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6月19日，中共七屆一中全會在延安楊家嶺召開，會上選舉出了五位中央書記處書記，分別是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和任弼時，這五人也在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歷史上頗具傳奇色彩的「五大書記」。
「五大書記」的分工相當明確。 其中毛澤東是核心，負責全面工作；朱德負責軍事工作；劉少奇負責土地改革與城市工作；周恩來主要負責外聯和統戰工作，同時協助管理軍事方面的事務；任弼時則主要圍繞組織、辦公廳和群團展開工作。按照自己的分工，這五人相互合作與配合，各自展現自己的優勢與特長，進而形成了一個相當成熟和強大的「天團」。
「五大書記」的誕生，標誌著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來集體正式形成，也成為了中國共產黨走向成熟的重要裏程碑。
或許我們對歷史上的「五大書記」早有耳聞，但是鮮有人知道的是，在「五大書記」確立後沒過多久，中共中央又緊急增添了兩位候補書記，這究竟是為何？這兩名候補書記又是誰？中央為何偏偏選擇了這二人作為候補書記呢？
其實兩位候補書記並非是「橫空出世」，而是歷史的選擇，是中共中央在充分考慮當時局勢後作出的決定。
1945年，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結束之時，國內的主要的矛盾也發生了變化，國內階級矛盾逐漸上升為社會主要矛盾。當時的蔣介石國民黨集團已經開始蠢蠢欲動，企圖將抗日戰爭的勝利果實揣進自己口袋，在全國範圍內實行「一黨專政」的獨裁統治。
因此，在抗日戰爭即將取得勝利之際，國共兩黨幾乎同時召開了全國代表大會，中共七大是從4月23日開至6月11日，國民黨六全大會則是從5月5日開至21日。
國共兩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雖然幾乎同時進行，但雙方召開大會的目的卻完全不同。
毛主席在中共七大上作的【論聯合政府】報告中明確指出，要在徹底消滅掉日本侵略者以後，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一個民主的聯合政府。
「建立民主聯合政府」 的提法似乎是觸碰到了蔣介石心裏的那根高壓線，很快，他便在國民黨六全大會上做出回應，表示對中共建立聯合政府的建立堅決拒絕，並且還在11月12日召開的「國民大會」上，公然將中國共產黨列為他誓要消滅掉的國內敵人。
蔣介石的企圖從一開始就昭然若揭，他的目的就是要在抗日戰爭勝利以後建立一個國民黨一黨專政的獨裁政府，很明顯，這與當時國內民眾渴求在戰後建立一個和平、統一、民主新中國的願景背道而馳。
後來迫於國內強烈呼求和平、民主的壓力和國際上美國方面不支持中國發動大規模內戰，蔣介石便向延安方面連打了3封電報，邀請毛澤東前往重慶共商國是，極力表現出了對這次和談的熱情和期待。但是，蔣介石的真實意圖顯然不是為了和談，只是想以這次的和平談判為由頭，將內戰責任順理成章地推到共產黨身上。
當時的蔣介石，心裏早就悄悄地有了主意。
他認為，當前國共矛盾如此尖銳，毛澤東定然不會來重慶與國民黨進行和談。如果毛澤東不來，就可以以中共方拒絕談判為由，將責任直接推到共產黨身上，這樣內戰就有了十足充分的理由了。當然，如果毛澤東來了，就給共產黨幾個無關緊要的職位，並以此為條件，迫使共產黨將解放區和軍隊全數交出，沒有了解放區和軍隊加持，將共產黨一舉消滅易如反掌。
此外，當時的蔣介石其實已經開始著手準備內戰了，只不過軍隊還未準備充足，談判可以拖延時間，從而能夠給國民黨留出更多時間為內戰做準備。
但蔣介石沒想到的是，毛澤東竟然真的來了！1945年8月28日，在周恩來、王若飛的陪同下，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從延安飛抵重慶。
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一行人此次是貿然前來嗎？那當然也不是。老話講，不打無準備之仗，有過無數次作戰指揮經驗的毛澤東怎會不明白這個道理，此番重慶之行當然也是有備而來。 一方面是為了響應當時國內和平民主建國的熱切願望，二是為了揭穿蔣介石「假和平，真內戰」的陰謀，三是為了爭取一段時間做準備，從而能夠在國民黨發動內戰的時候積極應對。
當時「五大書記」剛剛確立不久，可是眼下這一「天團」的兩大重要人物就要飛往重慶，去赴蔣介石的「鴻門宴」，而重慶那邊的形勢還都是未知數。
對此，毛主席其實已經做了最壞的打算，此番重慶之行，會在那邊待多久？去了那邊又會面臨些什麽？全都不得而知。趕赴重慶進行談判之前，毛主席主持召開了一場政治局會議，在會上毛主席說道： 「這趟去重慶，我是準備坐班房的，如果被軟禁，那也不用怕，我正好在那裏辦點事。如今這蘇聯和美國是表面上讓中國自己解決問題，實際上卻是三國過問，三國都不願中國打內戰。這樣的國際壓力是不利於蔣介石獨裁統治。中蘇條約對中國人民有利，蘇聯紅軍攻占東三省也是有很大影響的。所以，重慶是可以去和必須去的。」
臨行前，雖然美國人已經承諾會保證毛主席的安全，但是為了確保萬無一失，毛主席建議由劉少奇代理自己的職務，同時還建議書記處增補兩名候補書記。最終，中央緊急增補了陳雲、彭真二人為書記處的候補書記，目的很明確，就是在重慶談判期間，由這二人補上毛主席和周恩來的空位，替代他們二人對中央書記處負責，管理全黨全軍的工作。這樣一來，即便毛主席和周恩來人不在延安，黨的領導團體也能有所保障。
而當時之所以會選擇陳雲和彭真二人作為書記處的候補書記，也是充分考慮到了兩人都是較早參加革命的老同誌了，而且兩人都在處理政治工作上有一套。
毛主席一行人到達重慶以後，很顯然完全出乎蔣介石的意料，國民黨方面也沒有做好談判的相關準備，他們過於自信地認為毛澤東不會來，因此，原本就沒打算談判的國民黨一方連和談的程式和議案都沒準備，最後還是由我方來提供的。
談判期間，蔣介石倒也沒有對談判代表團作出什麽過分的事情，蔣介石的最終目的就是發動內戰，此次重慶談判也只是他的緩兵之計，為的就是能夠拖住毛主席，從而給自己留下更多的時間進行排兵布陣。
而毛主席對蔣介石的真實意圖也並不是毫不知情，在戰場上與老蔣交手過那麽多次，毛主席對老蔣這個人還是有一定了解的，因此在去重慶之前，他就猜到了蔣介石提出所謂的「和平談判」只不過是個幌子，對和平建國也並沒有抱以太大的希望。但即便這樣，毛主席還是決定「赴約」，目的就是要將蔣介石「假和平，真內戰」的陰謀揭露在全世界的人民面前。
最終，以毛主席為首的中共談判代表團平安回到延安，而彭真和陳雲這兩位被中央緊急增添的書記處候補書記，也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後來由於東北戰局的需要，陳雲和彭真二人於1945年9月被中央緊急派往東北，組成東北局，負責主持東北的大局。
重慶談判期間，雖然陳雲和彭真兩人並沒有發揮真正的作用，但是建國後，兩人在各自的崗位上作出了相當重要的貢獻。
新中國成立後，陳雲從東北回到北京，主持全國財政工作，彭真則先後在北京市政協主席、首都總工會主席等位子上任職。
1949年底，「五大書記」之一的任弼時因為長期抱病工作，積勞成疾，病情不斷加重，身體也被拖得越來越垮。直至1950年10月27日，任弼時在北京逝世，終年46歲。
任弼時的英年早逝讓黨內為之悲痛，與此同時，任弼時的去世也成為了黨內的一大損失。因為剛剛成立的新中國正處於百廢待興的狀態，亟需在「五大書記」的領導下快速成長發展起來。可是任弼時一走，「五大書記」就缺失了十分重要的一環，將十分不利於後續領導工作的開展。
於是，為了不耽擱新中國建設工作的進行，中共中央提出了將候補書記當中的一人「轉正」的建議。在經過領導層的多方商討以後，中央最終決定由陳雲接任任弼時的書記之位，就此，曾經作為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之一的陳雲，成為了新中國成立後的五大書記之一。
陳雲的繼任，可以說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因為剛剛成立的新中國所面臨的頭等大事就是經濟建設。 毛主席曾經說過：新中國的經濟仗，不亞於三大戰役，如果打不好，前功盡棄了。
在我們黨內，陳雲絕對是搞經濟的一把好手。早在延安時期，陳雲就主持過陜甘寧邊區的財政經濟工作，建國以後，又擔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主持全國的財政經濟工作，在經濟建設方面的經驗可以說是相當豐富。
陳雲也沒有辜負中共中央寄予他的厚望。當時新中國剛剛成立不久，正處在一個百廢待興的狀態，經濟雕敝，物價飛漲。陳雲上任之後，便立即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先是把國民黨政府遺留下來的「惡性通貨膨脹」的禍患給清理幹凈，想方設法地將國內的金融物價穩定下來，接著又組織安排糧食和棉花等農產品的統銷統購，從而保證其能夠有序進行，進而使其能夠為抗美援朝提供充足的後勤保障，除此之外，陳雲還對社會主義工商制度進行了逐步改造，從而加快了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作行程。
或許在我們外行人看來，經濟問題紛繁復雜，但是對於有著卓越經濟才能的陳雲來說，似乎只是小菜一碟。他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 「我們應該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時間去弄清情況，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時間來決定政策。」
這是陳雲在解決經濟問題中所采取的態度，也是我們所有政策應該有的態度，在進行決策之前，應該花費足夠多的時間弄清楚情況，這樣作出的決策才是真正可行的，才能真正讓群眾滿意。
因此，陳雲僅用了短短一年的時間，就實作了全國財政經濟的統一，物價逐漸穩定在了一個正常水平，中國的經濟建設也開始正式步入正軌，建國初期的經濟建設前景呈現出了妍妍向榮之勢。新中國的這場經濟仗，陳雲打得十分漂亮。
與此同時，另一位「候補書記」彭真，在新中國成立時被任命為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後來又擔任北京市市長。在陳雲「轉正」以後，雖然彭真成為了唯一一位「候補書記」，但是他在自己的崗位上一直兢兢業業，直到1956年，彭真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與其他15人並列。
如今，當我們回過頭去看，就會很清楚地發現，無論是重慶談判時毛主席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還是中共中央對「候補書記」的緊急任命，雖是為局勢所迫，但也是中央在深思熟慮後作出的重大決定。而陳雲和彭真即便是處在「候補」之位，也始終沒有一句怨言。建國以後，兩位「候補書記」無論轉正與否，都勤勤懇懇地守在自己的崗位上，為新中國的建設和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這是老一輩革命家的氣節與風尚，於我們後人而言，他們如同一座豐碑，立在那裏，值得我們所有人為之仰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