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永樂八年（1410年）五月，在鐵木真稱汗的斡難河畔，出現了大量來自中原漢地的明軍。他們這一次的目標，是要消滅黃金家族後裔孛兒只斤·本雅失裏所帶領的蒙古大汗本部。
從洪武元年（1368年），元順帝北遁開始，明軍曾一次又一次地跨過大漠，發動北征。
但永樂八年（1410年）的這場遠征，卻格外引人註目，因為這不僅是明軍第一次攻入蒙古聖地斡難河畔，並與可汗本部直接交戰，還是大明皇帝對漠北的首次禦駕親征。
此戰，本雅失裏及丞相阿魯台兩部面對來勢洶洶的明軍，在戰與不戰之間搖擺不定，進退失據。
永樂皇帝抓住機會，先在斡難河擊敗本雅失裏，又向東急進攻擊阿魯台部。在連續取得兩場大勝之後，永樂皇帝下詔班師。
其後，永樂皇帝又在永樂十二年（1414年）、永樂二十年（1422年）、永樂二十一年（1423年）、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發動四次北征，且無一例外地選擇了禦駕親征。
許多人都因為這五次禦駕親征而認定永樂皇帝酷愛打仗，不僅給他冠上了「征北大將軍」的名號，還更進一步地將永樂時期的數次北征定義為徒耗國力、勞民傷財之舉。
筆者認為，這樣的說法太過膚淺，完全沒有考慮到明初的天下態勢以及洪武朝以下的朝局變化對永樂皇帝國防策略的巨大影響。
永樂皇帝朱棣為何要選擇禦駕親征？
討論這個問題，就必須要審視明朝的國防策略變化。
明太祖朱元璋以淮右布衣的身份逆勢而起，其功業不可謂不大。在這一過程中，明朝內部湧現了一大批能征善戰的將領，如徐達、常遇春、湯和、傅友德、唐勝宗、陸仲亨、李文忠等等。這些將領在那個時代可謂是武將界的全明星陣容。
明洪武初年，朱元璋正是憑借這群將領，制定了大將守邊開疆的國防策略。在與北元勢力的對抗中尺進寸取，牢牢掌控著戰略主動。
但自宋代以來對武將勢力的防範傳統，徐達、常遇春等可靠大將的陸續雕零，以及創業過程中部將叛變的經歷，使朱元璋不得不考慮未來武將坐大的風險。
於是，一種以血親為紐帶的藩王戍邊策略應運而生。朱元璋冊封自己的兒子們為王，並擔負起了領兵禦敵的重任。這個策略在洪武中後期取得了巨大成功，有效防範了北元勢力的反撲。
朱元璋還是提拔了一些能打的武將，太子朱標的妻舅藍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但隨著太子朱標的突然離世，擔憂皇太孫朱允炆無法駕馭手下的朱元璋，展開了對以藍玉為首的武將勢力的大清洗。
這場大清洗，直接導致了南京朝廷無將可用。在這種情況下，在外戍邊戰場經驗豐富的藩王們，成為了明朝國防的唯一支柱。
朱元璋駕崩後，新即位的建文皇帝對藩王統兵的局面十分不安，於是明朝內部便爆發了一場以削除藩王為目標的政治風暴。
不甘心被削的燕王朱棣由是起兵，且成功以暴力的方式拿下了皇位。但朱棣即位後，並沒有恢復洪武時期藩王戍邊的國防策略，而是提出了一種全新的方案，即天子戍邊。
天子戍邊的國防策略，並非是朱棣一時興起，而是明朝形勢使然之下的必由之路。正如前面所說，明朝在經歷了藍玉大案後，已經陷入了無大將可用的尷尬局面。
也正是因此，朱允炆在靖難之役中才不得不任用李景隆、盛庸、平安等三線將領。
這些將領雖說也有可圈可點之處，但與明初的陣容相比顯然不夠看。
而朱棣即位後這種情況也並沒有出現任何改變。
不過朱棣在即位之初,顯然沒有充分意識到自己也正面臨著與朱允炆一樣無將可用的局面。這也難怪，朱棣自己能以藩王之身奪得皇位，身邊的武將班底怎麽也不能是靠不住的。
永樂四年（1406年），朱棣命朱能及張輔、沐晟等人征討安南。眾將不負所望，迅速平定了安南全境。這場勝利，加深了朱棣對自己手下大將的信任。
面對韃靼不管不顧殺死明朝使臣，憤怒的朱棣並沒有親自統兵出擊，而是命淇國公丘福領兵出征。結果,克魯倫河一戰，包括丘福本人、武成侯王聰、同安侯火真、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在內的一大批靖難勛貴統統戰死，十萬明軍覆沒。
面對如此敗績，朱棣震怒的同時，也認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他的武將班底顯然沒有父親朱元璋的班底那樣強悍，想和朱元璋一樣坐在皇宮裏等著前線大將掃平沙漠完全是鏡花水月。
不過朱棣相較於朱允炆還是幸運的，因為他雖然沒有能獨當一面的大將，但他自己卻有能力親自耀兵漠北。
前面說過，明洪武中後期，朱元璋施行了藩王戍邊的國防策略，當時還是燕王的朱棣就是這一策略的支柱之一。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棣率大將傅友德出古北口，冒著風雪攻至迤都，收降乃兒不花所部。
訊息傳回南京，朱元璋大贊道：「肅清沙漠者，燕王也。」之後，朱棣和晉王朱棡被朱元璋稱為長城。
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朱棣再次領兵出征，連敗烏梁海，威震漠南。洪武三十二年（1399年）晉王死後，朱元璋又命朱棣節制北平都司、遼東都司及遼府護衛兵馬，令他總率諸王防備邊患。
到洪武末期，朱棣已經成為了大明朝防備北元的第一大將，也正是因此，朱棣在面對丘福等人的大敗時還可以選擇禦駕親征，不至於無路可走。
而隨著皇帝的車駕北行，天子戍邊的國防策略也逐漸成型。
有必要說的是，朱棣的天子戍邊策略，並非是窮兵黷武的徒耗國力之舉。以第一次北征的時間來看，這已經是他登上皇位的第八年。
而從第一次北征到第二次北征又間隔了四年。至於第三、四、五次北征，敵人主力則連打都沒打，就扔下輜重牛羊逃跑了。
也正是因為沒有大規模戰事，一些人就將這三次北征說得一無是處，但這樣的言論，完全忽略了敵軍為什麽不敢交戰的問題。
在永樂八年（1410年）和永樂十二年（1414年）兩次北征中，草原上的韃靼和瓦剌兩部份別遭到重創，其對抗明軍的信心跌落到了谷底。
即便到了永樂二十年（1422年）朱棣第三次北征時，他們依然沒有恢復與皇帝直接交戰的能力和信心。而且，當他們撤退時，大量的輜重和牛羊被統統拋棄。
正所謂：「阿魯台棄輜重於闊端海側北遁，發兵焚之，收其牲畜，遂旋師。」
如果我們能設身處地站在阿魯台的角度想一想，就可以明白，放棄牛羊、輜重對於一個以遊牧為生的部落來說到了冬天意味著什麽。
所以在筆者看來，朱棣的五次北征，非但沒有一次是多余的，還都是成功的。
只是，這種朝無大將，靠皇帝本人的軍事能力戍邊的國防策略，在朱棣死後必然是無法延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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