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魯襄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42年)冬天，晉國發生一件轟動一時的外交事件。當時，鄭國的大臣子產，陪同鄭簡公前往晉國，晉平公自恃是盟主，借口有同姓國魯襄公的喪事，沒有接見。子產便采取一個大膽的行動，派人將晉國招待諸侯的館舍圍墻全部拆掉，徑直把自己的車馬放了進去。
晉平公派大臣士文伯責問子產擅自拆毀館舍圍墻，用意何在?子產回答說:「鄭國地方狹小，夾在晉、楚兩個大國的中間，大國索求貢物，沒有定時，因此不敢安居，只得盡量搜尋國中財物，隨時前來朝見。現在碰上你們國君有事，不能接見，我們既不敢把財物送進去,又不能把財物露在外面。過去晉文公做盟主，宮室相當矮小，招待諸侯住的館舍倒是修得又高又大。現在讓諸侯住在奴隸住的房子裏，大門進不了車，而又有圍墻攔著，所以只好拆毀，將財物送進去保管，你看，如不這樣，又該怎麽辦?我不知貴大臣對我有何指教?」
一席話說得士文伯啞口無言，晉國只得承認自己不對，向子產道謙。晉平公於是立即接見了鄭簡公，還舉行了隆重的宴會熱情招待。後來又改建了招待諸侯的館舍。人們由此都稱贊子產的才能。
子產(?-公元前522年)，名公孫僑。子產是他的字。出生於鄭國的貴族家庭，是鄭穆公的孫子，春秋末期一位傑出的政治家。他執政二十余年，發揮高超的政治才能，進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使鄭國生產得到發展，人民安居樂業。
當時井田制已開始瓦解，大量私田出現，子產執政後，整頓田地疆界和溝渠，承認土地私有，按土地面積征稅，使得一部份私田所有者成了中、小地主，一部份擁有少量私田的奴隸，也成了自耕農。接著，子產又推行按「丘」征「賦」，改革軍賦制度。即把國家軍賦，由按勞力分攤改為按土地面積分派，歸土地所有者承擔。上述兩項改革，都受到貴族和保守勢力的反對，甚至受到一些人的咒罵，但是，子產說:「只要對國家有利，我死也得做。行善政就要堅持到底，不能中途改變，只有堅持才能成功。人心不可放縱，法度不可改變，我是下決心堅持下去的，決不改變。」
子產治國，主張行猛政，用法治。他說:「火性猛烈，人見了害怕，所以很少人被火燒死;水性柔弱，人們輕視它，玩弄它，因而很多人被水淹死。所以行寬政很難。」魯昭公六年(公元前536年)，子產在金鼎上鑄刑書,把刑法公布出來，讓人見了，不敢犯法。有些守舊派起來反對，子產回答說:「我是為了救世啊!」事實的確如此，過去刑罰掌握在貴族手裏，任意輕重，商人和新興的土地私有者受盡壓迫;法律公布後，不再神秘化，這就削弱了貴族的特權。後來，鄭國鄧析造新刑法，寫在竹簡上加以公布推行。戰國時，鄭國還出了申不害、韓非等著名法家。所以子產實際上是法家的創始人。
子產為政，主張任人唯賢，反對任人唯親。他輔助子皮時，勸阻子皮不能任命沒有從政經驗的尹何擔任自己封地的長官。他說:「只有學習好了的人才能去管理政事,沒聽說過拿政事去叫人學習的。
譬如打獵,只有習慣於射箭架車，才能獲取禽獸;否則，只會擔心翻車受壓，還有什麽心思去考慮獲取禽獸呢?」子皮聽從了子產的意見，認為他想得很遠，能任大事，便把鄭國的政事完全交給了他。子產當政以後，樂於聽取他人和民間的意見，擇善而從，從不獨斷專行。他的周圍集中了一批智慧之士，如馮簡子、子太淑、子羽等。都是各具特色的人才，由這些人組成一個效率高，善決斷的智囊團，出謀劃策,共同管理國家大事。當時鄭國設有十些鄉校，百姓常去那裏評議時政，一些官員擔心擾亂民心，主張關閉。子產卻說:「老百姓贊成的，我們就去做;老百姓反對的，我們就糾正。他們都是我們的好老師，為什麽要毀掉鄉校呢?」他由於任用賢能，重視輿情，為相二十一年,很少出現失誤。
子產還是一個優秀的外交家，善於處理與鄰國的關系。當時正值春秋末期，周室衰微，諸侯爭霸，戰事頻繁，時局動蕩。鄭國是個小國，在軍事上無法與大國對抗。子產則在外交上執行「善事大國」的方針，運用靈活的外交手段，周旋於大國之間，同時在軍事上加強防衛守備，以抗禦外來侵略。鄭國參與諸侯盟會,言辭極其謹慎。對外文書，總是先由一人起草，透過多人討論，再由外交官子羽修飾，最後子產親自潤色審定。公元前524年,鄭國發生火災，子產果斷地向國人頒發武器，以防鄰國乘亂入侵。並告誡國人:「一個小國，如果忘記了隨時防衛自己，就非常危險,何況還有火災!」公元前549年,陳國聯合楚國大舉進攻鄭國，使鄭國蒙受極大損失。次年六月，子產率領戰車七百輛直入陳國,大敗陳兵，鄭國國威、軍威由此大振。
子產還是春秋時期無神論思想的代表人物。他提出:「天道遠，人道邇」的著名論點，給了後人深刻的啟迪。對於求神問蔔、祭祀鬼神等，他常采取消極態度。有一次晉平公患了重病，四處求神問蔔。子產聽到後，對晉國的大臣說:「晉平公所以得重病，是因為平日出入無時，飲食無度，喜怒無常，與神鬼無關系。」晉國大臣聽了，都說他見識高超，無不佩服，稱他為「博物君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