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字希文，公元999年真宗鹹平二年生於廬州合肥縣， 公元1062年仁宗嘉祐七年死於北宋首都開封府，終年六十四歲。
包拯的青少年是在真宗一朝度過的，而其大部份年月則是生活在仁宗朝。二十九歲由進士及第仕宦，授大理評事，知建昌縣，但父母年高，辭官歸裏，後又守父母之喪，在家整整十年，以孝聞於鄉裏。
此時的北宋，自真宗死後，仁宗幼小，一切軍國大事，取決於劉太後。明道二年（1033年）劉太後死，仁宗親政，景祐四年（1037年）包拯守喪畢，三十九歲重新入仕。
再次入仕後的包拯，歷職多次變化，一生十三次遷轉大致作了四類工作：
一是守臣，先後知天長縣、端、瀛、揚、廬、池州、江寧和開封府；
二是台諫官，先後任監察禦史裏行、監察禦史、知諫院、權禦史中丞；
三是監司官，先後任京東、陜西、河北轉運使、河北都轉運使；
四是三司官，先後任勾當京東排岸司、權度支判官、戶部判官、戶部副使、權三司使、三司使。
最後任樞密副使管軍政，僅一年左右時間。
仁宗時期，可謂人才濟濟，像範仲淹、歐陽修、韓琦、王安石、司馬光、蘇軾等都嶄露頭角、揮斥方遒，指點江山。
北宋中期，士大夫及知識分子很重視名節，但從官僚士風上講，一方面是部份官僚因循守舊，無所作為,甚至貪墨頹惰，士氣不振，另一方面是部份官僚要重新振作士氣，銳意改革，使國家富強。兩種情況同時存在。
包拯守喪後第二次仕宦時作了一首詩，深受後者風氣的影響：
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秀幹終成楝，精鋼不作鉤。
倉充鼠雀喜，草盡狐兔愁。史冊有遺訓，無貽來者羞。
「直道謀身」是包拯做官的信條，但並不是每個官員都能做到的。「曲道」謀身者多，「直道」謀身者少，正因為如此，包拯在北宋官僚中是少數的一員，難能可貴。
因此，不論官職還是在當時的影響力，王安石、範仲淹、司馬光等等眾人都超過包拯，但只有包拯成了百姓頂禮膜拜的「青天」偶像。究其原因，大概只有一點，即「直道是身謀」的處世原則。
嘉祐二年三月（1057年）到嘉祐三年六月（105年）包拯任權知開封府，任期不過一年零三個月，隨後又升遷到右諫議大夫、權禦史中丞，但今天我們最熟知的仍是「開封府尹包大人」。
北宋時期的東京開封府經過隋唐以來數百年的發展和積累，達到鼎盛，成為了規模巨大、人口眾多、經濟繁榮的大城市。縱觀仁宗朝， 四十一年間先後有五十八人擔任過開封府府尹，而「開封府尹包大人」在其二十五年的仕宦生涯中，實在不算長。
歷史上包拯作為官員，政績除了外派地方之外，集中在禦史監察、諫官和財政等幾個方面，興利除弊為民造福，犯顏直諫疾惡如仇，勤於政事鞠躬盡力。
真實的包拯除【宋史】有一則「割牛舌」外，並沒有留下多少破案的資料，也沒有什麽「三口鍘刀」「打王鞭」「勢劍金牌」，更不曾斬包勉、斬國舅。民間流傳的斷案不是特別突出。
後世【百家公案】【龍圖公案】【三俠五義】將許多與包拯毫不相幹的斷案故事匯於他的名下，借這位著名人物以擴大影響，反過來，形形色色的斷案故事又使包拯成為一個集偵破、審訊、判決於一身的法官形象。
包拯仕途期間，恰逢範仲淹的「慶歷新政」，其上奏議【論取士】【論縣令輕授】【請免江淮兩浙折變】【請法外斷魏兼】【請勘閻土良】【論保州事】【論契丹事宜】等約四十余篇，內容主要是評論朝廷用人得失、彈劾不法官吏、整頓地方吏治、賑災、平亂及與契丹、西夏議和諸事，盡力興利除弊，充滿改革和實幹精神，但他沒能象範仲淹、富弼、韓琦等人那樣提出宏大而系統的改革理論與方案。
這是因為新政推行時，包拯年已四十五，在此以前他長期在家鄉侍養父母，後來歷知天長縣和端州，僅五六年時間，到中央任職時，官資較淺，對全域情況缺乏了解，對歷史與現實社會問題的理論研究也不太深，所以沒能提出系統的改革方案。
盡管如此，由於包拯性格峭直剛嚴，與人不茍合，始終以「直道是身謀」為處世原則，對新政時期朋黨宗派的鬥爭從不摻入，以自己的立場、世界觀觀察問題，發表意見，是則是，非則非，旗幟鮮明，敢作敢為，在行動上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念行事
不過，在「慶歷新政」徹底失敗的情勢下，包拯沒有隨波逐流，也沒有消沈不振，敢於對受朋黨之誣的新政官員予以正面肯定，大力反對因循姑息、緘默自守的士風，保護新政官員收到一定的效果。
作為諫官，包拯七次彈劾張堯佐，七次彈劾王逵，都是震動全國的大案。彈劾這些人，要有膽量，要有勇氣，要有正直無私的精神，得罪他們，有時還會得罪皇帝，還會得罪他們的朋黨及利益共同體。包拯置這些於不顧，不避權貴，敢於鬥爭，，對其後各代的政治生活帶來積極的影響。
特別是多次彈劾宰相宋庠，說他當政七年，陰拱持祿，竊位素餐，安處洋洋，以為得策，固位無恥。其實，宋庠只是屬於庸碌無能的大臣型別，並沒有什麽違法亂紀的嚴重罪過，這種人在皇上及朝臣的心目中說不上有太大的問題。但包拯認為宰相不能像小官那樣，必須有貪贓枉法的才能算有罪過，國家重臣沒有政績就是大過。
在仁宗朝從政20余年，包拯的仕宦生涯有高潮，也有低谷，但總的來說官運暢通，波折不多。
然而，包拯在為官的後期，直諫精神是有所減弱的，他也擔心過於得罪仁宗皇帝，過於得罪同朝的臣僚們，使自己處於風口浪尖之上。
史書記載：在包拯升任樞密副使後，參知政事空缺，仁宗問誰可任此職。禦史韓縝非常直率地說：「包拯可以。」仁宗笑著說：「今日包拯，非昔之包拯矣。」這說明在仁宗的心目中，包拯已經發生了變化，同過去有所不同。也可能多年官場生涯，使得包拯保全自身成分逐漸增長，換句話說諫官包拯退化了。
包拯去世時，全部官銜是樞密副使（差遣）、朝散大夫（散官）、給事中（官）、上輕車都尉（勛）、東海郡開國侯（爵）、食邑一千八百戶（食邑）、食實封四百戶（食實封）、賜紫金魚袋（賜）、贈禮部尚書（贈官）。
包拯死後，葬在何處有兩說：
一處坐落在安徽合肥市。明天順五年（公元1461年）【大明一統誌·廬州】載：「包拯墓在府城東十八裏，地名雙闕。」明崇禎【廬州府誌·合肥縣】載：「參政包孝肅公拯墓，在縣東十五裏，自子以下皆附葬。」嘉慶八年【合肥縣誌】也有類似記載。而【包氏宗譜】包拯墓圖上註「墓在廬州府城東隅十五裏，土名汪家圩，原名夏家崗。」即今合肥郊區。
另一處則在河南鞏縣。【河南府誌·鞏縣】內載：「龍圖學士包拯墓，在縣西南孝義保。」【鞏縣誌】轉引【施府誌】：「鞏西南後泉溝，有孝肅墓，亦陪葬真宗陵也。」
這兩處包拯墓孰真孰假，千年莫定。於是在民間有包拯死後「七門（舊合肥城有七坐城門）出棺，真墓難找」的說法，更有相傳「包公睡的石頭棺材，永不超生」「包公墳裏有龍頭、虎頭、狗頭三把銅鍘，無人敢挖」等傳說，為包拯披上了層層神秘外衣，成為千年不解之謎。
對於包拯這個人，舊史稱其「閭裏童稚婦人，亦知其名」，或謂「小夫賤隸，類能談之」。在中國歷史上，英雄偉人，帝王將相，官高功大，對歷史作出過重大貢獻者代不乏人，而其在民間的影響卻遠遠比不上包拯。
包拯在世時，實際上他在民間就已經有了一定的影響力。【宋史】中記載：「人以包拯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宋代的沈括【夢溪筆談】、朱牟的【曲洧舊聞】均記載過包拯斷案的故事。
但在南宋元明的民間話本、戲曲、元曲中，包拯的形象被神化，以超凡的智慧來日斷陽夜斷陰、甚至明代的包拯捉妖除魔上天入地無所不能。
直至清代出現【三俠五義】，包拯才回歸到清官、能吏形象，破案靠的不再神力，而是自己的智慧，以及展昭、公孫策甚至是王朝、馬漢、張龍、趙虎等眾人的幫助。
一介賢臣包拯，最終以一個「青天判官」的形象長久留存於民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