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潘漢年因被公安人員秘密逮捕而備受關註。逮捕理由是在抗戰期間他曾與汪精衛有過勾結。緊接著，公安機關順藤摸瓜，將相關人員全部關押，並在獄中逐一審問。
然而，當審問到一位六旬老人時，他卻始終保持沈默。在審訊人員的不斷追問下，這位老人才開口，令眾人吃驚的是，他的第一句話竟然是「我是中共地下黨員，不是特務。」
接下來，這位老人又說出了驚人的話：「我曾經撫養過毛主席的孩子。」
這位老人是誰？他為何聲稱自己曾撫養過毛主席的孩子？這是否為事實呢？他就是董健吾，而他與毛家兄弟的故事，始於1930年的那一天。
1930年10月24日，楊開慧在執行地下任務時，不幸被捕入獄。獄中，敵人對她施加了無數壓力，但她始終堅持革命信念，毫不動搖。
1930年11月14日，楊開慧英勇犧牲，留下年幼的三個兒子相依為命。然而，湖南的情況變得越來越危險，毛岸英三兄弟的去向成了問題。
起初，親友們都打算將他們送到外祖母家，但遺憾的是，楊家在楊父去世後，生活逐漸困難。而毛主席則正在為起義做準備，根本無法將他們帶到自己身邊。
這個棘手的問題得到了迅速的解決，他們被送往了上海，住進了大同幼稚園這個特殊的地方。這個幼稚園之所以與眾不同，是因為在這裏就讀的孩子都是中共革命黨人的子女。
中央在創立這個幼稚園的時候，就將其作為一個安全庇護所，盡最大努力保障革命黨人後代的安全。大同幼稚園的園長是董健吾，他是上海一所教堂的牧師。
董健吾出生在一個富裕家庭，他的祖父曾經擔任過縣官，而祖母則來自書香門第。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下，董健吾從小就表現出了傑出的才能，衣食無憂。
在他九歲的時候，祖母為他聘請了一位基督教家庭教師。
1914年，董健吾成功考入基督教聖公會創立的聖約翰大學，他在該校同時學習理科和神學，因此在畢業時他同時獲得了理科和神學的雙學位。
董健吾的人生前三分之一可以說是一帆風順。然而，從神學學生轉變為共產黨人，董健吾的人生跨度之大，令人驚嘆。
那麽，這段時間到底發生了什麽？在畢業後的董健吾，得到了上海聖約翰大學校長的推薦，前往揚州的小學擔任校長。
由於他的出色表現，僅僅三年後，他就被調到了西安的教會中學教書。
在董健吾的領導下，這所學校一躍成為了當地的翹楚，這讓聖約翰大學的校長蔔舫濟感到無比欣喜。因此，幾年後，他又將董健吾召回上海，但此次董健吾的職務變成了校長助理。
這位儒雅的青年在處理事務時一絲不茍，無論在哪個領域都深得校長蔔舫濟的賞識。然而，董健吾在親眼目睹「五四運動」的浩大聲勢後，逐漸發生了內心的轉變。
受到愛國主義思潮的影響，董健吾仍然是一名基督的信徒，但他也深愛自己的國家，更加不能容忍任何人欺辱自己的同胞。
當董健吾目睹街頭群眾遭槍殺，心中的憤怒無法遏制，於是他帶領學校的師生參與到遊行示威中，並將學校的美國國旗替換為中國國旗。
這個決定導致他離開學校，成為教堂的牧師。在1926年之前，董健吾與共產黨的聯系微乎其微，但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他遇見了共產黨的同誌並與其建立了友誼。
正是在國共合作期間的交談中，董健吾對共產主義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董健吾是一位在上海的教會教父，同時也是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的情報員。他親眼見證了蔣介石撕毀條約，對國民黨好感全無。
1927年，他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走上了革命道路。之後，他參與了中央特科的情報偵查工作，必要時還會參與救援行動。
1930年，他接到上級組織命令，在上海創辦了大同幼稚園。
董健吾傾盡家產在上海租下兩棟房子，創辦了大同幼稚園，接收了許多革命誌士的子女。毛家三兄弟也成為了這裏的成員。
然而，這個充滿希望的地方只存在了兩年，便被迫關閉。原因是1931年，毛岸龍因病去世，敵人們也發現了大同幼稚園的一些不同尋常，開始對園長發出警告。
董健吾敏銳地察覺到大同幼稚園已被敵對勢力釘選，繼續營運將可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因此在向上級組織報告後，決定在次年關閉該幼稚園，並安全疏散園內兒童和工作人員。
一段時間後，董健吾又將毛氏兄弟接回家中，由他的妻子負責兄弟倆的日常生活，包括教導他們讀書寫字，但禁止他們外出遊玩，以防止因口音問題被敵人發現。
盡管如此，董氏夫婦對於兄弟倆的安全仍然感到擔憂，因為世界上沒有完全保密的事情。然而，事情很快出現了轉機——董健吾找到了機會，將毛氏兄弟送往國外。
1936年，董健吾奉命前往蘇區，返回上海的途中經過西安，在這裏他見到了張學良。
張學良和董健吾的友情始於網球，再因共同尋找寶藏而加深。當年，張學良珍愛的古玩不慎摔壞，董健吾經營的古董店幫他找到了同樣的寶物，張學良一直銘記在心。
當他們再次見面時，董健吾提出請求，希望張學良能幫助他的兩個孩子和小兒子出國求學，因為他們都是革命誌士的後代。
張學良欣然答應，利用李杜將軍出國的機會，資助了三個孩子十萬元法郎，並安排他們跟隨李杜將軍一起出國。
毛岸英和毛岸青，當年還是年少的少年，他們在董健吾的幫助下，離開了祖國，隨後又從巴黎被送到蘇聯，到莫斯科學習。
毛岸英在後來的一封信中，對董健吾一家表達了深深的感謝，回憶起過去的往事。
董健吾在策劃毛氏兄弟的出國事宜的同時，還肩負著一項重要的任務：替宋慶齡送信，以促進國共兩黨的二次合作。
1935年，中國面臨的民族危機日益嚴重，國民黨內部有人開始考慮與中共合作。次年年初，宋慶齡找到了董健吾，將一封重要的密信交給了他，並對他寄予厚望：「只有你能完成這項任務。」
董健吾深知此事的重要性，立即從上海出發，西行至陜西。為了保證自己的安全，他化名周繼吾，以財政部西北經濟特派員的身份前往。
困於西安同學家中40天，董健吾無法動身前往延安。他只好向張學良求助，希望借飛機前往中共蘇區。張學良開始猶豫不決，但董健吾始終保持冷靜，耐心地講述了自己的盤根錯節。
他坦誠地告訴張學良，此行的真正目的是為國民黨遣送密信，促進二次國共合作。得知蔣介石也有合作之意，張學良立即派人將董健吾送往瓦窯堡。
在騎兵連的護送下，他歷經6天的長途跋涉，終於成功抵達了蘇共軍區。一段時間後，他攜帶著毛主席的親手密信，再次返回上海。
在途經西安的過程中，他再次會見了張學良，這次相見成為了送行毛氏兄弟的機會。
在國共第二次合作期間，董健吾成為了重要的密使，與張學良保持著緊密的聯系，為國共合作的成功做出了巨大貢獻。
他的第二次蘇共軍區之行，是為了護送美國記者斯諾。在斯諾的【西行遊記】中，他提到了一個名叫「王牧師」的人，這個人就是董健吾在護送斯諾時使用的身份。
盡管兩人最初並不相識，但靠著計劃好的暗號與信物，他們在招待所裏成功接頭。董健吾行事極為縝密，讓斯諾深感敬佩，兩人因此成為了好友。
董健吾一路將斯諾護送到蘇區，之後便功成身退。然而，斯諾卻始終牽掛著自己的國際友人「王牧師」，甚至在1960年重返中國時，仍想再見他一面。
1937年，國民黨淞滬抗戰失敗，日軍攻入上海，汪偽政府迅速與日軍相互勾結，並對上海地下黨組織進行盤查迫害。
在敵人的步步緊逼下，許多地下黨員紛紛撤出上海，但由於身份隱秘，董健吾只能與上級單線聯系。然而上級一換再換，在敵人的緊密監督下，地下黨的活動變得異常艱難，稍有不慎便有被發現的風險。
董健吾為了保護黨的事業，做出了巨大的犧牲。他辭去了牧師的職務，關閉了地下聯絡點，並在汪偽政府的中央警官學校任教。
盡管他失去了與組織的聯系，但他借著職務之便，繼續解救被敵軍抓捕的戰士。在解放戰爭期間，他參加了「民革」，並說服當時的司令員起義，為解放上海做出了貢獻。
盡管他孤身作戰，但他默默為黨的抗戰事業和解放事業貢獻了力量。在解放戰爭勝利後，他並沒有邀功，而是選擇了回到上海，成為一名推拿醫生，過上了普通的生活。
他的英勇行為和無私奉獻，值得我們永遠銘記。
1955年潘漢年一案，董健吾也受到了牽連，被公安逮捕。面對審訊，他並未立即透露自己的地下黨身份，直到工作人員再次詢問，他才道出實情。
原來董健吾並非特務，而是中共地下黨員，並且曾經照顧過毛主席的孩子。中央的核實結果也證實了這一點，大家這才了解到董健吾這位「紅色牧師」的事跡。
陳賡將軍也曾來探望他，之後他還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任上工作。董健吾的晚年在上海度過，1970年12月25日，他在上海的小洋房萊恩詳離世。
這位「紅色牧師」的傳奇就此結束，但他的光輝事跡將永遠銘記在歷史的篇章中，永不磨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