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九大召開，林彪地位如日中天，在河南信陽農場，一座低矮、潮濕的牛棚裏，有個年過六旬、頭發花白，胡子拉碴的老者，在聚精會神地看著【人民日報】的相關報道。
他比林彪大一歲，曾經是林彪的上級，24歲的林彪當軍長的時候，25歲的他已經是軍委副主席。
他是誰，為何落魄到如此地步？
長征路上，遵義會議前。毛主席因為有病，被安排在一間破敗的茅草屋內休息。剛剛坐下，門口傳來一位小戰士稚嫩的聲音：「請問同誌，裏面還有空位嗎？」
這時候，有人在外面悄悄地說：「不要打擾別人，我們就在外面休息，也很好的。」
毛主席聽了，眼睛一亮，他趕緊對警衛員說說道：「是王稼祥同誌嗎？快進來吧，外面太冷了。」
眾所周知，中國革命正處在十字路口，因為博古和李德的極左路線，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的時候失敗，被迫開始戰略轉移。
這時候，後面有追兵，前面也有敵人攔截。要想走出坎坷，必須總結教訓，改變戰略，再也不能跟敵人硬剛了。可當時博古還是中共中央領導人，支持他觀點的人也大有人在，完成這一切，談何容易？
眾人皆醉他獨醒，毛主席最先覺察到了，中國革命需要改變航向，不然就要觸礁，那樣將萬劫不復。
可惜在當時，毛主席已被邊緣化，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和紅一方面軍臨時總前委書記的職務都被撤銷。即使毛主席看到了方向，但是「人微言輕」，大家不一定重視。
這時候的毛主席很焦急，也很無助，他急需重量級的人物支持，改變中國共產黨、我軍的被動局面。此時王稼祥的出現，讓毛主席感到振奮。
王稼祥1906年出生在安徽省涇縣，19歲就到了蘇聯，成為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學員。
這所大學被稱為中共領導人的搖籃，走出不少叱咤風雲的人物，王明和博古都曾在這裏就讀，紅四方面軍領導人陳昌浩，也是中山大學的校友。陳昌浩和王稼祥是同齡人，但是後者的進步更快。
畢業之後的王稼祥回到祖國，開始大顯身手。東方大學的背景加上才幹，使得王稼祥職務上升很快。
1931年底，王稼祥就擔任了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這時候的陳昌浩跟著張國燾到了蘇區，被任命為紅四方面軍的政委。雖然也是同樣是年輕有為，顯然王稼祥的地位更高，影響更大。
毛主席當時有病在身，跟王稼祥見面並不方便。就在這時，帶傷的王稼祥出現了，真是及時雨啊。
作為紅軍高層領導的王稼祥，怎麽會受傷？
原來在1933年4月28日，紅軍高層正在開會，國民黨飛機突然發動空襲，王稼祥身受重傷，結腸被彈片穿孔感染，胯部骨盆裏也鉆進了一塊彈片，生命垂危。在醫生的全力搶救下。王稼祥脫離了生命危險。
由於受醫療條件限制，他身上還有一部份彈片沒有取出，在身體裏作怪，嚴重影響身體健康，無法再指揮戰鬥。王稼祥威望很高，雖然他不能參加工作，在1934年1月召開的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被選中央政治局委員。
因此，毛主席打算說服王稼祥，讓他發揮自己的影響，促使紅軍向正確方向前進。
「王稼祥同誌，你對目前的局勢怎樣看？」
聽完毛主席的問題，王稼祥低頭沈思了一下，開口反問道：「我想聽聽你的看法。」
毛主席說：「我的觀點很明確，紅軍必須改變戰略戰術，不然處境會更加危險，你看呢？」
「我也是這樣認為的，不過要想讓現在的軍委領導人做出改變很難，除非讓他們靠邊站。」毛主席一聽大喜，緊緊握住了王稼祥的手：「稼祥同誌，你說得太對了，我們不謀而合啊。」
這次談話，極大增強了毛主席的信心，因為之前他曾經跟周恩來、朱德、張聞天等同誌進行過交流，他們也贊成自己的想法。
不過他也有隱憂，博古的影響不能低估。
果然，在1935年1月15日召開的遵義會上，博古極力為自己的路線方針辯護，把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歸咎於國民黨軍隊太強大。
還有一個人站出來，為博古辯護，對毛主席冷嘲熱諷：「你不過是讀過【孫子兵法】【三國演義】，對馬列主義根本了解，對現代軍事更是一無所知，這樣能指揮打仗嗎？同誌們我堅決反對毛澤東來指揮紅軍！」
這個人也是重量級人物，他叫凱豐。凱豐也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當時的身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紅九軍團中央代表。
凱豐的發言顯得舉足輕重，毛主席雖然進行了反駁，但會場上除了周恩來和張聞天出面力挺毛主席，其他同誌還沒有發言，氣氛有點沈悶。
雖然參加會議的有20人，但是像劉伯承、李富春、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林彪等人僅僅是參與者，真正起決定性作用的，還是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
就在這時候，會場上響起一個聲音，打破沈悶氣氛：「我堅決同意毛澤東同誌的意見。」此人不是別人，正是王稼祥。
王稼祥雖然身體狀況不佳，但是說話鏗鏘有力，他的發言讓氣氛活躍起來。而博古和李德的臉掛不住了，青一陣紅一陣，表情難堪極了。
王稼祥曾經是軍委副主席，軍事指揮能力有口皆碑，他的發言自然很有權威。此外，王稼祥和張聞天跟博古、凱豐都是中山大學的學生，算是一個「山頭」的。
之前，李德曾經專門把王稼祥、張聞天找來，以警告的語氣，嚴厲地說："你們兩人可都是從蘇聯回來，必須站在同一個戰壕，關鍵時刻立場一定要堅定。"可現在，他倆都「倒戈」了，這讓李德非常生氣。
這也足以說明博古和李德確實是錯了，這讓到會人員更清楚地認識到，毛主席的觀點是正確的。所以說，王稼祥在遵義會議上的態度至關重要。
更值得稱贊的是，王稼祥最後還說出了到會者想說卻不敢說的話：「既然事實證明，原來的路線和方針是錯的，博古同誌就不適合再擔任領導人，我們應該及時改組中央軍事指揮機構，將軍事指揮權交還給毛澤東同誌。」
王稼祥話音一落，會場上響起一陣熱烈的掌聲，他說出了大家的心裏話。其他同誌如朱德、林彪和劉伯承、李富春、聶榮臻、彭德懷等人也都踴躍發言，表示堅決支持毛澤東的領導。
最終，遵義會議做出了重要決定，取消了李德、博古的最高軍事指揮權，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黨中央軍事決策機構。
要知道，當時博古是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今後到底還幹不幹，誰也說不準。
王稼祥這樣做，相當於是「犯上」，這是非常危險的，拿自己的政治前途做賭註，是需要巨大勇氣的。但是，為了中國革命，他豁出去了。
由此，王稼祥也成為遵義會議的功臣，受到了全黨的擁護。
1935年3月，在雲南省紮西（今威信）地區舉行的軍事會議上，成立了新的「三人團」，取代了政治上博古作主，軍事上李德作主，周恩來負責軍事計劃的「三人團」。新的三人團，除了周恩來、毛澤東，還有一個人，他就是王稼祥。
遵義會議上，王稼祥仗義執言，敢講真話，不僅是對黨負責，也是對毛主席本人的大力支持。此後，出於王稼祥對中國革命的貢獻，毛主席對他關懷備至。
毛主席的關懷，首先是在政治上。
1945年，黨的七大召開，因為健康原因，曾經是中央政治局委員的王稼祥卻在中央委員的選舉中意外落選。
毛主席聽說後非常著急，還專門給中央委員做工作，給王稼祥「拉票」。最終，王稼祥得以當選候補中央委員。
其次，毛主席很關心王稼祥的健康。
我們知道，王稼祥1933年受傷之後，身上的還殘留著彈片，加上長征時條件非常艱苦，他的身體狀況一直很差，傷口感染，不時發燒，全靠藥物退燒，治標不治本。
1935年10月，紅軍到達陜北的瓦窯堡之後，在毛主席的關懷下，中央專門成立了一個醫療小組為王稼祥看病，致力於恢復他的健康，但是因為條件限制，收效甚微。
1937年初，在毛主席的安排下，王稼祥經西安到上海，又從上海乘船繞道海參崴，乘火車在當年7月抵達莫斯科看病。
蘇聯的醫學雖然不如歐美，總要比中國還是先進了許多，周恩來、林彪、任弼時、賀子珍等都曾到莫斯科看病。王稼祥到了蘇聯之後，折磨王稼祥多年的彈片和腐骨被取了出來，身體狀況大為好轉。
這一切，跟毛主席的關懷密不可分。
毛主席不但關心他的健康，還關心他的婚姻。王稼祥的原配查文梅，1925年前後因病去世。在莫斯科學習的時候，王稼祥跟一個烏克蘭女孩結婚，但因為性格不合，不久後這段婚姻便宣告結束。
王稼祥是個重感情的人，對過去念念不忘，喪失了重新開始新生活的勇氣。1938年8月，王稼祥返回延安之後，毛主席開始為他的婚事而操心。一次聊天時，毛澤東問：「稼祥，你該結束單身狀態了，不能當一輩子和尚嘛。」
從毛主席的目光中，王稼祥感受到了關懷，也獲得了力量，有了開始新生活的沖動。
在毛主席的張羅下，王稼祥跟主席的老鄉朱仲麗相識。
朱仲麗不但是毛主席的老鄉，還是主席的晚輩。她的父親朱劍凡，是毛主席的朋友。朱仲麗還有一個身份，那就是毛主席的保健醫生。
毛主席日理萬機，也不好意思親自開口。他就給王稼祥出了個主意：找朱仲麗的姐夫。
原來，朱仲麗有個姐姐叫朱仲芷，嫁給了八路軍延安留守兵團司令員蕭勁光。
在毛主席的策劃下，當晚，王稼祥就開始給蕭勁光寫信：「蕭司令，請你調給我兩匹小蒙古馬好嗎？給馬的時候，莫忘了把你的姨妹也一道帶來。」
蕭勁光看信之後，哈哈大笑，他當即，明白了王稼祥的潛台詞。於是，他對朱仲麗問道：「小朱啊，總政治部的王稼祥主任想讓你去他那玩，去不去？」
「為什麽不去？」朱仲麗正是貪玩的年紀，也沒有多想就痛快地答應了。
就這樣，二人開始了交往，從陌生到熟悉，從熟悉到心生好感，再到彼此相愛，最後結為連理。
對於毛主席的關懷，王稼祥記在心裏，他只能以飽滿的熱情投入到工作中去，為中國革命作出最大貢獻。
王稼祥作出的最大貢獻，莫過於在1943年，在黨的22歲生日時，他首次向全黨提出「毛澤東思想」。
當時毛主席讓王稼祥寫一篇紀念文章，王稼祥帶病工作，鏖戰一周，終於寫就了題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的紀念文章，在文章中，他首次提出了「毛澤東思想」，並詳細論述了它的產生、發展和成熟過程。
文章經毛主席審閱後，次日就在【解放日報】上發表。
在1945年召開的黨的七大上，「毛澤東思想」成為黨的指導思想，被寫入黨章，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寶貴財富。這是毛主席對黨的最大貢獻，它的提出，王稼祥功不可沒。
王稼祥有那麽高的資歷，又有新的貢獻，理所應當在建國後擔當重任，建國後為何到了河南農村？
首先是王稼祥的健康狀況不佳，無法擔當重任。雖然在莫斯科治療後，他的健康狀況大為好轉，但還是留下了一些後遺癥。
比如王稼祥的腸吻合手術，不是那麽成功，消化系統受損。還有，因服用藥物過量，王稼祥的聽力受損，五十出頭的他，就要佩戴助聽器。
不過在解放後，王稼祥還是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擔任很多重要職務，包括中國駐蘇聯大使、外交部副部長、中聯部部長等。
在黨的八大上，王稼祥還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
從1960年開始，因為對中央政策不理解，思想沒有跟上形勢，王稼祥逐漸失去了工作機會。
1969年，林彪下達「一號通令」，在京很多幹部疏散到偏遠地區；徐海東疏散到鄭州，陳雲疏散到江西。這個大背景下，王稼祥被安排到了開封農村。
1971年9月之後，王稼祥振奮起來，他提筆給黨中央寫信，要求分配工作。在毛主席的親切關懷下，王稼祥久違的身影出現在1973年8月召開的中共十大上，並且重新當選為中央委員。
之後，王稼祥被安排進入新成立的負責外事工作的領導班子，協助周恩來總理從事外事工作。
1974年1月25日，王稼祥因心臟病發作猝然逝世，終年68歲。去世之前，他還在審閱檔。
王稼祥的骨灰盒上，寫著這樣八個大字——「光明正大，立黨為公」，這是對他波瀾壯闊一生的最好概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