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思明墓位於北京豐台區林家墳村，自20世紀60年代發現、80年代發掘後，研究其墓葬形式、墓主人的較多，而對盜掘後留存下不多的出土文物，只有一些零星散見的簡單研究，而迄今也未見到綜合性的研究成果。本文試對該墓代表性器物加以重點研究，希望給予這些器物一定的解析。
唐代的幽州地區，在近三百年的歷史長河中，先後有過80余位最高軍政統治者，他們相繼被稱作總管、大總管、大都督、都督、刺史、節度使等。這些最高軍政統治者的任職年限或長或短，有的僅僅上台數天，有的卻執政長達20余年。由於歷史原因，大多數人能留存下來的遺物是少之又少。但也有個別的特殊情況，如2012年在北京房山區長溝鎮發掘出土的大唐幽州盧龍節度使劉濟墓，就曾轟動一時。
而唐中葉發生在幽州的「安史之亂」，其始俑者就是曾任範陽節度使的安祿山、史思明二人，他們先後反叛大唐朝廷，並先後「僭位越制」，建立了「大燕」國，相繼成為「偽」皇帝。由於安祿山父子、史思明父子之間的相繼互殘，他們歷時八年的反叛，最終被唐軍所剿滅。史思明在幽州「以王禮招魂而葬」的安祿山衣冠冢，在唐時就被後來的幽州盧龍節度使張弘靖毀壞；而史思明自己則被兒子史朝義殺死，並被其厚葬在今北京豐台區林家墳村，一直鮮為人知。
史思明墓葬在20世紀60年代中至80年代初曾先後被發掘過兩次，墓葬發現時間距今都已半個多世紀，但了解此段內情的人至今也不多，更別說對此墓出土器物的研究了。
一 史思明墓的考古發現及研究現狀
1966年春，在今北京豐台區王佐鄉林家墳村西，村民在平整土地時，發現一座古墓。由於當時人們對於保護文物的認知度還不是很高，墓中的器物遭到了村民們的哄搶，致使部份出土文物相繼散落。後經北京文物工作隊幾次派人調查、取證、收繳，追回了部份文物，包括銅牛、包金鐵馬鐙及零星的玉冊等。但墓葬現場已遭到人為嚴重破壞。限於當時所處的特殊年代，墓葬只能回填封閉起來。直到1981年3月，更名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原文物工作隊又對墓葬進行了二次發掘清理。這次發掘尚能辨認出墓道、墓室等遺跡。
墓室東西長5.54公尺，南北寬5.05公尺，由漢白玉石堆砌而成。兩側各有一耳室，亦為石結構。其中，西耳室保存較好，長3.1公尺，寬2公尺，殘高有2.4公尺。墓道為斜坡式，長20.6公尺，寬3公尺。在相對於墓道約100公尺處尚存有石質雙闕，墓道末端還存有相對完好的壁龕4個，並留有壁畫的殘片。透過1966年的調查與1981年的整理發掘，此墓出土的器物共計有銅牛1件、包金鐵馬鐙1副、殘玉冊40余枚、銅坐龍1件、鎏金銅鋪首1件、嵌山形墨玉飾1件、象牙化石及銅、鐵、陶、石器、金箔衣等珍貴文物數十件。
已經出土並可佐證墓主人身份的器物不少，從殘存「玉冊」上出現「帝朝義孝乃因心親惟□□」等字樣和眾多器物的規格、等級來看，這是一個帝王才有資格享用的墓葬。下葬者在墓穴中還處心積慮地用各種器物來體現出這種高規格的葬禮。此墓的主人很快就被文物工作者判定是唐史思明墓葬。墓中出土的不少器物，也從不同側面證實此墓主人的身份。按照華夏民族自古以來形成的殯葬習俗，「天人感應，陰陽五行互補」形成的風水文化在此墓葬中得以體現，研究者也可以從出土不多的器物上，窺見這種文化的傳承與獨特魅力。
二 史思明墓出土器物賞析
（一）銅牛
▲圖1.唐代史思明墓出土的銅牛
1件。銅牛（圖1）為直立狀。它的軀體壯碩，四肢短粗，尾部下垂。通高20.5厘米，長29.5厘米。傳統的隋唐墓葬，隨葬明器中一般都有十二生肖俑，用以表示時辰、方位，壓勝避邪。它們多為陶質，也有少量是石質、瓷質或鐵質的。但其尺寸、大小是有著嚴格等級規定的。在佚名的葬書【大漢原陵秘葬經·盟器神煞篇】中就有記載：
天子山陵用盟器神煞法。……十二元辰本相長三尺，合三才。……大夫以下至庶人，盟器神煞法。十二元辰，長一尺二寸。
但此墓葬中沒有出現成套的十二生肖俑，卻出現單個的銅牛，這就有些不一般了。史思明（703～761）逝於「大燕」順天三年三月，即唐肅宗上元二年（761），按幹支紀年來說就是辛醜牛年。牛，在中國古代風水學中是個吉獸，有著與生俱來的韌性和霸氣，作為旺財靈獸，在墓葬中使用有祈望統治日久天長之意，而用銅材做成的牛，更是希望體現強旺財運的作用。
把銅牛放在墓穴的風水財星之位，就有旺財化煞、祈福如意的意思。關於這點，徐蘋芳在【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與「墓儀」制度――讀〈大漢原陵秘葬經〉劄記】中有著詳細的論述，這裏就不再贅述。史朝義雖然弒父簒位，但在其父的喪葬之事上，卻是煞費了一番苦心。當時史朝義的統治正處在四面楚歌、風雨飄搖之時，他大概是想借助厚葬其父，改善風水，提升自己的人氣，從而轉變戰場上的頹勢。
（二）銅坐龍
▲圖2.唐代史思明墓出土的銅坐龍
1件。銅坐龍（圖2），通高16.5厘米。為蹲坐狀，頭部微微地左傾，張口露出的牙齒已經有殘斷，頸部有一火焰珠形的裝飾。前腿站立，後腿曲踞，而尾部卻穿過後腿的襠部，向上翻卷至其腰部，軀幹上還刻有鱗片。其前肢有五爪，後肢為三爪。制作工藝相當精湛，造型也十分奇特。
龍是中國古代神話傳說中的神異動物，到唐宋時期，其形象以鳳眼、鹿角、蛇身、獸肢、鷹爪及流暢的體形被基本固定下來，並廣為後世所效仿。龍在古代常常被用來象征祥瑞，是中華民族迄今最具代表性的傳統文化圖騰之一，中華民族的子孫也因此被稱為龍的傳人。龍的造型雖然很早就出現，後被當作王權的象征，但在明清以前它並不為皇帝獨有，民間也可以使用。不過，這種造型的器物在唐代帝王級墓葬中，還是第一次出現，史思明墓中出現此物應該是另有原因。
古人在選擇墓地、安葬逝去之人時，通常會請風水師勘察、安排，或者查閱【宅經】與【葬書】。【宅經】中提到「伏龍」每年會定期在宅院內各處行走，且每到一處，它都要「伏」臥。因此，就有「伏龍」在，不宜動土之說。甘肅敦煌藏經洞出土的占蔔文書【□帝推五姓陰陽等宅圖經】（法藏S.2615號）中有這樣的記載：「推宅內……伏龍法。」「伏龍」，正月、二月、八月在竈，四月、五月在大門，六月、七月在墻離（籬），九月在房，十月在台，十一月、十二月在堂。
據此可推測，此墓中的銅坐龍應是鎮陰宅的伏龍。1995年在甘肅省敦煌市郊外唐墓中也曾出土過類似造型的模制伏龍磚（圖3），其上的動物造型就與這件銅坐龍極為吻合。在甘肅敦煌出土的唐本【易三備】殘卷（法藏S.6349）中有「子夏雲：此地有伏龍，見之滅族」之語。由此可知，它在墓中起著鎮墓獸的作用。按照史思明下葬的「五月十八日」，這座「伏龍」應被擺放在墓門口的位置。
▲圖3.甘肅敦煌1995年出土的伏龍磨制磚
史思明父子雖然都坐上過「大燕」皇帝之寶座，但終究是「僭位越制」的「偽」皇帝。史朝義弒父篡權後，假惺惺地厚葬其父史思明，但他始終心存余悸，所以特地在他父親陵墓中放入伏龍，想用它來鎮住陰邪妖孽。史朝義恐怕沒想到，千年後，人們還真的不信這些「魔咒」，他們不僅砸開了漢白玉石墓門，搗毀了漢白玉石床，還幾乎把墓中值錢的器物一掃而光，根本就沒有把這個「伏龍」放在眼裏。
但談起銅坐龍，就不得不提起在黑龍江哈爾濱、北京等地出土的多件金代銅坐龍。1965年，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阿城白城區金上京遺址的南城墻下，曾出土一件銅坐龍（圖4）。通高19.6厘米，重2.1公斤，由青銅實鑄。因其形象亦動亦靜，威武雄猛，浩氣凜然，且出土的年代較早，是當年僅見的一件女真族重器，又因其造型能夠象征民族精神，這就使它一舉成為黑龍江省博物館的鎮館之寶。
▲圖4.黑龍江哈爾濱市白城區金上京遺址出土銅坐龍
1990年，北京市西廂道路工程建設時，在貫穿原金中都宮殿遺址的先期考古鉆探發掘中，曾經出土了兩件銅坐龍。其中一件被來自河北易縣的民工偷挖，並帶回河北老家，後被當地民警起獲，現被收藏在河北省易縣文物保管所。另一件，由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北京金中都主殿大安殿遺址（白紙坊立交橋）工地發掘出土。這件銅坐龍（圖5），高31.5厘米，重1328克。
頭頂的鬃毛向後延伸到脊部作龍頭狀，獨角，豬嘴，半張的口中含有一顆銅珠。四肢粗壯，肩部也有飛翼。龍爪為五趾，前足上有翼，後足屈膝、踞坐，尾部似祥雲外卷。龍身底部還有四個釘孔，內有鐵銹的痕跡。可以看出，此物應是固定在某種器物上的飾件。這件銅坐龍，其造型和工藝與金上京阿城那件銅坐龍極為相似，但其外形卻不如阿城的銅坐龍看上去自然得體，且因豬嘴、龍頭讓觀者感覺其藝術的加工不到位。但它的出土恰恰說明金代銅坐龍在使用上的流行，以及它所具有的裝飾功能。
▲圖5.北京西廂工程（白紙坊橋）出土金代銅坐龍
2002年3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對北京房山區金陵遺址勘察和試掘時，又出土了兩件銅坐龍。一件（圖6）高24.5厘米，造型別致端莊。另一件（圖7），高18厘米，昂首，飄發，前腿直立，後腿屈坐，尾上卷曲。這兩件構思巧妙的銅坐龍，造型獨特優雅，工藝精致。它們集四種動物特征於一體――龍頭、犬身、麒麟背、獅尾。既體現了金代女真民族所具有的獨特氣勢，也彰顯著祈求穩坐江山、天下太平的深刻寓意。
▲圖6.北京房山區金陵遺址出土銅坐龍之一
▲圖7.北京房山區金陵遺址出土銅坐龍之二
另外，在金陵遺址還曾發掘出一對雕刻的石坐龍（吻獸，圖 8），高約 80 厘米，其雕刻之精美，氣魄之宏大，可以說是金代中都城石雕技藝的代表作。從其造型上來看，它是建築上的裝飾構件，且與這一時期的銅坐龍有著相似形狀，其作用也應大體是一致的。經過眾多專家們的一系列研究，根據這些銅坐龍的結構、形態等，以及它們出土位置都是在皇家建築周圍，推斷出這些銅坐龍均屬於皇家建築中，集守護、鎮宅、辟邪等功能於一體，且與佛教文化有著一定關聯的裝飾性物件。
▲圖8.北對石雕坐龍圖樣
而本文介紹的這件唐代史思明墓出土的銅坐龍，比這些金代銅坐龍要早幾百年，這就更加凸顯出其彌足珍貴之處。
（三）包金鐵馬鐙
▲圖9.史思明墓出土的包金鐵馬鐙
1副。包金鐵馬鐙（圖9），通高21.7厘米，寬13.6厘米。鐙座為鏤孔橢圓形，長9厘米，寬6.5厘米。馬鐙外包金片現已大部脫落，鐵制的內鐙也早已生銹。
今有人將其稱為嵌金鐵馬鐙。嵌金，是在器物鑲嵌上金屬，作為器物的裝飾。包金，則是將金子錘成薄片，包覆於器物胎體上，再敲打密實，使凹凸紋理一如胎體的表面。觀察此副馬鐙，發現明顯符合包金工藝的特征，所以還是按當年的發掘記錄，稱為包金鐵馬鐙更為準確。「包金」品質的好壞，取決於工藝的成敗。
薄的「包金」是用金箔，主要是用作豪華飾物的裝飾，與貼金有些相似。厚的「包金」則是用金片，這種工藝往往是用於相對較大型器物的外部制作。顯然這副包金鐵馬鐙用的正是金片「包金」工藝。但因年頭長久，墓葬塌陷，潮濕的土壤包裹著馬鐙，濕氣從金片銜接處細小的縫隙滲進內部，致使金片內包裹的鐵器生銹腐蝕塌陷，進而又使外包的金片大量整體脫落。
（四）鎏金銅鋪首
▲圖10.史思明墓出土的鎏金銅鋪首
1件。鎏金銅鋪首（圖10），圓形，浮雕獸面，直徑11.4厘米。口銜圓環，環裏側平，外側微凸，獸耳部有兩個小孔，頂部有一個小孔。整個器物采用銅模制澆鑄、鏨刻、通體鎏金的工藝，使整個器物顯得富麗而繁復，鋪首霸氣十足，面目猙獰且誇張，突顯出唐代極為高超的工藝水準。
鋪首是中國古代建築物門上的構件，通常是以銅、鐵做成圓形底盤，上置門環，用來啟閉門扉或叩門。其底盤多被制成獸面，獸口銜環，不僅實用，還有著很好的裝飾效果。後來，隨著等級制度的不斷強化，帝王之家用傳說中龍的第九子――椒圖的形象來做鋪首。「椒圖」形似螺蚌，在遇到外敵侵犯時總是將殼口閉緊。
人們將它用在門上，取「緊閉」之意，以求平安。椒圖面目猙獰，可恐嚇邪妖、頑賊，鎮守門戶。最重要的，是「椒圖」性好耽靜、忠於職守，最反感別人進入它的巢穴。所以我們在大門的鋪首或者門板畫上常能看到它的身影。
獸面銜環、鎏金銅龍鋪首按禮制用於帝王墓葬。史思明父子自認為是「大燕」皇帝，墓中有此，倒也不奇怪；用鎏金銅龍鋪首來鎮守陵墓，體現出史思明父子「僭位越制」的小心思。不過，這件鎏金銅龍鋪首，不是被裝設在墓門上，而是被裝設在棺槨上的一個重要飾件。
（五）嵌山形墨玉
▲圖11.史思明墓出土的嵌山形墨玉飾
1件。嵌山形墨玉（圖11），形為片狀，似墨玉，其玉質略帶石性，有自然的黑色紋理。正面磨刻成五峰山形，兩邊基本為對稱形。背面為平形，有磨痕。長17.7厘米，寬9.3厘米。從形狀上看，它應是鑲嵌於某物件上的裝飾品。它也是北京地區迄今出土的僅有的兩件唐代玉飾之一。
墨玉是一種主要產於中國新疆和田的珍貴稀有自然礦產，是和田玉中的一個重要名貴品種。它具備和田玉的優秀品質，堅致溫潤、漆黑如墨、色重質膩、紋理細致、光潔典雅，是治硯、把玩、雕刻的上佳珍料，素有「貴美石」之稱。墨玉分為兩個品種，既有白玉底的墨玉，也有碧玉底的墨玉。這件墨玉飾物，大概是史思明生前觀賞把玩之物，事死如生，死後隨葬。至於其來源，應該是來自史思明家鄉甘肅。甘肅也是墨玉產地之一，史氏日常把玩，或許出於思念家鄉之意。
安祿山父子兵敗之際，史思明曾率部短暫歸順朝廷。朝廷在幽州城內興建一座歸義寺以為紀念，立有【大唐再修歸義寺碑】。【析津誌輯佚·寺觀】載其碑文：
歸義金剎，肇自天寶歲。迫以安氏亂常，金陵史氏歸順，特詔封歸義郡王，兼總幽燕節制，始置此寺，詔以歸義為額。大中十年庚子九月立石。
其中提到史思明系「金陵史氏」。郡望金陵，是今甘肅省河西甘州、肅州之間（即張掖、酒泉之間）建康的別稱。根據記載和20世紀80年代寧夏固原南郊出土的隋唐史氏家族墓誌等材料，粟特史氏中有多個家族都將河西甘州、肅州之間的建康作為其郡望和祖籍，這說明建康及其別稱金陵在唐代的確是粟特史氏常用的郡望，由此史思明號稱金陵史氏也就不足為怪，同時也證明了史思明的族屬是粟特族。此次墨玉飾件的出現，從關聯度來看，也可作為史思明為粟特族人的佐證之一。
（六）翼獸石像生
▲圖12.史思明墓出土的.翼獸石像生
1982年在北京豐台區王佐鄉的劉太莊村曾經出土一個唐代翼獸石像生（圖12），高140厘米，寬79厘米，厚70厘米。造型生動，別具一番古風。其三角形軀體，半獸半鸮，前爪似獸，後爪為鸮，鼓腹，蹲坐，頷下有胡須，披發於腦後，身上還生有雙翼。翼獸石像生采用的是圓雕即立體雕刻的手法，這種雕刻技藝在唐前期現存的石雕中極為罕見。
石像生（翁仲）是皇室成員才有資格使用的葬具，而翼獸石像生的出土地劉太莊村離林家墳不遠，在這附近又沒有其他高等級墓穴。林家墳墓「積土為陵」，且墓道南約一百米處立有雙闕，墓中也留有殘石文吏手，說明原墓地面上必有石像生，因此，學界一致認定它就是前立於史思明墓神道邊的石像生。這一定性，使得翼獸石像生成為迄今為止北京地區出土時間最早、等級最高的石像生。
石像生是皇權儀衛的一個縮影，最早出現於秦漢時期。而立於皇陵前的石像生，如：河南開封北宋皇陵前的石像生、北京地區明代十三陵的石像生，已成為一種體現各朝代雕刻技藝水平的展示物，只是在數量上和取象上因各自喜好而有些不同。
史思明墓附近不僅發現殘留的石像生，還有完整的墓道。可以看出，其在形制上完全是按照帝王陵墓規制而建造的。翼獸石像生，完全能代表大唐時幽州地區立體雕刻技術的最高水平。
（七）玉冊
▲圖13 史思明墓出土的玉冊
兩次發掘共出土有40余枚殘損不一的玉冊（圖13），大致完整的玉冊共有8枚，包括謚冊和哀冊各一套。玉冊用漢白玉石磨制而成，長為28.4厘米～28.6厘米，寬為2.8厘米～3.2厘米，厚為1.2厘米～2.1厘米。兩端1.5厘米處有直徑為0.3厘米的小孔，以便玉冊連綴。每枚玉冊滿刻字為11個，行書體，字口填金，共計存有252字。其中7枚玉冊背後刻有淺細的「哀」字。
玉冊又稱玉策，是古代用玉石板制作的冊書，也叫天書玉冊，是中國古代帝王祭祀、登基的冊書，也就是天子受命於天的任命書。材質雖然是玉石，但它卻是模仿漢代以前竹簡和木簡的形制來制作的。【欽定全唐文】中記載：「唐初悉用祝版，唯陵廟用玉冊。
明皇親祭郊廟，用玉為冊。」這從現藏於中國台北故宮博物院中的唐玄宗開元十三年封禪泰山時的玉冊，也得到了實證。1990年在河南省洛陽市隋唐洛陽城宮城遺址出土的唐哀宗登基漢白玉冊，則是唐代唯一得以傳世的即位玉冊。而史思明墓中也出土了皇帝才有資格使用的玉冊，這是其「僭越稱帝」的一個重要明證，也是今天研究唐代「安史之亂」重要的歷史實物。
目前，國內已發現使用玉冊葬制的陵墓還有位於江蘇省南京市江寧區祖堂山南麓的南唐（937～975）二陵，系五代十國時期規模最大的帝王陵墓。它包括李昪及其皇後的欽陵，以及李璟及其皇後鐘氏的順陵，是南京博物院於1950年～1951年組織發掘的。南唐二陵發掘出土有600多件文物，其中的玉哀冊等尤為珍貴，它為研究五代十國時期的帝王喪葬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1942年在四川省成都市老西門外高地上，由四川大學著名的考古學家馮漢驥主持發掘的五代時期前蜀國國主王建墓，雖然其早期被盜掘，但也出土了重要葬具玉哀冊。而1971年在今陜西省西安市發掘的唐中宗李顯嫡長子李重潤（682～701)墓，即懿德太子墓，在出土的1000余件器物中，也見到了太子玉哀冊。這些加上北京豐台區史思明墓出土的玉冊，五座陵墓的主人除了李重潤為太子外，其他四座墓主人皆可稱為帝王，按規制都可使用玉冊來陪葬。
但五座陵中所使用的玉冊，因葬地的不同，從而導致玉石的質地也有所差異：李重潤墓玉冊使用的是帶有花紋的大理石；史思明墓玉冊使用的是漢白玉大理石；王建墓玉冊使用的是純白色大理石；而李璟墓玉冊使用的是石灰巖石；李昪墓玉冊則使用的是硬度頗大的淺綠色玉石，即翠玉石。雖然五座墓中玉冊的石質有所不同，但玉冊上的文字均為陰刻，且皆為字口填金，只是在規格、尺寸上略有一些差異。
在史思明墓出土的玉冊中，留存較為完整的玉哀冊上就刻有「血未幹唐有異端讒人岡極」「戀攀往駕之不留痛靈衣之」「帝朝義孝乃因心親惟□□」的字樣。根據玉冊上面的「帝朝義」三字，說明此時史朝義業已繼承「偽」皇帝位，而其父史思明已逝。又根據殘存哀冊上的「昭武皇帝崩於洛陽宮玉芝」以及其玉謚冊上的「昭武皇帝廟稱□□□□□」之句，結合史載唐肅宗上元二年（761），史思明被兒子史朝義及部下所殺，其謚號為「昭武皇帝」，說明此墓系史思明墓葬無疑。
唐代「僭越稱帝」者始於安祿山，經過安慶緒、史思明，止於史朝義。據【新唐書·逆臣上】載，天寶十四載（755）安祿山起兵於範陽（今北京），第二年建立偽燕政權，「僭稱雄武皇帝」，到至德二年（757），為其兒子安慶緒所殺，慶緒繼位，改元載初。到乾元二年（759），史思明又殺安慶緒，「僭稱大聖周王」，「夏四月更國號大燕，建元順天，自稱應天皇帝」。
上元二年（761）三月，史思明因為寵愛小兒子，且疑心重，又好殺戮，結果被其長子史朝義串通部下所殺，史朝義繼位，改元顯聖。這史朝義在大唐東都洛陽宮玉芝殿弒父後卻秘不發喪，「以氈裹屍，橐駝負還東京」，即用駱駝將其屍體馱回洛陽，後又輾轉運回幽州，並厚葬於幽州的良鄉。
根據出土玉冊記載，直到唐寶應元年（762）五月十八日丙申，也就是史思明被害後一年有余，史朝義才宣布偽造的史思明遺詔，並為他選地唐幽州良鄉縣（今豐台區）林家墳村之南後發喪下葬，謚號為「昭武皇帝」。據唐代姚汝能【安祿山事跡】記載：「寶應元年，葬思明於良鄉東北崗。」據考證，今北京豐台區林家墳村在唐代正屬幽州良鄉縣管轄，而今其所處位置也正與文獻記載相吻合。在【新唐書·逆臣上】中記載：史朝義戰敗返回幽州，曾「去至梁（良）鄉，拜思明墓，東走廣陽，不受」，可為佐證。這場「安史之亂」前後歷經八年，直到史朝義兵敗，腦袋被砍送到長安城為止。
史思明墓出土的「玉冊」都是用漢白玉石磨刻而成，但這些漢白玉又是從何處而來的？2002年11月，在北京市房山區長陽鎮高佃村北永定河泄洪區的河床中出土的【唐李神德墓誌】載有：「命琢磨之工，刊燕山之石，紀乎萬代，勒為誌焉。」這裏所說的「燕山之石」在史上又被簡稱為「燕石」，也就是古代人們常說的「嬰石」即瑉玉，它即是現代人所說的漢白玉石。
有關燕山（今大房山）出「嬰石」的記載，最早見於先秦的地理著作【山海經·北山經】：沂山「北百二十裏，曰燕山，多嬰石」。而對於燕山盛產的「嬰石」，晉代的郭璞【山海經圖贊】註謂：「言石似玉，有符彩嬰帶，所謂燕石者。」清代的訓詁學家郝懿行【山海經箋疏】中載：「嬰疑燕聲之轉，未必取嬰帶為義。」可見，早在兩三千年前的先秦時期，燕國地區的「燕山之石」就已經名揚天下。北魏酈道元【水經註·聖水】載：
聖水出上谷，故燕地。秦始皇二十三年置上谷郡。……聖水又東徑玉石山，謂之玉石口，山多瑉玉燕石，故以玉石名之。
可見，今北京房山區所產的燕石，早已成為秦漢時期上谷郡的一大特產。
目前，國內白色大理石雖有很多品種，但也只有房山大石窩的漢白玉石才是真正的漢白玉。20世紀末有關部門曾經評選出83種新特石材，今北京房山區大石窩鎮高莊的漢白玉被譽為「中國1號」。這些天然的漢白玉石，自古以來就是建築、碑刻的上好石材。從漢代開始，特別是在隋唐時期，今北京房山區境內的石經山與雲居寺內的漢白玉刻經，就已經聲聞遐邇。
而隋唐以後現北京地區所建的遼、金、元、明、清各朝代的皇家宮殿、園林等，所使用的漢白玉石皆取自大房山。所以，曾作為唐幽州最高統治者的史思明及其後人，也就「近水樓台先得月」，選用了名滿天下的「燕石」，磨制成了只有皇族才能使用的玉冊。而在【唐李神德墓誌】中，直接使用「燕山之石」來表述漢白玉石制作的墓誌，這也是記述「燕石」即漢白玉石，出現於大房山最早的一個實物見證。
三 結語
今天，在北京豐台區林家墳村被當地人俗稱為「大疙瘩」的封土堆已夷為平地，史思明墓出土的器物已在首都博物館歷史文化展廳中展出，展櫃中唐墓出土器物的時代斑痕，向觀眾述說著發生在唐中期幽州地區那段令人難忘的史實。
而今對這些「越制」器物的研究分析，一方面可以看出唐幽州地區的匠人，在石材的磨刻、雕刻，金屬的冶煉、鑄造等方面的技術，都已達到很高的造詣，同時在藝術審美、造型藝術等方面也絲毫不落後於發達的中原地區。
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史思明、史朝義父子生前要做僭位「皇帝」，死後仍要透過器物、葬制享用帝制禮儀，但卻最終沒有逃脫歷史的宿命。這些出土的器物，都已成為今人賞析歷史的實物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