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為止，紙幣依然是相當重要的價值標尺，可謂現代經濟運作的不可或缺部份。但這種革命性創造，並不源自歐美資本主義國家，而是強調重農抑商的古代中國。
然而，過於早熟的理念註定容易早夭。 宋元明三朝的紙幣就經過前後四百年變革，又悄然消失於歷史長河之中，並沒有給文明發展留下深刻印象。原因無他，就是免不了以濫伐貶值收場，至今都值得後人引以為鑒。
宋朝的制度創新
北宋的四川不僅物產發達 還是增援西北前線的大後方
北宋初年的四川，普遍使用鐵錢作為交易介質。奈何鐵本身的價值太低，每次交易都面臨貨幣超重問題，對貿易、稅收都很不方便。 因而到宋真宗時代，川中商人之間開始以紙質的「交子」展開交易。任何人都能用手裏的金屬貨幣兌換，轉頭再到異地兌換回等額份量。只不過在使用早期，多由民間自由發行，與之相關的欺詐案件便層出不窮。
於是，北宋當局負責牽頭，授予四川當地16家富戶專營權。 由他們聯合為紙幣提供準備金擔保，再統一發行標準面額。每次只需要繳納30文錢手續費，就可以用票據兌換出1000文錢。至此，交子在四川各地名聲大噪，有效緩解了貨幣份量困境。
早期交子幣值穩定 但有流通地區限制
不過，這些主持發行交子的富商很快就學會盜用準備金。 同時是偷偷支取出來進行商業投資，最後因賠本虧空而造成交子無法對付。朝廷便在轉運使薛田建議下，建立專門管理紙幣發行的「益州交子務」，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國營紙幣制度。
當然，這類早期的官營交子只能在川陜兩地流通。 為防遭遇欺詐，還嚴禁民間私自印造。甚至出台防偽措施，規定每三年更換一次樣印花式，且每次都必須換回全部舊幣。同時，規定發行上限不得超過1256340緡，並以360000緡錢作為保障，使準備金率維持在28%左右。因此，交子在正式發行的幾十年間相當穩定。
宋夏戰爭的超出消耗 讓朝廷背負嚴重的財政赤字
如此有限的紙幣發行量，根本不足以餵飽日趨臃腫的軍政單位。 尤其是與西夏間的曠日持久戰爭，幾乎隨時在會增加財政負擔。所以僅僅到宋仁宗年間，交子的發行被用於彌補收支不平衡。後來的宋哲宗繼位，濫發紙幣造成的問題已非常嚴重。譬如每年的增發量就高達12435000緡，十倍於最初制定的上限，至於準備金率更是無從談起。直至宋徽宗時代，發行總量已達2000多萬緡，二十倍於當年規定總額。以至於根本對付不除，釀成交子幣值的一瀉千裏。
為解決嚴重貶值，宋徽宗開始寄出幣制改革，將舊的交子改為可全國流通的嶄新錢引。 但準備金還沒堅挺起來，又迅速陷入相同的濫發+瘋狂貶值旋渦。由於增印時往往不置準備金，造成這種新錢一緡只值十幾錢。宋廷不得不整肅發行限額制度，用十年時間才幣值有所恢復。
清明上河圖中 正在搬運貨幣的工人
南宋時期，更有多種官營紙幣同時流通。其中地位較重要的是「會子」，又名「便錢會子」。 起初也是民間發明的一種兌換票據，獲得認可後才被朝廷拿去壟斷發行。但就和北宋的交子如出一轍，會子只能在剛剛面世時初時較為平穩，越到後來就增發速度越快。公元1168年，規定發行上限為一千萬緡。40年後，增發部份已是原額度的10倍。之後又經過25年，發行額竟達原指標的40多倍。
顯然，發行額大幅增長，是兩宋為解決財政危機一步臭棋。盡管內部穩定且商業發展迅猛，財政上仍常年入不敷出。 足見問題並非出在收入太少，而是政府支出過多。
財政壓力 讓朝廷必須不斷印新錢補窟窿
元朝的重走老路
蒙元的全國通行紙幣 始於忽必烈時代
南宋滅亡後，其奉行的經濟手法被蒙元繼承。 例如元世祖忽必烈繼位前，蒙古帝國的地方政府就發行過類似紙幣，但均有相應比重的準備金保障。只不過使用時受到地域限制，直到1260年才首次出現可全國通用的新幣。
1260年7月，盟友中央開始印制以絲為準備金的交鈔。同年10月，又印造出用白銀為準備金的中統鈔，並且規定每貫能抵同交鈔一兩，每兩貫抵同白銀一兩。相比於宋人使用的鐵錢、銅錢而言，無疑具有更高價值和商業效率。
由於準備金價高 元朝紙幣的起點也高於宋朝
此外，元代紙幣還在很多方面比兩宋更加完備。 首先是以舊換新，廢止地方政府發行的舊鈔。其次，要求民間必須用紙幣繳納賦稅。最後，原則上嚴格限制紙幣發行量，無準備金絕不發行新鈔。所以，蒙元早期的紙幣已經非常接近現代貨幣，可以在龐大的疆域內廣泛傳播。至少在發行的前十八年裏，因幣值牢靠而深受歡迎的貨幣。但作為代價，則是金、銀、銅等貴金屬被強制要求結束流通領域，也為後來的崩盤埋下隱患。
隨著忽必烈不斷發動大規模遠征，以及拉攏各派政治勢力，蒙元的財政狀況迅速惡化。 故而為擺脫收支困境，只能重新在紙幣供應上做文章。從1276年起，開始將地方上貯存的準備金運往大都挪用。所以到1294年，各地鈔庫的936950兩白銀，僅剩下192450兩。此後更是一發不可收拾，只要收入不夠支出就會自動挪用準備金彌補。由此造成鈔庫日益空虛，金銀兌換越發困難，紙幣的實際價值自然無法維持。
為籠絡各方勢力 忽必烈只能開啟大規模財政擴表
與此同時，蒙元當局還在瘋狂貨幣。 在王朝中前期，每年增印鈔幣不過數萬錠。多余鈔幣被存於庫中，用於收兌金銀和殘幣。但從1276年開始，每年增印的鈔幣竟達100完兩，較之前翻了數十倍。而且這些增印出來的紙幣，多被用於彌補財政收支，直接流入民間交易。因此，市面上的物價騰貴，民間財富在無形中被迅速榨幹。
為應對通脹，蒙元從1287年起發行新幣--至元鈔。這種新幣每貫可抵五貫舊中統鈔，豈料很快也陷入貶值通道。到1309年又推出「至大銀鈔」,規定每貫能抵五貫「至元鈔」。 任何稍有常識的人都會看出，這種做法只能營造幣值恢復假象，實則無法解決準備金和發行量困境。結果，至大銀鈔只用一年多就宣告廢止。雖然元仁宗上位後嚴禁挪用準備金，但濫伐紙幣充財政的行為卻依舊如常。畢竟，財政支出是擴張容易、緊縮難，要節制眼前的開銷尚不可能！
至元鈔失敗 預示著蒙元帝國的最終結局
明朝的自暴自棄
朱元璋立國後不久 便寄出紙幣政策
公元1375年，取代蒙元的明朝也開始發行紙幣--大明通行寶鈔。 從表面上看，明寶鈔受之前的紙幣制度影響，似乎能吸取宋元兩朝的經驗教訓。實際上卻相當粗陋，貶值速度自然遠勝過往。
首先就是明朝發型紙幣時根本不準備金。朱 元璋在訂立鈔法時，曾禁止民間以金銀交易，也不準用寶鈔將上繳的貴金屬兌回。同時，又不規定發行量上限，致使該幣種幾乎一問世就瘋狂貶值。1390年，每貫寶鈔就只值250文，也就是用短短十五年讓購買力下降3/4。四年後，東南沿海地區一貫鈔只值160文，較之先前還在下跌。無論從角度看，都不像是負責任的經濟政策，倒更像是劣紳土流氓的搶劫手段。
大明通行寶鈔幾乎是一發行就開啟貶值
朱棣篡位得手後，寶鈔的貶值更加嚴重。 公元1407年，每貫鈔已經只值12文錢，到1426年的明宣宗剛繼位時甚至不足1文。為此，先皇帝采取一系列增加賦稅、禁印新鈔、收兌舊鈔的措施來恢復幣值，結果都是以失敗告終。公元1436年的明英宗繼位後，幹脆承認民間可以合法使用白銀。至此，除明廷利用寶鈔強行支付的做法一直持續外，紙幣在民間交易中基本絕跡。
當然，允許民間使用貴金屬的結果，就是明朝直接掉入通縮迴圈。 由於資源多為皇室、宗室、官家、衛所等特定結構把持，貴金屬非常容易被他們吸納、貯藏，根本無法有效惠及民間商業領域。這既讓朝廷的財政遭遇危機，同時也確保紙幣無法被重新搬出來使用。因而在近現代的很長一段時間裏，過於早熟的紙幣幾乎從市面上銷聲匿跡。
明朝承認白銀為貨幣 也無法扭轉經濟頹勢
總結
宋元明三朝的紙幣失敗 終究都是財政危機
假如總結這些古代紙幣的興衰歷史，不難找出宋元明三朝的共性所在。 在國家財政還相對寬裕階段，都有過幣值相當穩定的黃金期。一旦支出擴張造成財政困境，則紙幣發行就會陷於通脹濫發。甚至可以說當時的統治者樂於發行紙幣，最直接的目的就是斂財，而官吏們加以運用的初衷則以填補赤字居多。
事實上，透過發行金屬貨幣來制造通脹的古代案例並不罕見。但鑄造成本較高，貨幣成色很容易暴露幣值低下，所以並不如紙幣來的好用。由於通脹開始時不易被民眾察覺，自然演變為統治者的有利剝削工具。 所以，發明紙幣不過是降低搜刮民財的運作成本。
通脹問題古已有之 卻往往被視作有效手段之一
諷刺的是，古人並非不懂紙幣通脹帶來的嚴重經濟災難。奈何沒有權力機構能限制他們擴大財政，更沒有市場機制能制止濫發行為。這就怪不得在宋元明三朝的紙幣皆毀於脹狂潮，最終沈寂於歷史記載的小角落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