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飛奪瀘定橋時，劉文輝做出一個正確決定，為14年後留了條後路
2007年，一位日本友人到大渡河的鐵索橋參觀，向陪同的四川省瀘定縣人大常委會主任黃永模問了幾個問題：
瀘定橋上的木板為何沒有被拆完？
川軍為何沒有炸掉瀘定橋？
那麽多川軍，為何沒有守住瀘定橋？
黃永模聽後微微一笑，開始娓娓道來，將答案一一說出，日本友人聽後連連點頭。
那麽，黃永模到底是如何回答的，歷史真相到底是什麽？
1935年5月25日，上萬紅軍來到了大渡河地帶，想要渡過它繼續前進，但他們遇到了一個巨大的難題。
大渡河附近的民船早就被國民黨強迫收走，只找到了幾條小船，如果用小船一次次將紅軍送到對岸的話，粗略估算一下，至少需要一個月。而國民黨軍隊是不會給紅軍這個時間機會的，他們會很快趕到，將紅軍圍堵並消滅。
這樣看來，用小船渡河的方式基本沒戲，是一條死路。
毛主席使勁抽著煙，來回踱步，作出了一個艱難又無奈的決定：分兵渡河。
具體程式是，劉伯承、聶榮臻率兵從安順場渡河，楊成武率第二師第四團主力沿河西岸北進奪取瀘定橋，然後中央縱隊和紅軍主力從瀘定橋過河到對岸。
能否順利地奪取瀘定橋，關乎著紅軍的生死。
毛主席緊緊地握住楊成武的手，神情凝重地說：兩萬多紅軍的命運，就交給你們這些勇士了！
瀘定橋又稱為鐵索橋，該橋始建於清康熙年間，由於水流湍急和條件限制，它不是石橋，而是一座鐵索橋。
橋的全長是103公尺，寬是3公尺，主體是13根鐵鏈。鐵鏈是固定在兩岸的橋台落井裏，其中9根作底鏈，其余的4根分於兩側，作的扶手。
為了橋面穩定，鐵索上面鋪滿了木板。在當時的情況下，上萬紅軍只有從橋上經過，才能擺脫追兵。不然的話，紅軍很可能全軍覆沒，重蹈石達開的覆轍。
1863年5月，太平軍將領石達開率領數萬太平軍將士到達大渡河，因為河水暴漲，渡船無法行駛，滯留在岸邊。三日後，清兵趕到，展開了一場血戰，太平軍血流成河，全軍覆沒。
因此，當蔣介石聽說紅軍到了大渡橋的時候，高興得差點跳起來。隨即給四川軍閥劉文輝下令：「炸掉鐵索橋，我要讓朱毛紅軍變成石達開第二！」
當時的瀘定橋，就在川軍控制之下，劉文輝只要一動嘴，鐵索橋就會灰飛煙滅，等待紅軍的，將很可能是一場大劫難。
從一定意義上講，紅軍的未來命運如何，除了自身的勇猛，還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劉文輝。
蔣介石下令之後，心裏也直打鼓，他知道劉文輝不是省油的燈，對自己的命令能否執行，還要打個大大的問號。
從袁世凱死去之後，沒有一個強人能控制全國局勢，國家長期處於亂世之中。亂世英雄起四方，有槍就是草頭王；各省都在軍閥控制之下，他們把本省當成自己的獨立王國。
東北有張作霖父子，山西有閻錫山，四川有劉文輝叔侄子，廣西有李宗仁、白崇禧，廣東有陳濟棠，湖南有唐生智……
雖然在1928年張學良東北易職之後，中國完成了形式上的統一，但是各省軍閥跟蔣介石面和心不合，大家同床異夢，各懷鬼胎。
蔣介石處心積慮想要消滅各省軍閥，各省軍閥舍不得丟掉政權，想方設法跟國民政府作對。大家明爭暗鬥，不擇手段，只不過沒有捅破那層窗戶紙而已。
因此蔣介石才吃不準劉文輝到底會不會執行自己的命令。
接到蔣介石的命令，劉文輝陷入深思。
首先，劉文輝確實不是省油的燈，他在幺叔劉湘扶持下，漸漸成為氣候，不到30歲就當了師長。
在二十年代，四川軍閥山頭林立，不像山西和東北那樣是一家獨大。四川小有名氣的軍閥，就有熊克武、楊森、劉成勛、鄧錫侯、袁祖銘、陳鳴謙、陳獻周、李家鈺、何金鰲、羅澤洲等十幾個。
能在這些軍閥中合縱連橫，利用他們，挑撥他們爭鬥，去壯大自己的力量，需要超人的智慧。
經過激烈鬥爭，劉文輝在33歲那年和自己的幺叔劉湘打敗了各路軍閥，擔任了四川省主席，控制了四川軍政大權。
可是好景不長，不久後叔侄翻臉，劉湘投靠蔣介石，劉文輝把汪精衛、馮玉祥當成自己的靠山。為了爭奪四川統治權，叔侄大打出手。
爭鬥的結果是劉文輝失敗，不得不向幺叔劉湘認輸。
1933年，國民黨24軍軍長兼川康邊防總指揮劉文輝因率殘余部隊退到川南雅屬（西昌、雅安、康定）地區。
劉湘是主動提出的"擁蔣統川"口號，跟蔣介石的關系也最鐵，劉湘是被迫成為蔣介石手下將領的，無形中就被老蔣放到了次要位置上，跟老蔣離心離德。
蔣介石和劉湘都對劉文輝保持著足夠警惕，軍費上克扣，武器裝備也不想給他，生怕他做大做強了。
劉湘
事實上，劉文輝也不甘心失敗，想卷土重來，他趁著蔣介石的參謀團入川之際加緊活動，索要兵力、番號和裝備，最終保留了陸軍3個師、川康邊防軍兩個師的編制，打算東山再起。
但理想豐滿，現實骨感，雅、康兩地地瘠民貧、物產單一、供應困難，根本沒有什麽油水可撈，軍隊的發展是一句空話。
就在這時候，一個重要的訊息傳來，1935年1月遵義會議後，中共中央決定北上抗日。
劉文輝得知此訊息後有喜有憂，憂的是紅軍北上很可能經過川康地區，自己首當其沖，如自己不抵抗的話，蔣介石肯定不會放過自己。
如果抵抗，自己連劉湘都打不過，打紅軍更是以卵擊石，死得更快。
喜的是，自己也許能利用紅軍和蔣介石的矛盾，發展壯大自己的力量。正因為有了紅軍，蔣介石才會向四川、貴州等地的軍閥撥款，給錢給槍。也正因為有了紅軍，蔣介石就沒有心思去對付雜牌軍，包括劉文輝。
換言之，如果紅軍不存在了，蔣介石就該收拾劉文輝為代表的這些地方雜牌軍了。
從軍閥的角度講，紅軍的存在符合他們的最大利益，有了紅軍他們可以得到中央的軍費，打個不恰當的比喻，這在清朝時叫「擁寇自肥」。吳三桂剿匪的時候，就是殺一批留一批，甚至放一批，這樣他們可以向朝廷要軍餉。
紅軍當然不是匪寇，他們是為天下百姓的，是正義之師。不管怎麽說，劉文輝非常狡猾，知道唇亡齒寒和鳥盡弓藏的道理，不打算執行蔣介石「炸毀瀘定橋」的命令。
再說了，瀘定橋是川藏地區的文化經濟交流的橋梁，炸掉之後劉文輝的日子更難過，老百姓南來北往都會受阻，光是老百姓的口水就能把他淹死。
不過經濟因素是次要的，如果能消滅紅軍，消除了心腹之患，蔣介石還是舍得出錢去修建橋梁的。
劉文輝也明白自己不能跟蔣介石對著幹，不能完全抗拒蔣介石命令，他耍了個滑頭，想了搪塞蔣介石的辦法，對蔣介石說：「橋炸了太可惜，其實阻擋紅軍，不必非炸瀘定橋，把鐵索橋上的木板撤掉也能達到目的。」
劉文輝說得不錯，沒了木板，渡河就是走鋼絲、蕩秋千。紅軍不是雜技演員，在鐵索上搖搖晃晃地根本過不去。
蔣介石一聽覺得有道理，就同意了劉文輝的建議。
劉文輝打算糊弄蔣介石，但表面文章要做足，不能讓對方看出破綻來。
為了守護瀘定橋，劉文輝先是派了兩個團，後來又調了兩個旅。對於劉文輝和蔣介石的暗鬥，紅軍高層是不知情的，他們只知道在當時的情況下，紅軍別無選擇，必須奪取瀘定橋。
28日早上，紅四團團長王開湘、政委楊成武接到上級命令：「29日早晨，務必奪下瀘定橋!」
楊成武
這時候，他們已經連續打了三場仗，兩天沒合眼。接到命令之後，4團第2連的戰士沒有猶豫，他們邁開飛毛腿，開始生死時速，經過120多公裏的急行軍，他們終於在指定時間到了瀘定橋。
此時的戰士們又累又餓，人困馬乏。河對岸的敵軍為了阻止紅軍前進，更是在橋的那端放起了大火，橋東頭立刻變成了一片火海……
後來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以第2連連長廖大珠、指導員王海雲為首的23位勇士，冒著敵人的彈雨飛奪瀘定橋，紅軍的主力得以順利渡過了天險大渡河，浩浩蕩蕩地向北開進。
蔣介石得知紅軍過了大渡河，氣得直罵劉文輝：「草包、飯桶、娘希匹！」
問題來了，在上千名敵人激烈的火力掃射下，23位勇士是如何透過晃晃悠悠、間隔很寬的鐵索，到了河對岸的？
一說是在火力掩護下，23名紅軍戰士冒著敵人的炮火，奮不顧身爬過去，一邊沖鋒一邊鋪設木板。
也有人說，劉文輝下令川軍只拆了一半的木板，其余的還在上面。
權威資料上說，川軍拆了80公尺，還留了二三十米木板沒拆。這樣的話，橋面就相對穩定很多，為勇士們飛奪瀘定橋創造了條件。
木板為何沒拆？是士兵們玩忽職守，還是劉文輝故意放水？
多年以後，劉文輝的長子劉元彥做出了這樣的申述：
「瀘定橋川軍如果不‘放水’，紅軍很難沖過去，因為鐵索橋很窄，紅軍兵力無法展開。而且橋還很長，火力之下幾乎無法透過。」
「父親劉文輝之所以要這樣做，主要是擔心蔣介石派嫡系部隊借追剿紅軍名義進入父親的地盤，讓自己成為光桿司令，最後被老蔣除掉。」
後來的事實證明，劉文輝的擔心並非杞人憂天。
1938年西康建省，蔣介石下令設立了軍事委員會，和劉文輝分庭抗禮，主要是用來監視川、康、滇三省。
氣量狹窄的蔣介石始終沒有忘記劉文輝跟汪精衛和馮玉祥曾經是盟友。因此，蔣介石處心積慮要消滅劉文輝。
1942年，劉文輝接到重慶一道絕密命令。內容是對藏用兵，先取昌都，然後攻占拉薩，由劉文輝負責指揮作戰。
老謀深算的劉文輝敏銳地感覺到，蔣介石是在借刀殺人。
劉文輝與幕僚們研究之後，決定將計就計，借機向蔣介石獅子大張口，索要軍費和武器彈藥，擴充實力，壯大自己。
劉湘明白，發展壯大才是硬道理，兵強馬壯了就不怕蔣介石耍花招。
因為時局的變化，蔣介石攻打西藏的計劃胎死腹中，劉文輝擴充實力的目的卻因此而達到了。
抗戰爆發後，劉湘出征身亡，蔣介石趁機讓張群主政四川，這讓本來就對蔣介石有二心的劉文輝更加失望。劉文輝曾經聯合軍閥鄧錫侯等抵制張群主川，但胳膊擰不過大腿，慘遭失敗。這時候的劉文輝岌岌可危，隨時都可能被蔣介石跟吃掉。
危急時刻，他想到了共產黨。
他認為，國內可與蔣介石抗衡的政治、軍事力量，只有中國共產黨和其領導的軍隊。因此，劉文輝決定親共，以保全自己。
抗戰全面爆發後，劉文輝透過自己的兒女親家張叔明、民盟中央委員張誌和等與中共南方局開始關系。
從此，劉文輝一發不可收，開始與中共要員進吳玉章、董必武、林伯渠、陳紹禹(王明)在武漢、成都，重慶等地頻繁秘密接觸，對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有了更深的了解。
在這期間，周恩來也曾透過中間人勸說劉文輝：「要以國家民族為重，依靠群眾，團結一致，把抗戰進行到底，這是中華民族唯一的道路，川康地方實力派也應當走這條路。」
如此一來，劉文輝對共產黨更加敬佩。
1942年2月的一個深夜，劉文輝在重慶機房街吳晉航寓所秘密會見了久仰的偉人周恩來。二人一見如故，越談話越多，一直談到黎明。
沒有等周恩來開口，劉文輝主動提出：「恩來先生，我們見一次面太難了，我想和貴黨透過電台保持經常性接觸。」
周恩來欣慰地說：「那太好了！」
這標誌著，劉文輝已經跟蔣介石決裂，起義只是時間問題了。換言之，劉文輝已經決心起義，只是在等待最佳時機。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國民黨軍敗退台灣，在大陸的統治宣告結束。這時候只剩下了西南一隅，還在解放軍的進攻下垂死掙紮。
此時不起義，還等何時？
12日9日，劉文輝以西康省主席兼第二十四軍軍長名義和鄧錫侯、潘文華聯名在彭縣宣布起義，解放軍兵不血刃地占領西康。
從劉文輝後來的行為判斷，在紅軍飛奪瀘定橋的時候，駐守的川軍很可能已經接到劉文輝的密令，適時放水。
即使川軍不放水，具有鋼鐵意誌的紅軍渡過瀘定橋的事實也毫無懸念，只不過很可能有更大的傷亡罷了。
如今再看，正是因為劉文輝的正確決定，為自己日後跟中國共產黨合作留了條後路。
作為大地主劉文彩的弟弟，劉文輝深明大義，在建國後出動將自己的財產分散出去，把擁有的土地分給了鄉親們，表現出了極大的勇氣，因此受到了周總理的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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