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華文頭條 > 歷史

日本人表面上的高素質,到底是怎麽來的?

2024-01-29歷史

隨著訪日遊客和赴日學習工作的中國人逐年增加,網上出現了大量訪日觀感的文章。其中包括一些學者和官人,他們被日本表面上的誠實、禮貌,敬業、不給別人添麻煩等表象所迷惑,極力贊美日本人的自律性,文明和井井有條的社會秩序。

特別是有一年日本北海道地震後,災民排隊領取食物的視訊更讓國人感慨萬分,讓精日一族更是對日本人的自律佩服的五體投地。 他們把這些和日本國民素質混為一談,誤導年輕人對日本頂禮膜拜,這也是膚淺幼稚的精日一族不斷增加的原因之一。

俗話說「事出反常必有妖」,一個東洋野蠻島國明治維新前文明遠落後於中國,明治維新後快速富國強兵,又馬上加入了西方海盜的行列,從來沒有過先進文明。所以日本社會這種表面上的自律文明和有序的背後,其實是來自於日本近千年獨自前進演化出來的,看不見的集團全體成員對個別成員的「孤立懲罰野蠻文化」在結果。

具體來說就是日本社會千百年來形成的,對破壞集體(村落)規矩,不能和集體步調一致的人群起而攻之,且毫不留情的給與孤立和殘酷懲罰的野蠻文化。 而且日本社會的這種殘酷懲罰的野蠻文化,遠超我們的想象力,比如明清時期即使在中國的鄉村,偷竊行為也不會被村人活埋,但那個時代日本的村落都有這種殘忍的懲罰規矩。

前些年日本有部電影叫【楢山節考】,這裏的「節」指的就是村規,儀式,約定俗成的習慣。「考」就是考證。這部電影裏提到的幾個村規有「必須把到達年齡的老人背進山裏扔掉,還有對於盜竊都是處與一家活埋的死刑,以及每戶人家只有大兒子可以娶妻生子,老二以下只能幹活,不許結婚等等。

特別是在江戶時代日本農村盛行的,對違反村規者實施的各種殘酷懲罰文化,使日本人養成了與生俱來的對集團,對集團主宰者,甚至對前輩的畏懼和絕對順從心裏。這種心裏迫使日本人必須時刻保持與集體同調,絕不與集團利益背道而馳。久而久之使得日本人練就了「與集體全體人員在意識,言行上的高度統一」的生存之道。直到今天日本人常常掛在嘴邊的那句話還是「同調壓力」,也就是對不能與集體同調而遭到孤立懲罰的擔心和恐懼。

江戶時代的村規曾被細化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對違反規定的人,也制定了完善的集體孤立懲罰機制,最典型就是「村八分「孤立懲罰文化。簡單地說就是對違規或者不能高度順從集體的家庭,就會遭到孤立懲罰。具體的孤立辦法就是對於這個家庭除了失火與死人,村民會幫助救火和處理死屍以外,其他一概不管。

比如看見你上吊自殺也不會管你,等你死了幫助收屍。比如有一群女人看著一位被孤立中的孕婦生孩子沒人幫忙,女人撕心裂肺地叫喊也沒人理,最後難產母子雙亡。這是一部小說裏描述的村八分孤立懲罰的場景。

在當時沒有遷徒自由的環境下,一旦被集體」村八分「的話,按日本人的說法就等於活不了了。想象一下上面說的必須把到達年齡的老人背進山裏扔掉這個規矩,如果自己舍不得把自己雖然到了年紀但身體健康的母親扔到山上餵狼那也是很正常的親情,但幾乎沒人敢違背這個村規,所以可以說」村八分「孤立懲罰文化相當殘酷,使得村民不敢違規。幾百年下來,出於對這些懲罰機制的恐懼,導致了日本人養成了遠高於世界其民族,對集體規則和秩序的高度自律性,而這種自律性並不是我們所想象的因文明道德而養成的自律和素養,相反恰恰是野蠻的懲罰文化造就的。

同時這種集體所有成員共同參與的對違規者的孤立懲罰文化,不僅會讓全體成員在孤立他人時,其他成員自然會增強連帶感,同時也能在懲罰他人時獲得集體快感,在懲罰過程中也慢慢泯滅了人類天性裏的憐憫和同情心。因為對被懲罰者的憐憫和同情就意味著不能與大夥同調參與孤立懲罰,也就意味自己也很可能遭到同樣的孤立懲罰。久而久之這種人類天性裏的善良就被泯滅了。也可以說是人性「同質化」的過程。

同樣全體成員在懲罰他人時常常能夠取得集體共鳴和集體快感,進而更刺激成員們積極尋找下一個目標,所以日本人之間看上去相互尊重,其實互相監督,互相提放也很厲害。這也是日本人表面和諧,但同時也存在看不見的緊張和不安,必須時刻謹小慎微的背後原因。久而久之日本人就養成一種讀「空氣」的習慣。 這個空氣就是集體的主流氛圍,派系和看不見的潛規則,進而小心翼翼的定位自己,約束自己。以免無意之中壞了規矩,得罪人,或者引起公憤而遭到孤立懲罰。反之就很容易融入集體,平等共享集體的紅利。

日本中小學裏集團霸淩現象不絕,也是上述孤立懲罰文化的具體表現。特別是那些天生聰穎,有個性,不合群的孩子很容易成為霸淩物件。在這種環境下用不了小學畢業孩子的個性就都被磨滅了,孩子們也都被同質化。這也是校方願意看到的,所以學校很多時候縱容,放任集團霸淩,甚至被集團霸淩的孩子即使自殺,日本社會也不會有什麽太大的驚動,因為懲罰文化深入人心,憐憫和同情意識淡薄,甚至認為被霸淩一方一定有什麽不對的地方造大夥痛恨。

所以今天的日本人依然抱怨時刻感受到「同調壓力「。而那句被華人精日一族經常贊美的「不給別人添麻煩」的所謂的日本人的美德,其實反過來聽就是不給別人抓到懲罰自己的機會。因為添麻煩這件事基本上就是別人不高興的事,或者是與集體利益相違的事兒。所以也就意味著很可能遭到懲罰。為了避免遭到懲罰,表面上就表現出時刻註意不給別人添麻煩。

所以這個添麻煩並不是有些中國人想象的日本人素質高,自覺遵守秩序,不給別人制造麻煩。而是在團隊裏由於工作能力不夠,努力不夠拖集體後腿的意思。日本人極其痛恨集體中的這種人,這是因為江戶時代武家統治要交極高的公糧,而且不是按戶而是按村交,所以村民們必須集體耕作以提高效率,否則交了公糧剩下的就不夠大夥吃了。這種集體耕作如果有人偷奸耍滑,不努力其他人就會很火,然後就會痛罵「O-ma-ei Mei-wa-ku-da-yo」,意思就是「你Y是麻煩的存在」,也就是拖後腿的存在。

對這種麻煩的存在制定了很多集體對其孤立懲罰的規則,也就是合法對其施暴。而且那時候人口是不能隨便遷移的,所以一旦被視為麻煩的存在,那麽就很可能遭到嚴厲的孤立懲罰,甚至被迫自殺。

受這種孤立懲罰文化的影響下,培養了日本人的高度團隊精神,這也是為啥日本人能夠自覺努力幹活,一絲不茍在精密儀器裝置的研發上非常成功的遠因。但是這種過度的團隊精神的負面效果就是,當整個團隊面對強大壓力和競爭時,誰也不願意承擔責任,最終就容易一夜之間變成烏合之眾,要麽集體暴走,要麽集體造假,出了事也是集體全體成員的責任,也就意味著法不責眾,誰也不用承擔責任而接受懲罰。難怪日本人常說二戰日本1億國民都有責任,背後意思就是誰也不用承擔責任。那麽A級戰犯們也沒有責任,把他們供奉在靖國神社裏理所當然。

總之,近500年日本封建社會的這種孤立懲罰文化,讓日本人從小就被抹平個性,並學會敬畏集體,上司,先輩。時刻註意保持與集體同調的生存技能。幾代人下來已經被嵌入DNA裏了。二戰以後日本進入現代社會,並且披上了一層「自由民主人權」的外衣,那麽村八分懲罰文化這種嚴重侵犯人權的惡習自然就被抵制。甚至「村八分」這個詞也被日本媒體界集體刻意抵制,不允許出現在媒體上。

但是文化這東西已經深入民族性格裏短時間內很難改變。就連率先抵制的媒體各大公司內部都一個德行,只不過各種原始的村規變成了現代的「Rule」,和「manner」,其實換湯不換藥,不遵守Rule,和manner不良,照樣遭到孤立懲罰,而懲罰變成了相對文明點的語言和精神的懲罰而已。

而過去的村落,武士集團等這些村八分孤立懲罰文化盛行的集體,就是今天的學校,公司,社群,各種社團,組織,課外俱樂部,甚至臨時組成的旅遊團等等,大夥都盡可能與這個集體同調。而這個同調行為的具體表現就是我們看到的日本人彬彬有禮,謙讓和不給別人添麻煩,不在公共場所喧嘩,主動收拾垃圾等等被精日一族們吹上天的所謂的高素質。

因此至今都讓日本人感到難受的同調壓力,也是造成今天表面看上去和諧自律,以及彬彬有禮,但背後卻充滿了緊張和不安的根本原因。正可謂500年棍棒之下出的規矩孝子們,在之後的明治維新中才能齊心協力一舉成功,並快速步入現代國家行列,再之後馬上加入西方強盜的行列,最終不自量力集團暴走發動戰爭而導致覆滅,但二戰後再次齊心協力快速成為工業強國,都和這個持續了500年之久,且極其野蠻的孤立懲罰文化而造就的日本民族性格有關。一群被日本人洗腦,盲目精日的膚淺之輩們應該醒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