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11年辛亥革命建立共和制的中華民國起，到 1928 年共和政體走向失敗為止，17年間，中國發生的以共和思想為特征的革命，無論從那個角度來看，都始終與混亂分不開。
造成混亂的力量與導致清室退位的力量是相同的力量。
這些力量可分為以孫文為代表的革命力量、以梁啟超為代表的主張憲政的傳統士紳力量和以袁世凱為代表的軍紳力量。
但同時我們必須確認一個含有巨大矛盾的結論：社會政局混亂既不是共和革命者的責任，也不是立憲士紳的責任，更不完全是袁世凱這類非革命者的責任。
初期局限於上層社會之間政治分歧引起的混亂，大體上由三派之間圍繞總統、國會、政府內閣之間的權力關系展開，而後期（1916年後）的混亂，則圍繞著誰有資格來代表中央政府這一直接的權力爭奪展開。
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這三派人士之間的分歧，其焦點是什麽，或者說，他們到底在爭什麽？
或許有些人能很快給出一個意見：他們爭的是權力。
但另一個意見也同樣是不容置疑的：他們都是為了建立一個獨立而強大的中國①。
盡管袁世凱一派的所作所為更像是純粹為了權力而爭，但這一說法本身，卻得不到這樣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的支持，即梁啟超大多數情況下是支持袁世凱一派的，難道梁啟超是為權力而爭嗎？答案顯然不是。
我們不是說梁啟超對權力沒有興趣，而是說梁啟超更看重的不是權力，而是對建立獨立而強大的中國的一種執著的個人信念。
毫無疑問，梁啟超是贊成立憲革命的，但他並不贊成孫文的那種民權立憲，他贊成的是自己所理解的以威權為主導的憲政，即透過君主立憲而促成新民革命。
在這一問題上，袁世凱也並不是沒有自己的理解。但袁世凱與梁啟超又的確不同，他看重權力比看重君主立憲可能要多一些。
如果梁啟超不認可袁世凱對於權力的興趣有著他所能理解的對於梁式革命有著直接幫助的話，他斷不會支持袁世凱去對抗民權革命派，這可從梁啟超對袁世凱稱帝的斷然反對態度上佐證。
在理解共和革命運動中的各類事件時，總是有著這樣的一些矛盾的意見存在。
這實際上正是孫文發起的民權共和革命本身的問題。
孫文共和革命的思想基礎是議會制度和民權思想。不過，孫文並沒有徹底搞清楚美式共和與英式共和之間的不同。
這是西方國家議會制度的兩種主要形式，美國式民主共和制以平等民權思想為基礎，英國式君主立憲共和制以與民分權思想為基礎。
這兩種議會制度都有西方自己深遠的歷史傳統。
英國式的議會制度可上溯到古希臘的斯巴達城邦共和制，美國的議會制度是缺少貴族參與的希臘城邦共和制的變體。
這一區別由美國在設計自己的議會制度時根本不存在英國那樣的世襲貴族所決定。
不過，這個區別並不影響美國的兩院制度與英國的兩院制度，在形式上和兩院權力劃分上的基本上一致性。
它們還有一個重要的一致性，就是最初的兩院代表的構成者，都是各自社會的上層人物，來自社會底層的平民在議員中的比例，並不像後來那樣多，即使後來，也不會有超過一半的比例，在英國這一比例更低，不會超過25％。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民權思想在美國和英國都是不斷擴充套件的，比如英國在1832年的下議院改革法案中，將選民的資格擴大到財產約10英鎊的中產階級身上，即使如此，2200－2500 萬左右的英國人中，合資格的選民也只有全部人口的3％左右，即81萬人左右。這一比例與民國政府選舉法規定的具有選舉權的中國選民的比例4－6％相比還要低②。
看來，問題不在於選民比例的大小，而在於選民是如何行使選舉權的。
在民國初期，甚至如何選舉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看選出的代表是什麽人。
由各省推介的第一屆參議員中，有社會身份的舊立憲派士紳或紳商、共和革命黨人、軍紳型別的軍界領袖。
這三部份國會議員恰恰代表著前面所說的參與民國初期政治紛爭的三個派別。
問題是，英國和美國的選民，都經歷過民權思想的熏陶，而中國的選民卻是第一遭來行使在此之前自己還根本不知道的社會權利——不是不知道，而是從來沒有使用過。
即便那些議員，也沒有多少人知道自己的權利來源於哪裏。
所以，建立共和政體，不是有一個參議院存在就行了。
這或許是孫文、梁啟超、袁世凱各自對國會能夠行使什麽權力存在分歧的主要原因。
但共和革命的確造就了一個成功的神話，那就是它幫助這三派力量聯合起來推翻了滿清統治和帝制國體。
因此，包括袁世凱在內的人，在民國初期是不便對共和國體采取反對態度的。
而在袁世凱欲行個人專斷權幹擾國會運作時，軍事力量的存在壓倒了民權思想的脆弱影響，或者說在民權力量還沒有成長起來時，國會議員們將因缺乏明確的權力基礎而失去自己的權力，不管是梁啟超還是孫文，都不得不對袁世凱退讓，而任由袁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追求權力和實施自己的國家重建計劃。
這不是在為袁世凱稱帝張目，而是企圖依據事實對共和革命造成的社會混亂的原因進行理解。
所以，共和革命盡管為帝制推翻後的中國提供了一個共和國體建構的方案，但這個方案本身是存在問題的。至少，這個方案沒有考慮議會制度的權力基礎的合法性問題，或者說，革命者及其贊同者並不清楚如何去建立這樣的權力基礎。
因為訴諸民權的共和革命，實際上只是下層士子的一廂情願，盡管革命本身得到了立憲派上層士紳短暫的支持，但兩者都不明白的是，推翻了滿清皇權這樣的偉大業績，並不能自動賦予革命者去建立共和政體的權力。
如果是這樣，那與帝制時期的改朝換代邏輯並沒有什麽兩樣，袁世凱之所以認為自己有資格去做皇帝的根本原因，或許正在於此。
但革命者對政治權力並沒有太多的追求，追求的是如何能夠實作建立一個獨立而強大國家的理想，因此，當面臨來自袁世凱的政治壓力時，為了維護國家的完整和統一，便放棄了為共和政體建立權力基礎的任何嘗試，甚至不惜以地方獨立的方式來進行對抗，結果是讓梁啟超一派的人，也深陷對共和政體的失望和迷茫之中。
這既是革命者走向失敗的原因，也是袁世凱走向最後失敗的原因，由於梁啟超一派代表著中國傳統中的士紳階層，因此便如這個階層的處境一樣，最後陷於政治上的瓦解，也失敗了。
如果從中國社會在經歷了列強侵蝕、太平天國破壞性影響、工商業力量和城市處於崛起之中、士紳階層陷入分化、地方獨立傾向在加強、西方思想越來越盛、程朱理學式微而經世之學正在復興等重大變化來看，農業－士紳體系的社會結構被瓦解已經是不可避免了，就像三次帝制復辟（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偽滿洲國傀儡皇帝）並不會為中國人再接受一樣，傳統的社會結構要想繼續維持，也是不可能的。
但新社會秩序（結構）的重建過程，必然是新力量與舊秩序殘余力量的賽局過程。
在賽局過程中，舊秩序殘余力量的釋放，必然又是破壞性的。
而這種破壞性，體現為12年的軍閥混戰、10年土地革命戰爭、14年抗侵略戰爭、3年內戰和30年社會重建中的大規模社會動亂。
惟有釋放舊秩序的殘余力量，才能實作古老國度的重生。
為了理解新力量和舊秩序之間的關系，我們可以借助對如下幾個方面問題的分析，來為理解中國的重生過程提供一個充滿各種矛盾的前提。
一、中國的南北問題
從地理上來看，中國從南到北，明顯地呈現四個層次。
由西南沿海自珠江而上至湘江再順流而下經長江往東入海，構成了中國的南方地區；黃河以北為北方地區，黃河與長江之間為中部地區，而新疆、西藏、蒙古地區可看作是東亞文明的西北護衛地區。
從鴉片戰爭開始，中國的重大國是問題，大多數表現為南北問題和南北沖突。
鴉片戰爭由南而北展開，到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時，外國侵略者到達了北方京畿重地。
經世之學的復興和西方思想、技術的傳入，重要成果大多數在南方地區，且洋務運動及工商業力量也首先在南方城市起興，並使城市的發展按照同樣的順序由南而北逐漸遞進，這導致社會財富向南方地區集中，並說明南方的社會變化速度要大於北方，已經聚集的社會新力量也大於北方。
此外，還有民國政府建立後出現的南北議和政治沖突、二次革命和討袁護國戰爭期間的南北軍事沖突、以及南方軍政府與北方軍紳政府對峙等現象。
這些南北問題，預示著新社會秩序的重建將以從南方興起的新力量為主導。
而舊秩序的殘余力量則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區，因此，重大的破壞性社會事件或社會動亂，多發生在北方地區。
最後，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運動，仍然是由廣東開始，沿南海而東海而渤海東進，造成發達的南方與欠發達的北方的社會經濟平衡問題。
而南北方實作社會經濟力量平衡的那一天，應該就是中國傳統社會秩序遭到破壞後，新社會秩序最終成功確立的那一天。
但這新秩序的確立，必然要求我們去解決一個復雜而難以琢磨的人類文明發展問題：受歐洲商業－軍事文明體系影響較深的南部地區，與中國農業－士紳文明體系仍然十分強大的北方地區之間，如何實作社會經濟的一體化和思想與觀念的融合。
這一問題同時是世界文明和中國文明如何相互融合的問題。
這種融合對中國來說可能不存在什麽問題，但對以歐洲為代表的西方來說卻未必沒有問題。
而問題最終可能存在於歐洲化國家的去歐洲化過程中。
二、代際問題
盡管看似共和革命在民國初期是中國社會的核心問題，但實際上在4億多中國人中，只有一小部份人知曉上層社會圍繞共和問題所進行的爭鬥。
大多數中國人除剪了辮子、脫下馬褂外，並沒能從共和革命中得到多少實惠。
而參與這場爭鬥的人物，也並不完全清楚他們所執拗的堅持中，哪些是因為信念，哪些是因為利益。
至少，我們可以看定，孫文一派中的堅定革命者，不會為了利益而放棄對共和革命的理想；而北洋系軍紳，對利益的追逐會超過他們對共和政體的熱情；
比較難以判斷的是以梁啟超為代表的晚清立憲派，他們對於在中國實行憲政的信念不容懷疑，但也不會為了共和憲政而出賣自身的利益。
這些人物的信念世界和利益世界往往交織在一起。
尤其是那些前清官員和積極參與1905年後新政的新士紳階層，要弄清楚他們為什麽支持憲政的同時，又對共和革命不那麽堅定，大概是困難的。
但不管這些人物關於憲政問題的分歧有多麽巨大，都不能掩蓋共同致力於憲政的一個顯而易見的動機：憲政這個不同於中國帝制的東西，對幫助中國走向富強是有用的，正像洋務運動時期的傑出人物一樣，他們都共同相信，必須透過向西方學習，才能最終戰勝西方。
如果這樣的理解沒有多少問題的話，就可以得出一個不那麽復雜的結論：
不管是孫文、梁啟超還是袁世凱，影響他們行為選擇的不僅僅是信念和利益問題，還應該包括他們對自身存在價值的理解。
對生於晚清時期的這些人來說，所受的教育以及成長過程中各自對自身使命的理解，是一項關鍵的因素。
為了更全面地理解這個問題，我們制作了一個表格，對民國初期（1911－1928年）的重要人物的年齡和教育背景，進行比較。（見下表）
下表不難發現，1879年前出生的軍紳人物保守性比較明顯，同樣的，1879年前出生的舊立憲派人物的保守性也很明顯，這是他們能夠合作共同反對激烈的民權共和的重要因素；
此外，舊立憲派人物絕大多數具有較高的知識修養，他們有關開明專制或威權式憲政的主張，並不僅僅與保守性有關，還與他們經歷或參與晚清末期各類主要的社會變革運動而形成的經驗有關，顯然，用先進還是反動去為這代人貼標簽，對他們不夠公正。
而持民權共和主張的人大多數在1875年以後出生（只有孫文和黃興是例外），1905年取消科舉制度對這代人影響較大，他們不像舊立憲派那樣有較深的傳統文化根基，因而西式教育很容易使他們產生種種不切實際的思想，且絕大多數受孫文「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思想影響較大，即以革命的方式推翻滿清帝制並建立民權共和國體，是他們的政治共識。
相對來說，能夠接受以更激進的方式來變革中國的人，幾乎不會出生在1880年之前，其中的例外是湖南人徐特立（1877－1968 年）。
中國革命的代際問題較少受到學者們的重視，一些研究也只是很初步的一種嘗試。
費正清等人在憲政角度對這一問題所提出的意見③，大多數是合理的。但關於1880年以後這一代人對共和革命失敗的批評，是基於他們比較好的理解了共和理想的意見，還有商榷的余地。
在我們看來，恰恰相反，是由於他們將共和革命缺少民眾支持的事實，當作了共和政體在中國缺乏民權基礎去理解，才將錯就錯地按照自己所理解的共和理想，去取代孫文的共和革命。
因為事實證明，孫文的共和革命，除了將國家權力由皇帝手中拿走交給一個還並不存在的公民社會外，其他什麽也沒做（1923年以前）。
實際上，代際問題對中國革命的影響，與南北問題具有相似的性質：統治國家的舊力量被打碎，而新力量還沒有從農業社會的土壤上生長起來。
三、城市與鄉村問題
種種跡象表明，歐洲入侵對中國的實質性影響，與歐洲中世紀之後城市和商業力量的崛起密切相關。
如果不是歐洲人圍繞著通商口岸，將他們的城市生活方式和商業力量以一種優越的姿態，肆無忌憚地構成對中國社會和國家主權的挑戰的話，僅僅是戰爭的失敗，對中國來說並不一定非要進行一場革命不可。
1919年時，全國約有176座5萬人口以上的城市，而1917年外國在中國享受之外法權的通商口岸達到92個，占5萬人口以上城市的52％。
外國居民和商號幾乎全都分布在這些通商城市中。
1911年時，英美法德俄日六國在華商號約2863間，外國居（僑）民約15.8萬人，受雇於中國政府的人員約2000人，外交人員約500人，傳教士約9100人，軍事人員約2.6萬人。
這一數據應大大低於實際在華的外國僑民數量，如日本政府報道的1914年在華日本僑民為121956人④。
正是這些在中國城市生活的外國人，用極為奢侈和傲慢的方式，將中國因戰爭失敗而蒙受的痛苦示威性地天天刺激著中國人的神經。
外國人的存在，一方面促進了城市的發展，另一方面也使城市更加成為鄉村生活的哈哈鏡，將貧窮、落後、破敗、愚昧、邋遢、死氣沈沈等等一切能找來證明城市富有、先進、進步、智慧、整潔、生機勃勃的景象，給映照得像裸體的80 歲老婦人。
這實際上不僅是來自外國的藍眼睛願意看到的中國景象，也是剛剪了辮子、抹著發油、手拿禮帽、穿著西服、領帶打不正的假洋鬼子們眼中的景象。
但這個景象在一度畜發留辮的普通人看來，則是他們人生的一部份。
他們並沒有想過這樣的生活有什麽不妥，也很少去考慮改變這樣的狀態，因為祖祖輩輩都是這樣生活的。
他們唯一的希望，是沒有戰亂一類的外界因素來打擾他們，如果能連續幾年風調雨順，一家人不用為溫飽和冷暖去發愁，就已經很幸福了。
這的確如後世學者們所認定的那樣，是一種最低限度的自給自足的生活。
假如不是因為歐洲人的到來和城市的興起，將他們的生活貶得一無是處之後還想利用他們的善良來滿足自己貪欲的話，有誰有資格去指責這樣的生活呢？
1911年帝制被推翻後，長期為他們的勞作提供尊嚴的以農為本思想，被批評為一種落後的主義，「重農」這兩個字被要求要承擔戰爭失敗和全部歷史的責任。
而提出這種要求和贊同這種意見的人，是那些剛剛離開家門不久的年輕人（1880 年以後出生的人），他們用一家人來自土地的全部產出，去城市或者日本讀了幾年書，便認為自己是比仍然在鄉間生活的兄弟姐妹要「文明」的人了，因此，有責任要去解放他們，給他們以新的生活方式，以便使他們離開土地，投入到讓習慣種地的人茫然的城市商業社會。
這種邏輯和認識是如此地具有魔力，以至於種地和鄉村成了落後和愚昧的同義詞。
不僅富有人家的老爺們開始將居住在城市看作是一種榮譽和身份的象征，大批的年輕人也開始離開鄉村，到城市去尋找新生活的夢想。
這樣，在革命以後的那些年代裏，自鴉片戰爭後緩慢開始的鄉村生活的解體行程呈現了加劇化的趨勢：財富和人才由鄉村向城市聚集。
這導致了兩種傾向的出現。
一種傾向是鄉村社會失去了維持秩序的鄉間士紳的領導和發展能力，維持鄉村社會與上層社會聯系的紐帶開始斷裂，特別是土地押租制的出現，破壞了鄉村自治固有的傳統。
另一種傾向是隨著工場、工廠、商行、銀行、外國租界等在城市的出現和興起，農民子弟開始進入城市成為學徒、苦役及仆役、手工業工人、機器工業工人或格拉斯哥流浪者，使傳統的城市功能開始發生不可逆轉的變化，以政治功能為主的城市中，工商業力量蓬勃發展，社會上層開始聚集於城市，而城市的平民隊伍也迅速擴大，加上充滿活力的新式學校的學生們的喧鬧，城市開始按照歐洲的模式快速發展。
因此，城市成為了新思想傳播的溫床，也成為社會矛盾的集中地。
但中國城市的這種發展，帶著某些顯而易見的畸形性質。
一是幾乎所有的被作為新事物的東西，都是來自於中國社會的外部，因而其對中國社會秩序的破壞性要大於建設性；
二是主導城市社會生活的各種力量帶有普遍的非理性特征，因而功利主義而不是道德主義占了上風，來自歐洲文化的強烈的利己主義大行其道，削弱著中國傳統的利他主義對社會秩序的匡扶作用；
三是上層社會與下層社會基於各自的利益訴求，出現了微妙的心理對抗，以至於最後發展成為一種難以彌合的相互敵視情緒，為各種非理性力量破壞社會整合提供了動機和動力——比
如上層社會信義精神開始喪失（反襯著鄉村的淳樸）。
四、中國與列強問題
正當中國社會開始由革命而陷入分裂之際，1914年開始的歐洲戰爭，使列強對中國的註意力發生了轉移。
原來欲控制中國的殖民主義企圖，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和1917年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而徹底破產。
1921年11月－1922年2月，列強在華盛頓會議上提出了處理中國問題的方案，提出門戶開放並維護中國領土完整和行政獨立的政策。
在曾引起五四運動的1919年的巴黎和會之後，列強以華盛頓會議的方式來處理中國問題，實際上著眼點在於以「維護中國領土完整和行政獨立」之名，阻止革命後的俄國對中國的影響。
而這時的俄國，已經在開始向中國輸出它的革命了，不僅對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給予了極大的影響和支持，而且也透過資金援助和政治指導，向孫文提供了巨大的支持。
同樣的，俄國的目標不僅僅是支持中國的革命，也是為了控制中國革命的發展向著有利於其在華利益的方向進行，並利用中國革命作為其抗衡歐美社會的未來保障。
不幸中國再一次被列強所利用。
只不過，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列強世界，被分為信守資本主義傳統的歐美國家和反對這一傳統的蘇維埃共和國兩種型別。
從世界文明在近代的演變來看，蘇維埃社會主義政權的誕生，標誌著正在日益發展的歐洲化國家對傳統歐洲的挑戰，這一挑戰在二戰時期表現為日本對除德國之外的歐美的挑戰。
而這種挑戰的必然性，根植於歐洲文明所具有的殺戮、掠奪和排他性特征。
不幸的是，在它們進行這種廝殺的時候，往往要利用中國來作為力量平衡的籌碼。
幸運的是，一次世界大戰和二次世界大戰的發生，使災難深重的中國社會避免了成為它們那樣的國家。
這盡管不是中國主觀上予以選擇的結果，但客觀上，中華文明和傳統，為中國頑強地抵禦來自歐洲國家或歐洲化國家的侵略，提供了持之不懈的動力。
從這一被長期被忽視的角度來看待辛亥革命後中國與列強的關系，這樣一個判斷便是顯而易見的：
不管民權共和派借用了多少西方的社會思想和理念，它本質上並不會將中國導向徹底歐洲化的方向，即中國國體的近代轉型，是在世界文明整體被歐洲化的背景下進行的，在這個過程中，受歐洲文明的影響自是不可避免，但無論這個影響多麽巨大，都不可能對屬於中國的那些寶貴的文明傳統有太多改變——或許我們會因為焦慮而迷失方向，會因為痛苦而自相廝殺，會因為一時背離傳統而自取其亂。
中國，終究是要回到他自己的主軸文明上來的。
【本文完】
註釋
①[美]費正清編，劍橋中華民國史（上），第199－200頁。
②[美]費正清編，劍橋中華民國史（上），第214頁。
③[美]費正清編，劍橋中華民國史（上），第252－253頁。
④[美]費正清編，劍橋中華民國史（上），第142－143頁。此處數據是不完全統計，作者承認數據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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