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華國鋒按照毛澤東生前安排，增選一位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在1980年的四屆人大三次會議上，華國鋒宣布了一項重要的安排，增設了一名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職位，這一調整在毛澤東逝世後才被公之於眾。然而，這份決定之所以被拖延公布，是因為曾經遭到周恩來的擱置。
在新中國初建之際，1949年北平胡平解放後，國家面臨著百廢待興的局面，周恩來身負重任，不僅忙於處理日常事務，還肩負著組建第一屆政府的任務。
這一過程通常按部就班進行：周恩來首先提名主要候選人，然後經過書記處會議表決，獲得透過後再向社會公布。
周恩來一向以細致和周全著稱，在對待問題時也十分慎重。因此，當這項重要任務落到他身上時，他處理得非常謹慎。
例如，對於傅作義將軍，盡管他已經被安排擔任國防委員會委員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但周恩來深思熟慮後認為，傅作義作出了重要貢獻，不僅接受了和平改編，還保護了北京這座文化古都，功勞非淺。因此，周恩來提議任命傅作義為首任國家水利部部長。對於從美國平安歸來的馮玉祥夫人李德全，周恩來也給予了最佳安排，提議讓她出任衛生部部長。
然而，盡管周恩來面面俱到，讓人難以挑剔，卻唯獨沒有給鄧穎超安排相應職務。對於這一安排，也有人好奇地詢問，想要知道具體原因。國民黨的「和平將軍」張治中就向周恩來提出了這個問題：「周公啊，大家都稱贊您是‘周’（周到）總理。但您或許有所忽略，即鄧穎超同誌也應得到一個部長職位才能令人心滿意足。」
周恩來沒有急著打斷對方，靜靜地聽完了張治中的話，然後微笑著回答道：「文白先生，這是我們共產黨內部的事情，您不必過多操心。」
當周恩來在政治上能輕易使張治中無言以對，但卻束手無策於安排黨內同誌時，其決斷和政策卻未必能輕松地讓每個人心服口服。
鄧穎超的才幹備受人稱道，大家普遍認為她應該有更高的發展空間。
雖然張治中未能提供理由，但其他人會嘗試弄清真正的原因。
江鮮雲是黃埔一期生彭幹臣的妻子，彭幹臣在南昌起義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保衛起義指揮部的安全，與周恩來有密切聯系。
江鮮雲和周恩來夫婦關系密切，當她察覺周恩來一直未提拔鄧穎超時，感到有些不滿。鄧穎超作為老革命，有著豐富的經歷和能力，無論是資歷還是聲望都足以擔任部長職位。
為了了解原因，江鮮雲直接找到周恩來：「總理啊，我們提倡男女平等，應該給鄧穎超大姐一個部長職位才對啊！」
周恩來聽後並未驚訝，認真分析道：雖然江鮮雲說得有道理，但他必須考慮安排可能帶來的後果。若鄧穎超成為部長，她所發出的指令將被視為周恩來的意見，這會令事情變得棘手。最終，周恩來堅決地告訴她：「只要我在位，你小超大姐就不能進政府工作！」
周恩來言出必行，自1949年出任國家總理至1976年去世，鄧穎超的職位始終未有改變，一直停留在全國婦聯副主席這個副部級職位上。
「小超啊，六級薪資已足夠。」
當新中國剛剛建立時，行政幹部的薪酬定級依據兩個主要條件：職務越高者薪酬愈豐厚，同時，參與革命時間越長者薪酬也愈高。這兩項因素可以相輔相成。
周恩來夫婦作為黨和國家的高級領導人，他們的薪酬直接由中央審批決定。
當時有人提議黨和國家的正職應當領取國家行政一級的薪酬，對此毛澤東首先發表了看法：「我認為我們都拿行政二級吧，把一級薪酬留給那些為革命犧牲的烈士們。」因此，此後正、副國家級領導人都領取行政二級薪酬，唯有宋慶齡副主席得到周恩來特批，領取國家行政一級薪酬。
當時，正部級的薪酬一般定為行政三級。全國婦聯副主席的職級是副部級，因此，按照慣例，他們的薪酬級別應為行政四級。然而，鄧穎超的情況略有特殊，因為她參加革命時間較早，即便定為行政三級也是合乎資格的。然而，周恩來夫婦商議後，最終向中央申請定為行政五級。
周恩來得知鄧穎超已被批準定為行政五級後，並未多言。後來，周恩來的行政秘書何謙匯報了其他人員的薪酬定級情況。
在匯報中，何謙提到了自己被中組部批準定為行政十二級。周恩來突然問他一個問題：「何謙，你知道李銀橋（毛澤東衛士）的薪酬定級是幾級嗎？」在何謙回答之前，周恩來又補充道：「行政十三級。」總理陷入沈思片刻，接著問道：「為什麽你比他高一級呢？」
對於這個問題，何謙心知肚明，因為他是1938年參加革命的，而李銀橋則是1940年，因此他比李銀橋早了兩年。
「這……似乎也不太合適吧。」周恩來對這個回答並不滿意，思索片刻，未作更進一步的評論，只讓何謙帶著相關批文一同前往另一個地方：「走，我們去找大姐一趟。」
一進門，周恩來便放聲說道：「小超啊，你向中央申請的行政五級薪酬中央已經批準了！」
鄧穎超聽後直接笑著回答說：「好啊，這下我們都得靠自己的工作掙薪酬養活自己了。」
當周恩來一針見血地提到：「小超，你最近身體狀況不佳，工作狀態也有點不正常。我覺得，六級的薪資對你已經足夠了。」
這番話剛落，鄧穎超楞在了那裏，明明她之前已經向中央送出了五級薪資的申請，為什麽批準下來後又要再降級呢？
然而，盡管疑惑萬分，鄧穎超並沒有開口詢問原因。她從周恩來的眼神中感覺到了他似乎陷入了某種困境，既然如此，她也就沒有必要再多問了。毫不猶豫地，她回答道：「好的，六級就六級吧。我聽你的。」鄧穎超向來是個果斷的人，說罷便立刻動筆，起草報告，要求將自己的薪資等級由行政五級降為六級。
在回去的路上，周恩來又向何謙征求意見：「何謙啊，我覺得你也應該向中組部送出報告，將你的薪資由行政十二級降為十三級，和李銀橋保持一致，你覺得怎麽樣？」
何謙原本也有些摸不著頭腦，但在聽完周恩來的話後，也明白了其中緣由。於是，他二話不說，立刻回到辦公室，向中組部遞交了報告，很快就獲得了批準。
周恩來和鄧穎超
盡管在工作中鄧穎超曾「承受了不少委屈」，但周恩來也會賦予她特殊的浪漫，兩人是誌同道合、性情相投的戀人。
抗美援朝結束後的某個時刻，周恩來通宵工作至天亮，走出樓門卻發現外面下起了雪。
雪花紛飛，鋪滿了大地，仿佛柔化了整個世界，踩在雪地上發出柔軟的聲音。
「太美了。」工作了一整夜的疲憊仿佛被這雪景一掃而空。
周恩來伸展了下，完全被這景色所吸引：「岷山千裏雪，三軍過後盡開顏。」仿佛回到了過去，感慨萬千。他陷入了片刻的沈思，然後轉身對秘書說：「給大姐打個電話，叫她過來，有事要和她商量。」
鄧穎超迷惑地接到一個早晨的電話，匆匆忙忙趕到新六所，一臉焦急地問著周恩來：「發生了什麽事？」
周恩來穿著他的海軍呢大衣，帶著一絲神秘，邊走邊說：「出去說，我們邊走邊說。」
雪花紛飛中，鄧穎超興奮地笑了出來，她總是對雪景情有獨鐘。
在院子外，周恩來緩慢踱著步，沈默著，兩人並肩走在飄雪的道路上。
鄧穎超忍不住打破了沈默：「到底發生了什麽事啊？」她有點好奇，但也感到心裏溫暖。
周恩來望著天空說：「請你來踏雪。」
鄧穎超松了口氣，有些嗔怪：「哦，我還以為有什麽緊急事。」
周恩來笑了笑，溫柔地掃去她頭上的雪花：「踏雪也是一件特別的事，你喜歡踏雪，可惜這機會不多......」
即使外面寒冷，他們倆的內心卻是溫暖如春。
這對夫婦歷經風雨，卻依舊保持著戀愛般的甜蜜。從那以後，鄧穎超養成了經常去新六所踏雪的習慣，連服務處的李維信都說：「她特別喜歡這裏，尤其是雪景。每次下雪都會提醒我來看雪......所以，每年下雪我都會給她打電話，邀請她一起賞雪。」
周恩來以「重要事情」的方式邀請鄧穎超來踏雪，為妻子帶來了意料之外的驚喜。這就是周恩來特有的浪漫之舉。
在上世紀50年代，周恩來執掌政府經理兼外交部長一職。當時，出國存取的人寥寥無幾，每次出訪都成為一件重要的事情。為了保持紀律，周恩來必須和出訪人員進行談話。
有一次，鄧穎超準備參加國際會議出訪，按例應該和周恩來進行談話。然而，出發的日子臨近，周恩來因工作繁忙，無法抽出時間和她交流。
鄧穎超計劃晚上10點搭乘火車出國，但等到八點多，仍未見周恩來談話。她開始感到著急，決定直接找周恩來：「總理，我有點不明白，其他人出國您都會談話，而我出國卻未能和您交流。」
周恩來正在匆忙處理手表頭檔，聽到聲音後連頭都沒擡，簡單地擺手示意自己正忙，不想受打擾。
鄧穎超更加惱火，氣憤地離開了辦公室，決定獨自準備出發。
晚上九點，鄧穎超已經匆忙趕往北京站，而周恩來卻悠然自得地出現在她面前，毫無焦慮的神情。
「我送你。」周恩來率先走上汽車。
起初，鄧穎超以為他要送她去火車站，本以為會在車上談話，但她氣頭上，並未提起未談話的事。
結果，車上兩人都沈默不語，仿佛生了誤會。
整個路程，他們只是隨意地閑聊家常，直到周恩來下車為鄧穎超送行，也沒有談及工作，仿佛將此事拋諸腦後。
周恩來和鄧穎超在火車上度過了一個意外而愉快的時光。盡管鄧穎超心急如焚，擔心時間已經晚到，周恩來卻故意裝作不知情，逗樂了她。原來，周恩來早就為二人安排好了私人車廂，可以靜靜享受兩小時的相處時光。這對忙碌的夫妻難得有了親密交談的機會，他們在火車上拉開了話匣子，一邊聊著家常瑣事，一邊討論著國際大事。
直到火車抵達天津，周恩來停下處理工作的公務車，而國際列車則繼續前行。他留在天津忙於處理工作事務，展現了他對國家工作的極致專註。
時光流轉，1974年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中，周恩來親自向毛澤東匯報了提議任命鄧穎超為副委員長一職。毛澤東在手令中特別強調了對這一提議的支持和認可，最終確立了鄧穎超的副委員長身份。這一決定也在那個時代留下了重要的政治烙印。
周恩來回京後，毛澤東的各項意見都得到了遵循，但有關鄧穎超副委員長的安排卻被保密了。毛澤東寫好的指示也被收進抽屜，直到周恩來去世後，秘書們整理他的辦公桌時才發現了這份「最高指示」。
1980年的四屆人大三次會議上，華國鋒宣布：「依照毛主席的生前安排，增選鄧穎超同誌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並等待下一次全會予以確認。」
這一決定讓鄧穎超接連擔任了黨和國家的多個重要職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