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懼怕衰老，衰老意味著死亡。通常比死亡更早一步到達的是遺忘。
忘記這一生經歷過的瑣碎事，也會一次又一次記起那些對個人來講至關重要的事。
大家有沒有註意過自家老人經常念叨什麽？還是認為這不過是老人的糊塗話，不用放在心上。
不過，姚一群比大部份人細心，暗中記住了父親常說的數位和名字。
在一個偶然機會下，他從別人嘴裏聽到這些數位和名字，立即上報給中央。
他沒想到，由此揭開了父親的真實身份。
為中國共產黨傳遞情報
自1934年下半年開始，在國民黨中央陸測量總局制圖科第五股工作的姚子健，每周六都要打扮一番，乘坐從南京到上海的火車，到上海玩一趟。
他總是提著一個皮箱子，裏面裝著衣服和書籍，身穿國軍的服裝，在周六晚上出發。
雖說那時候國民黨在火車站等地方派軍警盤查來來往往的行人，防止中國共產黨的地下成員想辦法傳遞情報，趁此機會抓捕共產黨員。
但他們一看姚子健的穿著打扮，知道他是「自己人」，便不會對他進行盤查。
通常，周末早上他就抵達上海，然後在上海「晃一圈」後又乘坐火車回南京，周一到單位工作。
這種現象，一直持續到1937年「七七事變」前夕。
表面上看，姚子健似乎只是利用周末時間，到上海這座繁華的大都市玩樂。畢竟他每個月的薪資可有28塊大洋，生活條件很不錯。
3年時間裏，國民黨從未懷疑過他到上海究竟是在幹什麽。
其實，姚子健不是到上海花天酒地，而是向中國共產黨傳遞情報，他是中國共產黨潛伏在國民黨內部的一名紅色特工。
他提的箱子最裏層，藏著國民黨的軍事地圖。
他知道國民黨軍警不會懷疑自己的身份，對其會放松警惕，便借此機會傳遞重要情報。
這些地圖，跟國民黨的軍事地圖密切相關。
為了獲取情報，能接收、保管絕密級地圖，姚子健特意從負責印刷的部門調到了第五股，理由是自己眼睛不好。
一旦有人來取地圖，同時會告知他們是哪支部隊的，他在一旁暗暗記下，尋找機會拿走相同的地圖。
國民黨內部腐敗，根本不會發現地圖「遺失了」。再加上他行事謹慎，一直沒有被發現。
而他之所以會加入中國共產黨，跟一個人有關。
1933年8月，姚子健剛到國民黨中央陸地測量總局印刷地圖部門工作不久，便知道了一個重要訊息——同鄉兼好友舒日信在上海，而且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負責情報工作。
姚子健立即找到舒日信，表示想要加入中國共產黨，這也是他一直以來的夢想。
「九一八事變」時，他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非常不滿，想著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3年初，報紙上說國民黨一測量學校在免費招學生，他看了後決定報考該學校，為加入中國共產黨打基礎。
選班時，他清楚的認識到宣傳工作在革命中占有重要位置，而它離不開印刷，所以選擇了制圖班的印刷專業。
現在有機會實作夢想，他當然不會錯過。
當時，國民黨大力打擊中國共產黨，姚子健不顧危險願意追隨中國共產黨，舒日信非常感動，將他介紹給了相關負責人。
1934年春天，他成功入黨，根據組織的指示潛伏在敵人內部。
多年來不知身份
姚子健為中國共產黨傳遞情報多年，可一直不知道曾為中央特科工作。年紀大了，他記憶不好，嘴裏時常說一些家人聽不懂的數位、名字，沒想到因此解開了身份謎團。
中央特科是中國共產黨成立的第一個情報機構，由周總理親自領導，負責搜集情報、打擊敵人等工作。
誰知1931年中央特科負責人之一的顧順章叛變，供出了很多地下黨員的身份。
若不是中國共產黨潛伏在國民黨的錢壯飛等同誌冒險傳出情報，同誌們及時撤離，中國共產黨的損失難以估量，革命也會遭受巨大打擊。
鑒於此，中央特科的各級同誌相互聯系時，都不知道對方的真實姓名，只知道他們的代號。
傳遞情報時，他們也不會有過多交流。從而避免有人不幸被捕，經不住敵人的威逼利誘叛變，供出其他同誌。
像姚子健這種打入敵人內部的紅色特工，都是單線聯系，知道的對方資訊就更少了。
從1934年到1937年，同他在上海接頭的是舒日信及其妻子沈伊娜。
他知道自己是在為中國共產黨工作，不知道具體歸屬於哪個結構，也從不多問。
「七七事變」後，舒日信夫婦撤離，他想脫離國民黨，回到抗日前線，便向上級遞交了相關申請。
1938年4月，姚子健根據組織的安排，到香港情報站工作。
4個月後，他又拿著上級「小開」寫的介紹信，前往延安，進入抗大等地方學習。
之後，組織需要姚子健去哪裏，他就去哪裏。
他始終不知道自己曾是中央特科的一員，更不知道「小開」是潘漢年。
建國後，姚子健曾擔任電子工業部雷達局十院紀委書記等職務，堅持投身祖國建設。
年輕時，他從不對家人提起自己的過去，向他們講述曾在隱蔽戰線奮戰過。
隨著年紀不斷增長，他的記憶力越來越差，腦子也不再那麽清醒。
兒子姚一群時不時能從他口中聽到一些奇怪的數位、名字，包括「舒日信、沈伊娜」等等。
他念叨得多了，姚一群記下了這些資訊。
父子倆不會想到，這成了解開他身份謎題的關鍵。
因一場演講確認身份
由於隱蔽戰線工作的保密性，姚一群多年來不知自己父親是中央特科成員。
直到2001年因一場演講，他才被確認身份。
2001年的一天，姚一群參加單位組織的座談會。
演講人是中國著名的紅色特工沈安娜，曾以速記員的身份先後在國民黨浙江省政府和國民黨中央黨部任職。
從1935年到1949年建國，她在潛伏了十四年。期間，她數次參與到蔣介石、白崇禧召開的重要會議中。
她和丈夫冒著極大的危險，將搜集的情報透過各種渠道傳回中國共產黨。
革命勝利多年，沈安娜終於有機會將紅色特工的傳奇經歷講給年輕一代聽，讓他們知道革命的不容易。
這樣一位在隱蔽戰線作戰多年的特工的演講，姚一群聽得十分認真。
當沈安娜給大家講述多年前如何工作，上下級同誌間如何溝通傳遞情報時，姚一群不禁倒吸了一口涼氣。
因為他聽到了熟悉的數位以及「沈伊娜」等人的名字，頓時覺得父親過去的經歷不簡單。
原本他以為父親在雷達部門工作，這些數位是科學方面的重要數據，人名或許是父親單位的同事，沒想到這竟然是紅色特工們傳遞情報的重要代號。
姚一群非常激動，在座談會結束後，特意找到沈安娜革命老前輩，同她說起父親常說的那些數位，也說起了沈伊娜等人。
沈安娜表示沈伊娜是自己的姐姐，舒日信是姐夫。
兩人都非常重視此事，決定要弄清楚姚子健的具體身份。
姚一群向單位匯報了父親常常念叨的數位、人名跟隱蔽戰線工作有關，引起了中央部委的註意，當即對姚子健的身份、經歷展開調查。
最終，有關部門確定姚子健是中央特科的一名特工。
當沈安娜滿懷著激動找到姚子健，他終於知曉了真相——自己是中央特科的一員。
兩人都在最美好的青春年華，抱著為國家、為黨隨時犧牲的信念而戰鬥。
在那個艱難的歲月，他們想方設法透過各種方式將情報傳送出來。
年輕時他們從未謀面，不料暮年有緣相見，不勝感慨唏噓。
雖說姚子健當年不知道在什麽部門工作，可他又最清楚自己在做什麽。
他是為了黨，為了人民，為了國家和平，為了戰爭的勝利獨自在黑暗中戰鬥。
姚子健與沈安娜沒見面前，找不到人訴說過去的一切，也沒人能解決他的一些疑問。
他並不是孤獨的，知道有許多緣慳一面的戰友。
盡管他們不知道彼此的姓名、甚至長相，可能只知道一個簡單的代號，可都有同樣高尚的心靈。
他們有共同的身份——地下工作者，以及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目標。
這一點，就是到了垂垂老矣昏昏沈沈之際，姚子健也沒忘卻。他始終惦記著那些情報的送達，惦記著戰友。
沈安娜亦如是。
2010年，這位中國共產黨最傑出的秘密情報員之一的同誌已經九十五歲高齡。
她幾乎忘卻了身邊的人和事，在彌留之際說的話依然和當年的潛伏工作有關。
她從沒忘記自己的職責，十四年的危險潛伏在其生命裏烙印下重重的痕跡。
2018年1月12日，姚子健這位「最後的紅色特工」在北京逝世，享年103歲。
他代替戰友們看到了如今的中國如何強大、不受壓迫與欺負，群眾生活如何幸福、安定，想必老人離開時是欣慰的。
而中國之所以能夠在群狼環伺的世界挺直腰板，靠的就是這些革命先輩們默默的付出。
我們要銘記、感謝他們，先輩們的英勇事跡將永遠流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