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的授銜儀式中，黃克誠被授予大將軍銜。縱觀黃克誠戎馬征戰的一生，他的多半時間裏都是和前線的部隊打交道的。然而，僅僅在他授銜大將軍銜的十年之後，黃克誠便被調到了山西省擔任副省長一職——自己的上面還有兩個從未有過軍銜的頂頭上司，那麽這兩個人究竟是誰呢？他們又和黃克誠之間有著怎樣的故事？如果對這個話題感興趣，還請各位幫忙「長按2秒點贊按鈕」來個強烈點贊。並且「關註」一下，以後常來，不迷路。
開國大將黃克誠，為何晚年被調到山西工作
要說起來開過大將黃克誠，一直以來他都是和前線部隊打交道的：在紅軍鬧土地革命的時候，攻打修水城，黃克誠一手拎著大刀，登著雲梯，便最先踏上了修水城的城樓。此外，黃克誠還在當時的國民黨軍隊將領唐生智的眼皮子底下，從紅軍偷偷溜回了國軍，在唐生智那裏「挖墻腳」，堪稱是九死一生。就這樣過慣了刀尖上舔血的黃克誠， 為什麽在他授銜後的10年，就忽然被調到了山西省工作，擔任副省長的工作呢？
原來，黃克誠除了作戰勇武之外，還有另一個給自己常常惹上麻煩的毛病：那 就是敢言，但不得不說，黃克誠的這一個毛病也確實為新中國的解放事業，立下過汗馬功勞。 在抗日戰爭結束後，日本關東軍撤出東北——這讓當時的東北三省，一度成為了鮮有未被蔣介石軍閥部隊染指的地方。此時，圍繞新中國解放事業的明爭暗鬥已經在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悄然展開。當時的黃克誠向延安提出了建議： 現在，國民黨軍隊還未大規模進駐東北三省，如果我們能夠在這裏開辟出一塊革命根據地來，那麽將會大有可為。 後來，延安方面也最終采納了黃克誠的建議，並且讓黃克誠率領當時的新四軍第三師主力，總共有三萬五千余左右的人馬，浩浩蕩蕩地挺進東北，開辟了東北革命根據地，這也為後來解放軍爭取東北戰役的勝利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礎，而這也是後來黃克誠能夠在授銜中被任命為大將軍銜的重要原因。
但是，黃克誠的好提建議也讓他在廬山會議結束後，只能一度賦閑在家中。這對於一個戎馬一生的大將而言，顯然是憋壞了。度過了數年的蹉跎歲月，黃克誠最終寫了一封書信給毛主席，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並且表示願意到中國建設的前沿參與工作。毛主席看到黃克誠的這封信後，很是高興，於是便讓黃克誠到山西省擔任副省長一職，並且要求他在國慶日前就去做報道。 而在1965年的國慶日，恰恰也是黃克誠自己63歲的生日。 接到當時北京任命的黃克誠，便十分高興地到山西省走馬上任了。
為什麽黃克誠戎馬一生，是打了一輩子仗的將軍，當時毛主席還是要讓黃克誠擔任山西省的副省長呢？原來，黃克誠是帶兵打仗的好手以外，他自己也確實做過一些地方職務，所以說還是有一定地方管理經驗的，只能說戰場指揮的成就光芒，掩蓋了黃克誠本有的一些才華。在東北解放軍入關，平津戰役結束後，黃克誠一度擔任天津市的市長，主持工作。而在1949年3月，決定新中國命運前途的渡江戰役正式打響的前夜，黃克誠又被任命為湖南省的省委書記——這對於身為湖南人的他，確實一個有親切感的工作。 但是，令黃克誠一輩子都沒有料到的是，自己這個土生土長的湖南人，有朝一日竟然會在山西省這個陌生的地方進行工作。
而事實上，黃克誠在擔任山西省省委後也並沒有辜負了黨的期望。在坐鎮山西期間，黃克誠秉持了自己的兩個生活習慣：其一，便是自己住在簡陋的房子裏，這個早在黃克誠調到山西前，他便一直堅持這樣簡樸的生活作風——曾經，他在北京的住所已經漏雨，他所做的只是在每次漏雨時慌忙拿著盆子去接。國家多次以此為由，要求黃克誠搬遷到新房子中去住，但均被黃克誠婉言謝絕。而他留下的另外一個生活習慣，則是給子女們立規矩，其中最著名的規矩有這兩條： 其一，不允許公車接送自己的子女；其二，不要麻煩工作人員忙私事。而黃克誠的這些生活作風，為山西省的清廉治理奠定下了良好的基礎。
因此，擁有大將軍銜的黃克誠，從在北京擔任總參謀長到山西省擔任副省長，雖然經過一系列的職位變動，但是對於黃克誠山西省身邊的同事、以及山西省的人民都對他抱有著十分尊敬的態度。 可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副省長黃克誠在山西省還有另外兩個上司，那麽這兩個上司究竟都是誰呢？
山西省委：衛恒
在副省長之上的領導，便是省委書記、省委副書記和省長了，咱們重點來說當時的省委書記和省長。其中，當時擔任山西省省委書記的人， 叫衛恒。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作為黃克誠的「上司」，衛恒是沒有軍銜的。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衛恒並沒有給新中國的事業做出過貢獻。衛恒是山西省陵川縣沙泊池村人，生於一戶貧農家庭。衛恒本來不姓衛，而是姓王——當時山西大旱，外加兵荒馬亂，衛恒的生父：王長居便不得不將衛恒過繼給了隔壁村姓魏的當孩子，而「魏」的簡寫過來「衛」，所以衛恒就拿後面的一個當了自己後來的姓氏。可惜的是，衛恒被過繼後，也並沒有改善自己當時的生活。魏家的養父，沾染著吸食鴉片的惡習，所以在衛恒過繼後不久， 魏家也迅速家道中落，後來還是王長居和衛恒的王家胞弟，把衛恒送到了學校裏，省吃儉用供他讀書。
而在抗日戰爭爆發之際，接受過教育的衛恒顯然要比身邊的常人有著不一樣的覺悟：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先是在1938年1月到當時黨劃分的第二戰區裏當行營遊擊隊隊員。但經過黨對衛恒的考察，發現這個拿慣了筆桿子的年輕人放到前線沖鋒陷陣太可惜了，於是便把他調到後方擔任起了政治委員和保安二支隊的宣傳科長——這些崗位說起來在今天看很輕松，但是在那個戰火紛飛，多數人目不識丁的年代確實能勝任者寥寥無幾。而在抗戰結束後， 解放戰爭時期，衛恒又擔任起了太嶽區黨委宣傳部長，後又任冀城臨時地委書記，這都為後來衛恒在建國後主持山西工作提供了十分寶貴的經驗。
1965年，在山西省工作了多年的衛恒終於幹到了山西省省委書記的職務，主持山西省省內的黨務工作，成為了黃克誠的「頂頭上司」。 但遺憾的是，衛恒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幾乎幹了不到1年的時間——在1967年，衛恒便離開了人世，年僅52歲。
原山西省省長：王謙
除了山西省省委之外，另一個黃克誠的「頂頭上司」便是當時的省長，王謙了。和衛恒一樣，王謙也是在抗戰、解放時期內送流量備援容錯機制持著後方的工作，因此在1955年的軍隊授銜時，他並沒有獲得軍銜。 可是，王謙在山西的貢獻也是非常大的。
和衛恒一樣，王謙也是土生土長的山西人，他是山西平定的老鄉。從抗戰爆發，到結束， 他擔任過晉冀豫遊擊縱隊第五支隊的政治委員，八路軍第一二九師三八五旅十四團三營的教導員，總整體上看也是以在後方主持政治、思想工作為主。 而到了解放戰爭時期呢，他擔任著太行區第四地委副書記兼軍分區副政治委員，長治市委書記——從履歷上看，也確實是一直主持後方工作，但長期以來在山西的工作經驗，讓他成為了新中國成立後，接管山西事務的不二老手。1956年，在山西工作了多年的他擔任山西省的省委副書記， 而到了1965年他就正式升任為了山西省的省長，和衛恒、黃克誠成為了共同治理山西的「搭檔」。
除了因為在山西省共事的經歷，而和大將黃克誠有了一段歷史上的交集之外，王謙還有一點和黃克誠有著共同的語言： 那就是敢說話，敢說實話。 1958年秋天，當時的山西省正在主持一場關於農田畝產的電話會議，當時有一名同誌匯報稱：「山西省某地的紅薯畝產已經到達了百萬斤。」當時，聽到這名同事的匯報後多數人是沒有異議的，而王謙卻忽然打斷了他的發言，問道：「你去實地考察過嗎？」匯報的工作人員信誓旦旦地說自己見過了「百萬斤的紅薯」，王謙隨後便一言不發。
等待會議結束後，王謙把這名匯報工作的同誌留了下來，拍了拍他的肩膀，說： 「我看你塊頭挺大的，你要好好想想，要是紅薯畝產量真的到了百萬斤，假如把你埋到地裏，那得有多少紅薯？」 ——當然，王謙的這番話只是玩笑，而同誌也知道了自己的「浮誇」，便也羞愧地低下了頭。事後，王謙特地叫來了當時山西日報社的編輯、記者們，嚴肅地說關於「紅薯畝產百萬斤」的事情，不能做報道，而這也限制了當時的「放衛星」風氣。
王謙之所以秉持著實事求是的風格，是因為他從始至終堅持著毛主席的一句話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沒有實地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 在工作中，王謙向來是以嚴謹認真著稱，他曾帶著專家和農民，親自到田間地頭，治理山西省素來嚴重的土地鹽堿化、水土流失等一系列問題，並且指出： 「山西省的土地治理，重點在雁北和晉西北。」 而這一論斷對於今天的山西省水土流失治理，同樣具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此外，王謙還一直流傳著「重視人才」的佳話。1958年，當時國家要求山西省建立汾河水庫，而王謙則請來當時的水利專家劉錫田來主持此事。
後來，國家下達命令要求汾河水庫的水壩，要升高至40公尺，否則就應當「下馬」，經過當時專家的現場考察，很多人都建議把水壩下馬。但是，劉錫田作為總設計師，堅持認為水壩是沒有問題的——而王謙相信了作為專家的劉錫田，也相信了科學，向國家稱 ：「如果水壩出現問題，那麽責任都由我來承擔。」 時至今日，由當初劉錫田設計的水壩依然佇立在汾河。當人們詢問，為什麽王謙會如此相信劉錫田時，王謙便說道： 「要尊重知識分子，就要把心交給他們。」而這也創下了王謙信任賢能的這樣一段山西佳話。
等到改革開放後，王謙又曾擔任山西省政協主席，四川省省委書記等重要職務，為新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事業奮鬥了一生。2007年，王謙與世長辭，享年91歲， 也是當時1965年山西省「三人搭檔」中最晚去世的一個，在他的追悼會上，時任國家領導也曾出席，親自送別這名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了一生，為人民服務了一生的好幹部，好戰士。
雖然黃克誠、衛恒、王謙三人出身不同，經歷不同，但均經歷了革命的洗禮，並且找到了自己應有的位置。無論是身居何位，他們都曾為祖國的建設，山西的建設努力付出過，而這正是我們新一代人所需要學習的信念和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