎微、謹言慎行，李世民的鐵桿尉遲敬德曾被嚴厲警告，張亮、侯君集被殺；原太子府的王珪、魏徵等卻看似更加暢快隨意，悉數位極人臣。
以魏征為例。我們都知道，玄武門事變前，魏征曾經極力勸說李建成殺掉李世民。因此，從理論上來說，當李世民奪權後，對魏征處以極刑也不為過。但令所有人大跌眼鏡的是，李世民卻一笑泯恩仇，給魏征安排了全權安緝山東的大權。
李世民此舉並不是沽名釣譽，他知道，當時天下剛剛安定、人心不穩，外有強敵突厥，內部剛剛經歷慘烈的宮廷政變，山東地區並非關中集團的傳統勢力範圍，過去曾湧現竇建德、王世充、李密等一方梟雄。因此，山東穩、則天下安，而魏征身為山東人士，曾先後在竇建德、李密等人手下服務，天生是最適合安緝山東的人選。
說白了，李世民敢用重用曾經的「仇敵」，是因為他知道對方適合做什麽，也知道對方建功立業的渴望。而後來魏徵在貞觀年間竟能成為人臣的標桿，更是側面證明了唐太宗一代明君的氣度與眼界。
另外，曾經並非自己嫡系的李靖、李世勣，都因出色的軍事才能被委以重任（如滅東突厥的千秋壯舉）；而那些眾所周知的老部下，卻沒有享受過特殊待遇——恃功而驕的尉遲敬德被李世民用韓信、彭越的例子嚴重警告；在秦王府成長起來的侯君集希望做宰相，被李世民以「次第未至耳」（排序還沒到）為由拒絕，而後來的事實證明，這個淩煙閣功臣確實不夠格。
第二，用人所長、容人之短，而不是吹毛求疵。
人們都有「嚴於律人、寬於律己」的慣性思維，很多領導者對部下要求極高：要有才，還得有德，更得聽話、忠誠、召之即來揮之即去，任勞任怨、只付出不追求報酬，不能有任何低階趣味......最終，往往會變成部下投上級所好，當面一套背後一套，把精力都放在如何包裝自己、討領導歡心這方面，在具體工作層面卻只能畏首畏尾，甚至變成做多錯多、做少錯少，久而久之，這個體系將腐朽不堪、走向滅亡。
在封建專制極權時代，帝王的權力可謂毫無上限，這種情況更是司空見慣，在最高統治者喜好影響下之下，歷朝歷代為何時常出現奸佞如魚得水、忠臣屢被排斥的現象也就不難理解了。
而李世民在這方面則實作了突破。在寫給兒子李治的【帝範】中，他給出過一番真知灼見：
智者取其謀，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無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無棄材，明主無棄士。不以一惡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
這段話很容易理解，就不再逐字解釋了。粗暴點理解：再差的人，在他這裏也能被發掘出優點。史書中舉過具體例項。
李世民讓封德彜為朝廷舉薦人才，但過了很久都沒什麽業績；面對責問，封德彜狡辯：「並非我不盡心，只是當今天下沒啥巫師罷了。」
李世民駁斥：「君子用人跟使用器物一樣，每一種東西都要選用它的長處；古代創造治世的賢，難道是從其他朝代借用的人才？你應該反省自己為啥不能發掘人才，怎能反過來誣陷世人無才？！」封德彜聽後羞愧不已。
還有一位淩煙閣功臣蕭瑀，為人剛直、對人要求極高，以禦史大夫之職參與朝政時，經常挑房玄齡、魏征等人身上的毛病說事，甚至還多次發起彈劾。但在李世民看來，這些毛病都無關痛癢，基本不予理會，仍舊對房、魏信任備至。沒多久，他幹脆讓蕭瑀不再參與朝政議事，而是擔任太子少傅、幹最適合他的事。
所以我們不難理解，為啥貞觀年間名臣濟濟、其他大部份朝代都難以匹敵？常言道千裏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帝王本人要承擔大部份責任。
第三，聽取不同意見，不分親疏、兼聽則明。
早在先秦時期，韓非子就提出「觀聽不參則誠不聞，聽有門戶則臣壅塞」（對於臣下的言行，君主不加以驗證就不會知道實情；如果偏聽偏信，就會受到蒙蔽），要求君主必須多聽取不同的意見，這樣才能接近真實情況。
但「諂諛易合、正直難親」，古往今來，能夠壓抑自己內心的喜好、願意聽取不同意見的領導者又有多少？對那些「挑刺」的臣子，大度點的帝王一笑了之、置之不理；心胸狹窄點的，甚至會舉起權力的武器，予以無情打壓、迫害。但如果某個朝廷只有一種聲音、只有一種大臣，那往往距離衰敗就不遠了。
李世民曾經問過魏征：「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
魏征回答：「兼聽則明，偏信則暗。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硃異，以取台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
正是吸取了這些教訓，諫官這一職位在貞觀年間大放異彩。為此還誕生了支撐這一體系的制度。
貞觀元年（公元627年），李世民下詔：「從今以後，中書省、門下省以及三品以上官員入朝堂議事，都應讓諫官隨行，有失誤立即進諫」。當然，在一旁監督的還有史官。
這是什麽概念，就像如今公司中召開領導班子會議時，專門安排一群善於找茬的杠精在一旁盯著，一發現問題就當場發難。試問哪個企業的領導人都這份自信和膽氣？
為了了解官員的真實情況，李世民經常派人去地方巡察；他還要求，凡是五品以上的官員，都可以給自己寫信、反映朝廷為政得失，而不用擔心任何政治錯誤；
同時，對於自己的錯誤也能做到及時改正。他曾派人暗中給官員行賄，以「釣魚執法」的形式挖出貪官。有個小官就因此中招——收受了一匹絹布，李世民準備處以極刑，但民部尚書裴矩表示不服：「為吏受賂，確實該死；但陛下故意讓人行賄、害人違法，這也並非聖君所為吧。」李世民不怒反喜，改正了自己的錯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