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師武漢
蔣介石到上海後，立刻和上海的大地主、大買辦資產階級結合在一起，投入帝國主義的懷抱。他接受了帝國主義及上海買辦資產階級贊助其進行反革命政變的大量經費。這樣，蔣介石一方面篡奪了革命的領導權，另一方面又有了帝國主義作後台老板和買辦資產階級的經濟握助，自感羽毛已豐，便加速了反革命政變的步伐。他首先委派白崇禧掌握江浙面省的軍事，接著又把黑手伸向了南京。
他認為南京的二、六軍不是自己的左肱右股，疑心將成為他投向反革命的一大障礙。於是采取陰謀手段，以拉為打，剪除異己。他先命令二軍渡江追征，名義上是繼續北伐，實際上是調虎離山。接著，派其嫡系何應欽的一軍薛嶽師進駐南京。遂在六軍進行「清黨」、繳械、改組。把二、六軍徹底擠出南京。四月十二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反革命政變。
當時，我們在二、六軍工作的共產黨員，根據黨的指示，是努力促使二、六軍倒向武漢國民政府的。林伯渠、李富春同誌都做了大量工作。我們這邊的工作人員，也針對二軍中的反蔣情緒，從側面吹風。記得部隊過宣械時，我與戴嶽乘小舟在湖上談心。當分析到北伐軍的前途時，我說，孫傳芳已成釜底遊魚，攻下南京是不成問題的。可慮的是蔣介石野心勃勃，恣意獨裁，恐怕與革命不利。並透露了現在不少軍師領導人都在共商對策。戴嶽亦表示同情和支持反蔣鬥爭。在南京的時候，蔣介石排擠二、六軍已成事實。
魯滌平還在莫愁湖請客，我和戴嶽、朱耀華都去了，其他師的領導張輝瓚等人也都去了。席間也商談了如何反蔣獨裁的問題。當時，程潛、魯滌平的決心還不很堅決，各有自己的打算。戴嶽曾向魯滌平建議與六軍一起固守南京，與武漢方面聯合討蔣，但魯滌平以程潛赴漢口無人主持為辭拒絕了。
二軍渡江以後，在烏衣鎮一帶集結。當時是北上還是回寧討蔣，估計在領導層中不太統一。後朱，武漢方面指示我二軍回南京，協同六軍衛寧反蔣。於是，李富春同誌讓我和黃鰲同誌帶幾名同誌返回南京，與江蘇省委書記謝文錦同誌聯系，搞一部份船只，準備接二軍渡江回南京打蔣介石。但後來武漢方面又改變了計劃，要部隊去武漢時二軍已北上，在津浦線與直魯軍展開激戰，前鋒打到蚌埠。二軍孤立無援，蔣介石陰謀假手直魯軍消滅二軍。形勢險惡，延宕就等於坐以待斃。
魯滌平、李富春在前線召集師以上幹部會，中國共產黨同誌堅決主張討蔣。魯滌平等人也出於對蔣介石排除異己的憤恨，以及武漢方面的老上司譚延闿的召喚，一致透過移師而行，與武漢改府聯合討蔣的主張。當時在二軍內部，國共兩黨雖然各自的出發點不同.但在共同討蔣這個問題上，是一致的。於是，全軍經全椒、含山、巢縣、廬汗、太湖向鄂東前進。
在此期間，我和軍政治部主任黃鰲等八人在執行搞船的任務。我們先到了浦口，找到浦口船船工會，把船只調集到江北，然後又渡江回到南京，我謝文錦同誌研究部隊如何渡江的問題。這時南京的形勢已是十分險惡了。何應欽的部隊進駐南京後，把六軍繳了械，正在實行「清黨’，我們幾個也差一點被抓。謝文錦同誌也沒有找到(後來聽說他被捕犧牲了)，南京已不能久留。我們得知部隊已向武漢方面轉移，便從南京南門出城，當天抵安徽當塗縣後經蕪湖、宣城、款縣、休寧到景德鎮。路過景德鎮時，正是一天中午。當地的反動民團排斥工農武裝，發生了爭鬥，形勢很緊張。工農武裝被趕了出來，派人找到我們，要我們幫助他們。
我們一行八人從南京出來，正憋了一肚子氣。決心打他們一家夥，支持一下工農武裝，同時也出出氣。於是，我們八人以北伐軍要夫子挑行李為名，進了民團團部，工農武裝埋伏在外面。我們進去一看，團丁們正在睡午覺，一開槍，他們暈頭轉向，四下逃竄。工農武裝乘機沖進來，把民團的武器都繳了。
從景德鎮到九江，聽說部隊在宿松、黃梅一帶，我們便過江追上了部隊。當時，軍部和四、五師駐黃梅，六師駐宿松。奉武漢政府之命在此休整待命。在宿松天主教堂，我師召開了討蔣大會，我與戴嶽均在會上講話，痛斥蔣介石背叛革命，提出「反對獨裁」，「打倒蔣介石」等口號，群情繳奮。軍部在黃梅還舉行了第二軍北伐陣亡將士追悼大會。記得中共中央贈送了挽聯:「二軍之功名已把吳孫打倒了;吾輩之責任果能擒拿蔣張麽?’’
不久，二軍奉命開往武漢，我們從藕池口登船，到達武昌，擔任武昌的衛戍任務。這時武漢的形勢已經比較復雜。汪精衛表面上是左派，而在暗地裏與蔣介石勾結，準備反共。軍隊中也比較復雜了。隨看革命形勢的發展，湖南農民運動蓬勃興起，鬥爭土豪劣紳的訊息不斷傳來，二軍中的軍官不少是湖南的地主豪紳於弟，家裏來人來信均影響著軍隊，引起他們對農民運動的反感，部隊中的政治工作阻力也大了當時，郭沫若同誌發表了【請看今日之蔣介石】的文章，我們有的政治工作人員就拿著小冊子在部隊宣傳，揭露蔣介石的叛變嘴臉。這在當時下級官兵中還是歡迎的。但宣傳打倒上豪劣紳，他們就有些反感，尤其是在軍官中。馬日事變以後，四川軍閥楊森與夏鬥寅勾結，進攻武漢。六月，鄂西戰役開始。我所在的六師在仙桃鎮將楊森部擊潰。乘勝追擊到沙市、宜昌。
七月十五日，汪精衛叛變，寧漢合流。國共合作到此最後破裂。中共黨員奉黨的命令陸續撤離部隊，撤離時是由黨v密通知分期分批走的。軍裏的李富春、黃鰲同誌比我走的要早。不久我也接到黨的通知去漢口。蔣介石叛變以後，武漢政府的財源一直很困難，軍隊的薪餉也不能如數照發。我雖是師黨代表，但是身無分文，真可謂兩袖輕風。師政治部有一些公款，我們一個也沒動。為了籌措路費，我托人將我個人的兩支馬槍賣掉。臨行前，我去看過戴嶽，他知道我要走，卻一點表示也沒有。和我一起離開六師的還有劉雋、朱學伊同誌，我們從宜昌乘一艘日本船到達漢口，從此便離開了國民革命軍第二軍第六師。
我離開部隊以後，六師由鄂西開赴長沙。據戴嶽後來回憶，一些留在六師的共產黨員到湖南後遭到何鍵的請鄉督辦署的瘋狂迫害。第十八團連長雷鳴臯被追捕槍殺，團副戴文被判處徒刑三年零六個月，第十七團營指導員戴世榮被迫躲避到邵陽鄉間，不久也死了。
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就這樣失敗了，中國革命處於危急關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