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國府的失敗不只是軍事的失敗，而是經濟、政治、文化和世界觀整個體制的失敗；戰場上的失敗只是體制失敗的結果。
蔣國府政權在大陸的失敗崩潰並不始於1949，也並非始於抗戰勝利後，而是從戰前就已開始。
1949只是大崩潰的末日。
抗日戰爭中，美國駐華大使館有一位年輕的外交官約翰‧S‧謝思偉，會說一口流利漢語，是地道的中國通，曾深入中國鄉村做廣泛的社會考察。
他曾於1944年6月20日，給美國國務院發了一份報告──〈中國的局勢和關於美國政策的建議〉，簡潔描述了蔣國府的敗象。
他這樣寫道：
「中國面臨經濟崩潰，軍隊和政府機關人心渙散，士氣民心低沈......政府和軍事機構從上層到基層到處都是空前規模和明目張膽的貪汙腐敗、網紀廢弛。受通貨膨脹之害最重的知識分子和薪水階層處於生死存亡的危險中。農民對濫肆征兵，征稅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強制性攤派不滿......。國民黨軍隊內部的不滿正在增長。國共之間的嫌隙不僅沒有表明有所縮小，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嚴重，現在，人們已經普遍同意，內戰不可避免。國民黨謀取自我利益的政策和拒絕聽取進步的批評意見，已使他失去了人民的敬重和支持。黨內的不滿和宗派活動......知識分子抨擊委員長的獨裁統治，越來越公言不諱。」
抗戰勝利後，中國曾有短暫的和平。
1946年1月10日，國共雙方簽訂了「停戰協定」；同日，由國民黨、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民盟、青年黨等﹚三方共同舉行了「政治協商會談」；於1月31日結束，透過了五項政治協定﹙政府改組、軍隊國家化、施政綱領、國民大會、憲法草案﹚，反映了抗戰勝利後全國人民以「民主、和平、團結、統一」為基礎，建設獨立自主富強新中國的強烈願望。
不料，這個代表中國人民民主願望的「政治協商決議」，竟被國民黨的頑固派撕毀。
依持軍事絕對的優勢和美援的支持，1946年6月26日蔣下令國府軍向中共的中原，「解放區」進行大規模的進攻，在各地發動總剿匪。
自此，國共內戰全面爆發。
在這同時，國民黨政府又不斷強力鎮壓「反內戰、要和平」的學生運動，且暗殺、逮捕民主人士，取締民主刊物、宣布「民主同盟」為非法團體，自絕於中間派的民主運動，連溫和的民主潮流也成了敵人。
當國民黨政府得益於「剿匪」勝利之時，社會經濟卻急速瀕臨崩潰。
入不敷出的軍事財政，只有靠大量發行紙幣和大抽稅來應應；這引發了惡性通貨膨脹，物價糧價飛漲，造成人民生活困頓社會動蕩不安。
因此，從1946年底開始便不斷爆發了工人運動和群眾運動，甚至搶米風潮。
國民黨統治區陷入了空前的政治經濟社會危機。
在危機的壓迫下，喚醒了千千萬萬的青年學生和民眾，奮起投入反蔣愛國民主運動。
相對於內戰戰場上的第一戰線，國民黨統治區卻形成了社會經濟的反蔣第二條戰線。
當時有名的民主人士施復亮，於19473年3月6日﹙也正是台灣發生228事件時﹚發表了〈中間派的政治路線〉一文，其中指陣國民黨政權的反動特點，他指出：
「國民黨統治集團因目前所執行的政治路線，顯然是堅持一黨獨裁的反政協的反民主的政治路線。
這一政治路線至少有下列幾個特點：
第一，在階級關系上說，只代表官僚買辦資本家和封建地主﹙特別是大官僚資本家大地主﹚的利益。
第二，越頑固越反動的集團和份子，在黨內越占有勢力，越能控制黨政軍大權。
第三，以武力維持政權，並企圖以武力消滅「異己」﹙主要是中共﹚。
第四，在國際和國內的民主高潮下，企圖拉攏既無群眾基礎又無政治操守的小黨派和「社會達賢」，偽裝民主......。
第五，堅持一黨（國民黨）法統及其所制定的「憲法」......依舊保持一黨專政的實質。
第六，在對外關系上，完全依賴美國帝國主義的支持，一切「唯美是從」、「唯美是賴」，甚至不惜把中國逐漸變成美國的保護國或殖民地。
這樣的政治路線，無疑地是違反整個國家利益和絕大多數人民利益的政治路線，也是違反虛假的三民主義和舉著革命大旗傳統的反動的政治路線。」
施復亮在國民黨政權最強大最驕橫的時刻，準確地指陳了其反動的特質。
這種反動特質註定了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快速崩潰。
這就是為什麽不到二年之內，號稱500萬擁有美式精良裝備的「國軍」，被小米加步槍的解放軍摧枯拉朽地殲滅，只剩下幾十萬嫡系部隊狼狽逃台。
其實，逃台後的蔣政權，雖然失去了它在大陸的真實階級基礎﹙在大陸實際統治的土地、人民、財富的社會階級關系﹚，但仍殘留其統治階級意識，和殘存的黨政軍特。
施復亮指陳的五點反動特質，也原封不動地搬到台灣，君臨台灣社會之上，繼續用軍事戒嚴和白色恐怖維持在台灣的統治，長達37年。
施復亮在戰後初期對國民黨政權批判的話語，與台灣70年代的民主運動反國民黨語言是多麽地相似！
只可惜，80年代中末期，台灣的民主運動被「本土運動」﹙台獨運動﹚所取代後，逐漸失去了這樣的批判視野。
同時，也使這種反動特質失去了被徹底批評和自我反省的機會，反而披著美式現代化意識形態和「台灣意識」的外衣，繼續反現代中國，繼續築高兩岸的壁壘。龍書就是其中的最好例項。
國民黨的「戰爭和失敗」
就讓我們看看蔣政權背後老板──美國，如何看當時的蔣政權吧！
當時，從骨子裏反赤，對「民主同盟」也不表同情的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1948年向美國務院的報告中，對國府敗相的描寫充滿了如「病入膏肓」、「充斥腐化」、「失敗主義」等字眼；認為國府「隨著軍事和財政的急速惡化......政府人員更加灰心喪誌、毫無鬥誌，並最後變得一蹶不振、或無所顧忌地營私自肥。」
報告指出：
國府高官對政、經、軍形勢日趨惡化的悲觀與絕望的情緒，與日俱增，甚至：「政府不久便會失去維持其統治所必須的最低限度的民眾......」。
相反， 反赤的司徒雷登對中國共產黨的描述中則充滿了了正面形象。
「他們正穩步地改良組織和訓練，官兵同甘共苦，為理想而獻身戰鬥，拋棄一切自私的野心和個人享受，很少或沒有跡象表明莫斯科供給他們物資援助。」
1947年7月22日，被美國總統任命來華調查的魏德邁來到了中國。
一個月間遍訪了包括台灣在內的中國各地，進行視察並接觸各階層人士。
他於離華前二天，在國府的「國務會議上」進行了演講，演講中重重痛斥了國府：貪汙腐化無能、充滿失敗主義、失去信心、精神資源破產；且秘密警察橫行，濫捕濫殺，失去了人心而助長了共產黨的勢力。他還強調：必須承認徒有軍事力量不能消滅共產主義，必須立即施行徹底的深遠的政治和經濟的改革。
龍應台筆下出場的一個個戰火中的受害和冤屈的幽魂，應該可以從這報告中看到，真正肇造個人悲劇的力量，不是別的，而是在戰火背後的、自己追隨不渝的國府政權。
這個病入膏肓、充斥腐化失敗主義、已失去人民支持的政權，註定最後被戰爭摧毀。在兵敗如山倒的政權崩潰劇中，作為政權一部份的個人不管以怎樣的方式都難逃悲劇的命運。
把個人的悲劇只歸咎於戰爭的殘暴，而不追究背後造成殘暴戰爭的政治、社會經濟原因以及因腐敗帶來戰爭的政權，那麽，也只能永遠活在戰爭的敵我仇恨的幻想中。
已無須別人來擊敗他們
龍應台書裏也提到了濟南戰役。就像書中描寫的任何戰場一樣，把無法求證永無對證的個人回憶，截取有利的一段，再用文藝手法加工，編織成一幅解放軍慘無人道的畫面。至於戰役的真相如何，則不是它所關心的。
濟南戰役中最關鍵的部份，應該是守軍第96軍軍長吳化文率兩萬人「起義」，但是龍書一字不提。
後來吳化文部隊加入了解放軍，而在解放軍渡江﹙長江﹚作戰時，是吳化文部隊第一個開進了南京城，和平接收南京。
當時美國駐青島領事，曾對於解放軍一星期就把濟南拿下甚為震驚，事後評論道：
「該城迅速失陷之主要原因，乃為心理的非軍事的......國軍及大部份山東人民對於政府之繼續內戰，使生靈塗炭，經濟枯竭，均大不以為然。於是叛變降敵者有之，不戰而退者有之。」
當時的美國國務卿在向國會的報告中，提及：
「國府在軍事上真正垮台，是從一九四八年上半年開始，第一批大規模的叛變和崩潰發生在九月濟南失陷之時，當時政府軍隊不做任何努力，帶著一切物資裝備投降。」
美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曾形容濟南戰役後蔣國府的一切變化，就如一幕「希臘悲劇」：
「一九四八年最後三個月的經歷，有如一幕希臘悲劇。在軍事失敗、貨幣貶值、民情激憤的悲慘情況下，蔣總統獨能屹立不移。」
1949年的悲劇劇本早在1948年以前就寫好了，只是因為「蔣總統獨能屹立不移」，才使得崩潰劇上演得更快，也使劇中人落入更徹底的悲慘命運，結果使悲劇更為悲劇。
1949年7月31日，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寫給總統杜魯門的信中說道：
「國軍在具有決定性的一九四八年內，沒有一次戰役的失敗是由於缺乏武器或彈藥。事實上，我們的觀察家於戰爭初期在重慶所察出的腐敗現象，已經使國民黨的抵抗力量受到致命的削弱。它的領袖們對於他們所遭遇的危機已經證明是無力應付的。它的部隊已經喪失了鬥誌，它的政府已經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共產黨則透過一種嚴酷的紀律和瘋狂的熱忱，企圖使人民相信他們實為人民的保護者和解放者。國民黨部隊已無須別人來擊敗他們，他們已自行瓦解。歷史一再證明，一個對自己失去了信心的政權和一個沒有士氣的軍隊，是經不起戰鬥的考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