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有殺了他的念頭。」
作為國民黨領袖的蔣介石，對昔日親信何應欽竟懷有如此深仇大恨。與此同時，共產黨領導人毛主席對何應欽也懷有極大的敵意。1949年局勢明朗時，毛主席堅決拒絕接受他的投降。這位兩黨共同的敵人何應欽，到底做了什麽，讓這兩位最高領導人都對他恨之入骨？接下來，小史將帶大家一探究竟。
何應欽被認為是蔣介石的核心幕僚。1890年4月，他出生於貴州省興義市的一個軍事世家，先祖在清朝末期曾任軍官，後轉行經商。何應欽從小體魄強健，熱愛學習，15歲時順利考入當地學堂，即今天的興義民族師範學院前身。
為了繼續學業，何應欽於1908年被選拔進入武昌陸軍第三中學深造，展現出他早期的軍事才能。1909年，清政府進行留日軍事生選拔，何應欽以優異成績獲得前往日本振武學校學習的機會。在振武學校，他接受了系統的軍事教育，並結識了未來成為中國國民黨領袖的蔣介石，這段經歷為他們未來復雜而深遠的關系奠定了基礎。
在此期間，何應欽開始了他的政治覺醒。他在日本留學時加入了孫中山創立的中國同盟會，積極參與推翻清朝的革命活動。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後，何應欽與蔣介石及其他同盟會成員一同回國，投身革命事業。
革命成功後，何應欽在上海滬軍都督府任職，親歷了袁世凱竊取政權的全過程。這段經歷使他對政治風雲變幻有了更深刻的敏感度。在討袁失敗後，何應欽再次前往日本深造，並進入了日本士官學校。在那裏，他與未來的日軍將領岡村寧次建立了深厚的私人友誼。
何應欽從日本士官學校回國後，他的軍事職業生涯迅速發展。他最初被任命為黔軍第一師第四團團長兼學生營營長，隨後由於其在軍事和教育方面的才能得到認可，他晉升為貴州講武學校校長和省會警察廳廳長。
1922年，何應欽調任雲南講武堂擔任教務長。1924年，隨著國共合作的推進，孫中山指示蔣介石和廖仲愷等人籌建黃埔軍校。何應欽受邀加入，憑借與蔣介石的深厚友誼及其在軍事教育方面的豐富經驗，被任命為副總教官。
黃埔軍校創辦後，何應欽在這所軍校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並獲得了孫中山授予的少將軍銜。在黃埔軍校的時光裏，何應欽與蔣介石、孫中山、王伯齡等重要人物有著密切的互動，他們的合影廣泛流傳於網路，展現了他們之間的深厚關系。特別是與王伯齡的對比，更突顯了何應欽在個人品德和工作態度上的優越性。何應欽的敬業精神和低調風格，使他在蔣介石心中占據了重要的位置。
在北伐戰爭的東征中，何應欽展現了出色的軍事才能。在棉湖戰役中，他所指揮的教導一團以較少的兵力抵擋住了敵軍的數倍攻勢，直到援軍趕到，從而確保了戰役的勝利。這一勝利不僅維護了廣州的革命根據地，還增強了黃埔軍的聲譽。蔣介石對這場戰役給予了高度評價，並因此將何應欽提升為兩個教導團的統一指揮官。
何應欽職業生涯中的關鍵時刻是他在中山艦事件中的表現。當時，蔣介石因汪精衛及其親屬王懋功的行動而感到威脅，懷疑自己可能被送往海參崴。在這緊要關頭，何應欽堅定的支持極大地鼓舞了蔣介石。何應欽明確表示站在蔣介石一邊，並邀請他在必要時前往汕頭指揮部隊。
中山艦事件隨後成為國民黨清洗共產黨內部的重要事件，也是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的轉折點。何應欽在事件中的表現，使蔣介石對他的信任更加堅定，事後他被提拔為黃埔軍校的教育長，確立了他在黃埔系中的領導地位。
1927年，隨著「寧漢合流」的政治背景，一系列內部動蕩和軍閥鬥爭使國民黨的權力格局發生了變化。當時，以李宗仁和白崇禧為首的桂系聯合北方的軍事重鎮，如馮玉祥、閻錫山等老牌軍閥，共同施壓，迫使蔣介石暫時隱退。在這些緊張的政治角逐中，蔣介石發現自己的力量和策略不足以應對這些老練的對手，因此迫切希望獲得忠誠的支持。
在這個關鍵時刻，蔣介石將目光投向了何應欽，渴望從老朋友那裏得到支持。然而，何應欽卻選擇了沈默，低下了頭，這一舉動深深刺痛了蔣介石的心靈。這種態度在蔣介石心中留下了深刻的銘印，使他久久無法釋懷。每當蔣介石回憶起這段經歷時，他總會感慨道：「當初如果敬之能夠出面支持我，局勢或許會截然不同。」
1936年寒冷的十二月，西安事變將中國政局推向了風口浪尖。張學良的突然舉動使得蔣介石被扣押，何應欽因此被委以重任，代理蔣介石職務。面對解救蔣介石的難題，內閣內部迅速分裂為兩派：一派以宋美齡和孔祥熙為代表，主張透過和平談判解決問題；而何應欽則持強硬立場，堅持使用武力解決，並迅速組織討伐軍，命令飛機轟炸西安。
何應欽在公眾場合不斷高喊「營救委員長」和「血洗長安」的口號，表面上看似是出於對蔣介石的忠誠與救援的熱情，但他的動機實際上更為復雜。有觀點認為，何應欽實際上是借張學良的叛變來排擠蔣介石，以圖自己能夠掌握更大的權力。宋美齡在給蔣介石的信中隱晦地提到了這一內幕：「南京戲中有戲」，暗示了這場事件背後潛藏的深層政治計算。
盡管局勢激烈，西安事變最終透過和平方式得以解決，蔣介石安然無恙地返回南京。雖然蔣介石在公開場合對何應欽處理局勢表示了感激，但他內心深處卻積蓄了更多的疑慮和不滿。
自那時起，何應欽雖然依然在國民政府中擔任高層職位，但實際上已經被邊緣化，不再擁有實質性的軍權。蔣介石對他的猜忌和警惕使他無法再信任何應欽，盡管何應欽在政府中仍然有一定的影響力。
蔣介石在多個場合對何應欽表現出極度不滿，甚至在言辭中透出濃烈的殺意：「我也想殺了他。」這句話顯示出蔣介石對何應欽在關鍵時刻的選擇深感失望，尤其是在西安事變和蔣介石第一次下野期間，何應欽的行為讓蔣介石對他的忠誠產生了質疑。
1945年9月9日，這是中國抗戰勝利的重要時刻。在南京舉行的日本軍隊投降儀式上，何應欽作為中國的官方代表，接受了日本的投降。然而，在這個本應象征民族勝利和尊嚴的場合，卻出現了一幕令許多中國人難以接受的場景。
何應欽在接過日本侵華軍總參謀長小林淺三郎遞交的投降書時，意外地起身回禮，且鞠躬的振幅超出了預期，甚至超過了日方代表。這種舉動違背了事先的協定安排，即中方代表在整個儀式中不需要對日方的敬禮做出回應。何應欽不僅起立，而且其行為在形式上顯得過於謙遜，這一情景被無數目擊者和歷史記錄者詳細記載。
岡村寧次在回憶錄中也提到這一事件，他談及何應欽的回禮時，感受到了東方傳統美德。然而，這一描述並未能平息公眾對何應欽的強烈不滿。許多人認為，尤其是考慮到何應欽過去的親日行為，這種回禮嚴重損害了國家尊嚴。
何應欽的政治生涯頗具爭議。1935年，他與日本代表梅津美治郎簽署了備受詬病的【何梅協定】，該協定普遍被認為是背叛國家利益的行為。抗戰勝利後，何應欽還被指責試圖保護日本戰犯，他的這些政策和決策被許多人視為對日本的屈從。
何應欽在國民黨內曾享有極高的地位，他長期受到蔣介石的信任，並在黃埔軍系中僅次於蔣介石。他從黃埔軍校總教官的位置迅速晉升為國民黨的重要領導人。盡管他曾因政治判斷失誤兩度站錯隊，但依然能夠維持在黨內的重要職務，這足以體現他在軍事和政治領域的卓越能力。
盡管如此，何應欽的親日和媚日行為大大損害了他的形象。在中國民眾看來，他的一些決策和舉動幾乎等同於背叛。尤其是在簽署投降儀式上的表現，無論出於何種原因，都令人極其不適，不僅是對他個人的極大羞辱，更是對整個國家的屈辱。
隨著1948年解放戰爭接近尾聲，國民黨的統治岌岌可危，許多國民政府的高級官員開始投向解放區。在這種大背景下，何應欽也試圖向共產黨展示自己轉變的態度。然而，何應欽的政治算計並未如他所願，他的過去使得他在新政權眼中成為了不可饒恕的戰犯。
毛主席堅信，何應欽曾在反共與鎮壓行動中扮演的角色，導致了無數革命同誌的犧牲，這些罪行絕不應被遺忘。因此，盡管何應欽試圖表達悔過之意，共產黨並未接受他的投降，而是將他視為戰犯處理。
面對共產黨的冷漠態度，何應欽走到了絕境，只能跟隨蔣介石逃往台灣。然而，來到台灣後，他的處境並沒有因離開大陸而得到改善。他不僅被蔣介石解除了一切職務，還在與當地政權的激烈沖突中處於孤立無援的狀態。
1986年，一張珍貴的照片記錄了何應欽在台北晚年的生活片段。照片中，何應欽坐在輪椅上，頭戴輕巧的鴨舌帽，脖子上圍著一條柔軟的圍巾，他的目光堅定地投向遠方。盡管歲月在他的臉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跡，但他的面容仍然顯得健康而紅潤。
那一年，何應欽已經年屆九十六歲。按照傳統觀念，「人生七十古來稀」，他不僅超越了常人的壽命，還保持了難得的精神風貌。在當時，何應欽的長壽無疑引起了極大的關註。盡管年事已高，他的生命力依然顯得格外強勁，直到1987年才安詳離世，享年97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