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棠棣，一枚歷史愛好者。歡迎大家【關註】我，一起談古論今，縱論天下大勢。君子一世，為學、交友而已！
在當時，北伐軍的大方向是向北討伐軍閥，但北伐軍中內部關系也是很微妙的，他們之間既有些歷史上的瓜葛，也有當前和未來的利害得失。
1、北伐軍內部的嫌隙
當時北伐軍的八個軍大體上可以分成三種勢力：
第一是蔣介石軍事勢力，這就是他的第一軍；第二是「保定幫」的第八軍和第七軍；第三是與前兩種勢力均無多大關系的第二、三、四、五、六軍。
由於有這三種勢力的存在，就影響或左右著北伐計劃的安排，甚至關系到戰爭勝利時權力的再分配。
這些，在北伐之初就有所反映。即在初期北伐計劃關於兵力部署問題時，加侖作戰計劃在部署兵力上，就一再考慮了各個軍之間關系的這個因素。
譚延闿、程潛的二、六兩軍完全不能同唐生智的第八軍在同一路中作戰。
據蘇聯顧問切列潘諾夫回憶，早在唐生智派代表到廣州聯系加入國民政府時，「譚延闿不願意把湖南政權讓給這個對手。由於譚的阻撓，談判長時間處於僵局」。
後來唐生智加入國民革命軍並自認是湖南的督辦了，「他堅決反對譚延闿率領的國民革命軍的湖南部隊進入本省」。
有一次李宗仁問唐生智，那次湘南潰敗，唐為什麽求援於廣西李宗仁而不求援於廣東國民政府呢？
唐生智回答說：「我退往廣東去讓譚延闿、程潛繳械收編嗎？」
說完兩人相對大笑。譚延闿既然回不了湖南，就「力求占領江西作為遺失湖南的補償」。
「蔣介石也打算繞過「保定幫’，經過江西及其省會南昌到長江，到他的同盟者東邊，並闖進上海」。以後的事實證明蘇聯顧問的這個說法是對的。
蔣介石是一路勝利一路封官許願，自己帶上嫡系直奔江浙和上海市。
於蔣、唐之外的另一勢力，可以說是一種松散的自然的聯盟。他們之間也矛盾重重，但對蔣介石、唐生智的態度又是一致的。
「第四軍的成分也是復雜的，陳銘樞的第十師是由‘保定幫’領導的，第十二師師長張發奎當時比較靠近國民黨‘左派’。至於第二、三、六各軍，他們一般說來是有反唐情緒的，他們把他看作是最大的對手，可是他們對總司令也沒有特別好感，因為他大大縮減了對他們的財政支援。」
鑒於這種狀況，加侖在制定作戰計劃時就把第二軍和第六軍同第八軍分開，讓第八軍擔任主攻，而把第二軍和第六軍放在側翼警戒。同時也利用第八軍來控制蔣介石「三月派」（即發動「三二○」事件的右翼軍事勢力)力量的擴張。
加侖懂得，「三月派」在軍事上的削弱最終是對革命有利的。
「保定幫」「左」的花言巧語和漂亮空話也可能被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利用來在他們的地區發展群眾運動。應該表現出某種策略上的靈活性，以便減輕那種掠奪性的野心，這一點無疑是做到了。
但是，當唐生智的野心膨脹到要單獨進攻武漢以把持兩湖時，鮑羅廷和加侖等蘇聯顧問又力主控制唐生智的野心，以免他成為獨占兩湖的新式軍閥。
2、鬥爭的藝術
在當時，能夠起到這一作用的也只有鮑羅廷和加侖。因為鮑羅廷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顧問，加侖是國民革命軍的最高軍事顧問。
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中央，由於其主觀上不重視軍事工作，客觀上在軍隊內無掌重權的人物，所以對國民革命軍影響不大，一切影響都只有靠蘇聯顧問。
於是加侖就透過第四軍來阻止第八軍和第七軍的向武漢單獨進軍，說服第八軍和第七軍在北伐大軍二、三、五、六各軍到齊後再統一進軍步伐。
蔣介石也怕第八軍和第七軍在兩湖發展過快以後將有尾大不掉之勢，因此也支持加侖的意見，於是在郴州軍事會議上作出相應的決定。
7月27日蔣介石由廣州坐火車赴北伐前線。8月2日火車到達良田，見唐生智總指揮的歡迎代表林薰南。
林薰南面呈唐生智及李宗仁的第二期作戰意見書。蔣8月3日在郴州休息，4日召集總司令部高級重要職員及俄顧問開會討論第二期作戰方案。
還在廣州未出發時，蔣介石就接到第二路指揮官胡宗鐸，於7月16日發出的第二期作戰意見書。
胡宗鐸促攻武漢，監視江西的態度，蔣介石「認為最能洞悉敵我情形，統籌全域」。
對於唐生智、李宗仁的第二期作戰之意見，「總司令以為此種意見，適足促孫傳芳之出兵及孫吳之聯合，不甚贊同」，並且復電「告以對於正面，宜取慎重態度」。
適在此時，又接到第三軍軍長朱培德來電。
朱培德認為：
第四、第七兩軍將領誌氣甚壯，主張贛鄂同時進攻，電請總司令對鄂宜先用重兵，擊破其主力，然後以相當兵力直趨武漢，移轉主力大舉入贛。
於是，在郴州召集的有俄顧問參加的軍事會議上，蔣決定：
先攻武漢，相機並圖江西。贛西方面，只用少數兵力集中監視，並為主力軍之策應；對湖北，則以第一、四、六、七、八軍為主攻，擔任洞庭湖以東地區；第十軍為助攻，擔任洞庭湖以西地區，會攻武漢。
待主攻部隊達到一定地位時，抽調最右翼的軍隊出修水，攻南昌。
第二、第三兩軍集中於醴陵之稍後方，監視江西，以策應主力軍。
郴州會議的這個決定，就是不久之後召開的長沙會議制定的第二期作戰計劃的基礎。
8月6日，彭漢章就任國民革命軍第九軍軍長職。
8月10日，國民政府任王天培為國民革命軍第十軍軍長。
8月12日在長沙，蔣介石主持軍事會議，決定作戰計劃及總攻日期。
長沙會議是北伐途中在前方召開的第一個戰略會議，這個會議所要研究的是打倒軍閥統一中國的初步戰略和第二期作戰計劃。
8月12日，長沙軍事會議召開於長沙前藩台衙門。參加會議的有總司令蔣介石、參謀長白崇禧、政治部主任鄧演達、俄國顧問加侖、戰地政務委員會主任陳公博、前敵總指揮唐生智、第七軍軍長李宗仁、第四軍副軍長陳可鈺，以及各軍參謀長，各師師長等多人。
長沙會議最後作出集中力量打擊吳佩孚，對孫傳芳采取中立政策，在軍事上警戒江西的決議。
長沙會議決定了作戰方針之後，即提出第二期作戰計劃，各位將領對加侖將軍制定的作戰計劃，深深佩嘉，略行討論微加修改即透過。
在制定第二期作戰計劃時，加侖將軍在計劃和部署中作了盡量有利於革命勢力發展的努力。
因為自從「三二○」事件以後，蔣介石極力限制和排擠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勢力，發展自己嫡系軍事勢力。
加侖的總計劃把軍事藝術與對政治情況的非常清醒的考慮結合在一起。
當時被認為是廣州政府的主要支柱，與「保定幫」或蔣介石都沒有密切聯系的第四軍應當開往關鍵陣地汀泗橋。
毫不奇怪，在討論計劃時「保定幫」是不那麽高興的，他們曾打算自己首先上鐵路到汀泗橋去，以便取得向武漢進軍的最好方向——在湖泊之間沿著鐵路前進。
為此他們提出讓第四軍向東移，騰出地方給第七軍。當司令部堅持原來意見時，他們表面上同意了，可是在戰役過程中他們仍企圖按自己的一套去做，這一點我們在下邊就將看到。
3、集中打擊吳佩孚、中立孫傳芳是否正確？
從上邊種種事實可以看出，第二期作戰計劃不論是在制定過程中還是在實施過程中，都包含著北伐軍內部的矛盾，即表面上表現為幾部份軍隊之間的矛盾。
但是在當時，統一性遠遠大於矛盾鬥爭，這是因為北伐軍的一個共同目的是打倒軍閥，打倒吳佩孚。不論一些將領懷著何種個人動機，但這些個人動機也都是要在打倒軍閥的前提下實作。
因此，北伐各軍都能統一於第二期北伐作戰計劃之中。那麽，第二期計劃在政治上集中打擊吳佩孚、中立孫傳芳這一策略是否正確呢？
北伐戰爭出師之前就已經確定的集中打擊吳佩孚、中立孫傳芳的政治策略。國民革命軍在出師以前和出師以後的一系列宣言、文告中一再申明，北伐矛頭所向就是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工具吳佩孚。
從北伐出師到長沙第二期作戰計劃期間所發表的這些宣言、文告都貫穿著一個宗旨和目標，即打倒吳佩孚，孤立吳佩孚，爭取全國其他軍人，首先是中立孫傳芳。
北伐軍把目標集中於吳佩孚身上，這不論從根本立足點上還是從策略步驟上都是適宜的。
從政治上看，把目標集中於吳佩孚，其依據有三：
第一，吳佩孚是北洋軍閥的正宗。自從直皖戰爭皖系敗亡後，只剩下吳佩孚成了北洋軍閥的正宗。他自己也以北洋衣缽的真正繼承者而自居，不可一世，高喊武力統一。一時間，「吳大帥」成了北洋軍閥的公認領袖，甚至是精神領袖了。
各省軍閥也都向「吳大帥」靠攏，吳佩孚成了北洋軍閥的核心。
在這種情況下，國民革命軍要打倒北洋軍閥，就必須打倒吳佩孚，哪怕是因條件所限第一個不是先打倒吳佩孚，那麽最終地也要打倒吳佩孚。
吳佩孚不倒北洋軍閥就不會死，馮玉祥的北京政變就是先例。
第二次直奉戰爭的失敗和北京政變，使吳佩孚只帶家眷和隨從逃到湖北。但是許多舊直系將領仍然擁護他，紛紛籲請吳大帥出山領導大家一起反奉，後來又由反奉到反國民軍。
由此看來，要消滅北洋軍閥，必須打倒吳佩孚。人民也痛恨張作霖，但是反對張作霖不等於反對北洋軍閥的全部，張作霖遠遠沒有吳佩孚那般大的號召力。
因此，革命軍把打倒軍閥的具體目標確定為吳佩孚，就定能調動起全中國人民反軍閥反吳佩孚的熱情。這也是北伐軍正確選擇革命目標所產生的巨大物質力量。
第二，吳佩孚越來越反動，成了反對革命勢力的元兇。
正是吳佩孚，扭轉了反奉戰爭的方向，由反奉一變而為聯奉共同討伐國民軍。為此，他親自北上與張作霖會晤，親自督陣攻打南口的國民軍。
當葉唐戰爭發生葉軍敗退長沙後，吳佩孚親自派兵援湘，並揚言待南口戰事結束後他要回師討伐「南赤」，直接威脅著廣州國民政府的安全。吳佩孚又是知名的親英帝國主義的軍閥，多次向英國借款購買軍火；英國政府也一直把他看作可靠的友善力量。
北伐前夕，他又從洋人嘴裏學來「反赤」的口號，並且逐漸把他的反革命戰爭戴上反赤的標記，吳佩孚正在由封建軍閥向帝國主義反赤幫兇轉化著。對於這樣一個反動軍閥的精神領袖，當然應該首先予以打擊。
第三，從力量對比和時機選擇上，首先打擊吳佩孚也是非常合適的。
到北伐出師的時候，中國有三大軍閥，他們是吳佩孚、孫傳芳和張作霖。就當時軍事實力來講，張作霖的奉軍力量最強，孫傳芳次之，吳佩孚最弱。
關於北洋軍閥的軍隊數量，是一個難於確切查清的問題。
奉軍在第二次直奉戰爭前夕的1924年底，計有軍隊：步兵27旅，騎兵4旅及炮兵工兵總計約25萬人。
孫傳芳的東南五省聯軍部隊也有30萬人左右。直到北伐戰爭打到江西，孫傳芳在遺失九江，南昌損失了主力盧香亭、謝鴻勛之後，1927年1月在天津蔡家花園還對張作霖說，他的軍隊「直屬部隊有五萬人，五省聯軍共有二十幾萬人」。
張作霖接著告訴孫傳芳，「我們東三省的部隊有八十多萬人，連同直魯聯軍不下百萬人。」
吳佩孚的軍隊，在第二次直奉戰爭時期，據奉系情報人員所查知者「至少在30萬至35萬人之譜，而他們的聯合軍，即齊燮元、孫傳芳的兩部份軍隊及其陜甘一帶之增援軍還不計算在內。」
但是，第二次直奉戰爭直系戰敗，其主力在山海關戰場上幾乎全部被奉軍擊潰和俘虜。直系主力僅在山海關一帶放下武器者大約就有6個師及5個混成旅。
其中被張作霖下令所殺的俘虜就有幾萬人。吳佩孚只帶了兩千多人逃到天津後又逃到河南、武漢。
此後，吳佩孚所賴以支撐的，已經不是自己的部隊，而是當年歸其統轄的所部，如蕭耀南、寇英傑、葉開鑫等人。
很多省份的部隊，表面上擁吳，實際上根本不聽指揮甚至暗地裏他投，如陜西的劉鎮華等。至於田維勤、魏益三等更是今天屬吳，明天就投靠國民軍，後天又會發生新的投靠。
所以，很難計算此時吳佩孚的忠實力量的數位。但是，有一點是確定的，即北伐前夕吳佩孚的軍事力量遠不及張作森和孫傳芳軍事力量強大和穩固，當時吳佩孚所能支配的軍隊僅20萬人。
所以，北伐戰爭最先所向的目標是一個軍事力量最弱，但是戰敗他又會發生最大影響的吳佩孚。
尤其是在捕捉時機上，不失時機地緊緊抓住吳佩孚主力陷在南口的這一難逢的戰機。如果是先攻擊孫傳芳，情況就大不一樣，孫傳芳會傾五省兵力抵抗，同時拖長時間待吳佩孚解南口之圍後會增兵相援，而且葉開鑫也絕不會停止對唐生智的進攻。
這樣就形成以七八萬人對三四十萬軍隊的被動局面。警戒江西，就使孫傳芳的30萬大軍很難插手，吳佩孚的主力又在南口，北伐軍在前線所遇到的敵軍不過就是葉開鑫的3萬多軍隊和吳佩孚派來的2萬援軍，這樣在兵力上則勢均力敵或我稍占優勢。
4、加倫方案的妙處
這一點，加侖將軍的考慮是仔細而深人的。早在1925年6月，他對敵方兵力有過這樣的估計：
對趙恒惕和方本仁現有兵力的確切情況，我一無所知，但我以為我的估計是大致不差的。
當初，方本仁同原督軍爭奪本省權力的時候，其兵力不過才15000人。估計現在兵力已增加一倍。但方本仁收編督軍殘余部隊之後，方軍就未必個個都效忠於他了。我們出師北上，他至多能拿出20000~25000人的兵力對付粵軍，而以其兵力守衛湘北地區…
趙恒惕現有兵力不下50000人，能夠以35000至40000人的兵力阻擊粵軍。兩省能夠用來對付粵軍的兵力共有55000~65000人。
吳佩孚和包括蕭耀南在內的親吳勢力必定出來支持湘、贛軍隊，但他們在長江東北受張作霖部牽制，在北方又被國民軍拖住，所以拿不出多少兵力，估計至多不超過20000~25000人。
這樣算來，敵軍兵力可達75000人，極而言之，達到85000~90000人。
但這種兵力優勢僅是表面現象。親吳派的援兵也可能遲到，也可能根本不來。
一切取決於張作霖的態度。
其次國民軍的態度如何，也將直接影響親吳派軍隊的舉動。我們知道，在中國，即使是一個軍閥指揮的軍隊，也往往因內部不和而不能步調一致，更何況方本仁和趙恒惕了。因此，要方、趙二人的軍隊相互步調一致就難上加難了。
可見，敵人雖然在數量上居優勢，但不利因素很多。可以設想，一經真正交火，敵軍在關鍵地區的兵力就毫無優勢可言，其兵力要麽與國民黨軍隊旗鼓相當，要麽還不及國民黨軍隊。
加侖在1925年9月又講到北伐所需部隊人數時寫道：
「關於北伐作戰部隊的人數問題，只要政局於我們有利，至多有45000~50000人就夠了。」
從加侖的上述兩份軍事規劃書中可以得到如下幾點印象：
第一，直到北伐戰爭發動的前半年多，北伐軍的總軍事顧問和實際戰事的指揮者加侖將軍，對敵方的兵力還缺乏確切的了解。看起來並不「知彼知己」。
但是第二，加侖不認為數位是個本質問題。他認為中國軍閥內部的矛盾和拆台，抵消了他們相當大的力量，同時政治狀況的有利也可以把敵軍事力量牽制去很多，剩下的，某一軍閥部隊是2萬還是3萬，確實也就是個量的問題了。
當然，對量的問題也必須仔細計算。
於是第三，加侖計算的結果，北伐戰爭一開始，雙方兵力不相上下，再考慮到革命軍的素質，有必勝的把握。
當國民革命軍在湘省取得勝利並部署第二期作戰計劃時，吳佩孚在北方正忙於同張作霖爭奪中央政權和進攻國民軍。
吳佩孚在漢口高談闊論的時候，前線汀泗橋一線國民革命軍已經同吳軍宋大霈、董政國等部接戰了。吳佩孚回來太晚了。
吳佩孚也不是不想回來，但同張作霖爭奪政權和消滅國民軍在他看來是大事，他沒有估計到南方戰局會如此急轉直下。
吳佩孚一生中僅有的兩次轉折性的失敗都吃虧在他的輕敵，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如此，在對待北伐軍時也是如此。
從吳佩孚的狀況也可以看出北伐軍孤立和集中打擊驕敵吳佩孚策略的正確。看起來眾星拱月不可一世的吳佩孚，其實是當時三大軍閥中最脆弱的。
國民革命軍從出師就把攻擊的目標首先選擇為吳佩孚，是十分正確的。
5、蔣介石孤立孫傳芳的舉措
長沙會議前後國民革命軍一直在加緊做爭取孫傳芳中立的工作，在這方面也取得了明顯的成功。
具體活動有以下幾項。
1926年5月27日，即還在北伐先遣出師之前，孫傳芳就派陳其采到廣州與蔣介石洽談。洽談後返回上海。
陳其采對記者說：
「孫總司令前以蔣介石處置中山艦事件極為欽佩，因派鄙人赴粵與蔣接洽。蔣氏對孫氏表示亦極好。」
又說：「孫氏曾有電致粵、認湘戰事為湘省內部問題，絕對恪守中立。」
為了在北伐之初就能中立孫傳芳，國民政府和國民革命軍采取了積極步驟，於1926年6月即派張群赴南京去做爭取孫傳芳的工作。
切列潘諾夫在回憶錄中寫道：
蔣介石於1926年派了一位將軍去南京，以便與孫傳芳達成協定，要他保守中立。在談判過程中探明，只有在不觸犯孫傳芳本人利益的情況下，才能指望他不進行幹預。
6月28日孫傳芳給蔣介石寫了一信，7月11日蔣收到，第二天蔣介石即復信。
北伐軍的策略在蔣介石的這封信中表達得非常全面，既曉之以理，又引之以利（五省總司令）還警告其無一幸存之前途。
7月9日誓師，7月12日即再次抓緊爭取孫傳芳的工作。
由於孫傳芳於北伐初期所采取的坐山觀虎鬥的策略，亦由於國民革命軍在北伐之初所采取的中立孫傳芳的策略，二者相合，於是出現了北伐之初孫傳芳能保持中立的局面，沒有從江西出兵截擊北伐軍。
這樣北伐軍才能集中力量攻擊吳佩孚。
政治策略的得當，是北伐軍在軍事上取得勝利的主要條件。
如果不能實作中立孫傳芳，就不可能孤立吳佩孚，北伐戰爭初期就不可能取得如此迅速的勝利。
這個有利形勢的出現，既是軍閥內部份裂對抗的必然表現，也包含著吳佩孚分兵於南口及同張作霖在北方爭奪政權的偶然性。歷史的發展正是這種必然性和偶然性綜合作用的結果。
一場正義戰爭，如果不能捕捉住這個瞬息即逝的偶然機會，也是不能勝利或者推遲勝利的。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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