勝俊說古今：「資陽人」智脈四萬年紀 」（笫186講）
領導、專家為劉勝俊主撰的【資陽人】作序、書評、撰寫的論文（2）
「資陽人」伴生的石器、骨器
彰顯中華文明一源泉雛形
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原副所長，現古人類研究室主任
亞洲舊石器考古聯合會主席
中國舊石器考古專業委員會主任
【人類學學報】副主編
【第四紀研究】副主編、博士、研究員
挖掘、追溯遠古文明，舊石器時期的石器、骨器等文化遺存是最可靠的依據。
舊石器時代離我們太久遠了，那時人類的生產生活情形怎樣？這只有透過考古研究可以做一定的追溯和推測。從對發掘出土的與「資陽人」有伴侶關係的石器、骨器的分析中，我們可以得到一些有關當時人類生產生活的資訊，據此可以尋覓遠古文化乃至文明的蹤影。劉勝俊先生在2013年出版的【中華資陽人】一書提出了文明的「精神和物質」內涵，指出文明在當今泛指人類所創造的精神和物質財富總和，並認為「資陽人」用智慧制作、使用骨器、石器的精神和創造出的這些物質財富具備人類文明源泉的雛形。
「資陽人」在物質文化上有什麽樣的表現呢？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老一代學者裴文中、吳汝康等於1951年復查張聖奘發掘的「資陽人」地點時，在距原地點十米處挖掘出大批動物骨骼，其中明確的文化遺物為一根骨錐。這件骨椎是用三棱狀骨片制成的，尖端短而鈍，呈深褐色，與「資陽人」頭骨化石顏色相同。1981年，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和重慶自然博物館的張森水、李宣民等在距離「資陽人」化石出土地點西北西100公尺處又發現一處新的地點，將其命名為「資陽人B地點」，並進行了考古發掘，從地層中得到幾百件石制品和種類繁多的哺乳動物化石。經過詳細研究報道的石制品共172件，根據研究者的描述，石制品多數形體粗大，主要采用石英巖作原料，還有一部份用燧石和火成巖等材料制作。從石制品的形態及表面保存的磨光面看，原料應采自當時的河灘。
「資陽人B地點」的石器技術及文化面貌具備這樣一些特點：采用錘擊法生產石器的毛坯，即手握石錘以一定的角度和力度打擊握在另一只手中或放置在腿上的石核，從上面打下可以進一步加工成器的石片。偶爾用砸擊法，即將石核放置到石砧上，用手握的石錘垂直向下砸擊，使其破碎，從中揀選出可進一步加工的石片；在打片前不對石核做預制修整，石核的利用率低，產生的石片多粗大，不規則，很少具有鋒利的邊緣；用石片制成的石器占55.5%，其他石器采用石核、石塊和礫石作毛坯制成，顯示毛坯選擇上的多樣性與隨意性；石器均用錘擊法加工而成，即手握石錘在毛坯的邊緣或尖角上輕打細琢，制成可以砍劈、切割和穿刺的刃口或尖鋒；工具以大、中型者為主，小型者甚少；型別簡單，僅包括砍砸器、刮削器和尖狀器三類，以砍砸器為主要型別，占68.1%；石器的刃口多厚鈍，大多數刃角超過70︒；修理工作多粗糙，刃緣曲折，形態變異大。總體上，這些石制品表現出中國南方「礫石石器工業」的鮮明特點。
這些石器看似簡單、粗笨、原始，但其中隱含了古人類開發利用自然資源的技術與能力資訊，反映出先民適應生存的智慧和方略。西方一些學者曾經認為東方的古人類的石器原始落後，技術發展緩慢，表明這裏曾經是人類演化的邊緣地帶，文化上缺乏新的思想與因素的註入，在舊石器時代很長時期內成為一潭死水。高星曾以中國乃至東亞地區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存的時空分布，工具制作技術，石器的型別、形態、演化趨勢，區域文化特點和原料資源利用方式等文化要素為觀察分析物件，提出中國乃至東亞古人類演化的「綜合行為模式」，試圖透過考古學現象揭示古人類的行為模式，並反過來從古人類行為模式的角度對本地區古人類遷徙和演化的過程、對特定環境的適應方式、對原料和資源的開發利用能力和取向、不同人群與文化的交流互動、現代人群的起源等諸多問題進行分析和闡釋。「資陽人」的文化從屬於中國尤其是華南舊石器時代文化體系的一部份，因而對該地區總體文化的歸納與闡釋可以對「資陽人」的石器技術與文化特點及其意義的認識有一定的啟示。
連續性與穩定性：中國舊石器時代文化在近2百萬年間從早到晚發展與演變的脈絡是清晰的，總體上呈現從簡單到復雜，從原始到進步的趨勢。但從大多數遺址和區域來看，石器生產技術、型別與形態等關鍵要素保持著基本的格局，未出現大的文化斷層和飛躍；對石料和其他生存資源開發利用的方式也一脈相承；大的自然地理單元內考古學文化具有很大的趨同性。這些特點說明該地區古人類群體在行為方式上保持很大程度的慣性，形成穩定、漸變的文化傳統，從而從行為與文化的角度驗證了體質人類學業已提出的中國古人類從直立人、早期智慧人到晚期智慧人是連續演化的學說，不支持近來從分子生物學的角度提出的中國本土古人類在距今10萬年～5萬年間發生演化中斷、現代中國人系20萬年～10萬年間從非洲誕生的新的人種後裔的假說。
繼承性與融合性：中國古人類連續演化並保持行為上的雷同性和穩定性，說明這裏的古人類的演化相對獨立，文化自成體系。但這樣的推論並不認同更新世時期這片廣袤的土地上的人類完全與外界隔絕，文化上是一潭死水，未發生過人類的遷徙與文化交流。相反，在這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不同地區人類的遷徙移動是不可避免的，否則今天的人類就不會占據地球的各個角落。就已有的考古遺存來看，發現於百色盆地、洛南盆地和丹江流域的手斧及其相關組合與西方的阿舍利工業顯示技術與型別上的趨同性，在中國舊石器文化傳統中似乎找不到根源，用外來人群或文化的進入與影響加以解釋似乎更合理；水洞溝的預制石核和系統剝制石葉技術在其北方和西北方可以找到源頭，「外來」的路徑更加清楚。但即使這樣，這些外來因素並未對本土固有文化產生根本的改變，更未發生更新和替代。中國舊石器時代的主流人群及其文化有著強大的生命力，呈現前後承繼的演化關系；當主流群體形成後這片土地上沒有發生過大規模外來「移民」事件，間或少量的外來人群帶來零散而短暫的文化遺存，但很快在主流文化的強勢面前消弭於無形。這與中國古人類化石證據上總體表現為連續性特征、偶爾發現「外來」體征相一致，因而共同支持中國古人類「連續前進演化附帶雜交」的假說。
因地制宜性和資源開發的節制性：中國舊石器時代遺址分布特點表明古人類對居住和生活地域的選擇充分考慮到生態與資源因素，包括近水、向陽、易於獲取石器原料和動植物食物資源，而這樣的地方多在平原－－山地過渡地帶；對石器原料的獲取方式為就地取材，很少刻意尋找優質材料並進行長期、深度開采；在石器類別組合中，屬於深度資源攫取型的鋒尖利刃工具不發達。在北方，主要用於切割、刮削等消費、加工作用的刮削器一直居於主體地位，南方的主體器型－－砍砸器也主要用來從事加工、采集和肢解工作；除許家窯等少數遺址外，很少出現大量、過度捕殺獵物的場面。這與舊石器時代晚期歐洲、美洲和澳洲的情況有很大差別，在這些地方，人類的過度捕殺成為許多大型哺乳動物種類很快走向滅絕的重要因素。這些特點折射出中國遠古人類的生存方略和行為方式主體特征是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大自然給予的便利條件，對生存環境中賦存的自然資源做有節制性的開發利用，在客觀上保持與生態環境的和諧友好。
高頻遷徙性：與自然環境維系和諧，對資源做有節制性的開發，其前提是經常性的遷徙移動，即當一個地區的可供資源趨於貧瘠時即搬遷到新的領地，以尋找利用新的資源。對這種推論提供支持的證據包括：中國南、北區域文化圈內文化遺存的高度雷同性，導致這種現象的原因之一是古人類群體頻繁的遷徙移動在不同地區留下相似的遺存，或因人群交往的頻繁而導致不同群體間文化的學習與交流並產生趨同現象；大多遺址僅存單一的文化層位，而且文化層堆積薄，表明人類在一個遺址和區域連續占據的時間短。這種生存方式的寓意是多重的：它增強了古人類群體對波動多變的氣候環境的適應能力，即總是遷移到最適宜的地方求得生存，而不必把一個地方的資源開發到極致從而導致生態災難；人類群體不必強迫自己在技術和文化方面做重大適應力改進和調整以便開發利用難於得到的資源，這樣一方面用變更環境、獲取新的資源的手段來彌補技術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因此導致石器技術無法得到顯著的進步和提高，變革和創新的壓力或動力不足。維持這種不斷遷徙的生存方式的一個重要前提是區域內人口少，人群之間很少發生地盤、資源之爭。與此相應的推論是：在更新世很長的時期內，中國這片土地上的人口密度一直維系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
務實性與靈活機動性：該地區古人類行為方式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務實性和簡便性，體現在就地取材，不刻意尋找優質材料，對工具只進行簡單的加工，不追求規範化和美學效果，直接使用未經加工的石片等方面。與此相應的一個特質是機動靈活性，主要表現在因材施法，即根據原料特點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開發利用方式。例如北京猿人用砸擊法開發脈石英，雖然這種方法效率低而浪費大，但對周口店地區質劣而量豐的脈石英材料，卻有其合理性；而在三峽地區面對大量圓鈍、扁平、錘擊著力點不易尋找的河卵石，晚更新世人類則用摔碰法將其一分為二，從而為進一步剝片和加工奠定基礎。這充分體現了古人靈活變通的聰明才智。如果誠如一些學者所斷言，中國舊石器時代竹器為工具的主角，則因地制宜和機動靈活性得到進一步的詮釋。
進取與創新性：雖然東亞地區舊石器時代文化在總體上發展緩慢，但仍有進取與創新的一面，表現在對劣質石器原料困難的克服、石器制作技術的日臻完善上。周口店第1地點和第15地點剝片技術的特點及演變就是很好的例證。第1地點的文化時代為距今70萬年～30萬年（中間有的層位沒有人類遺存），最重要的石器技術特點是用砸擊法從脈石英塊體上剝離石片加工石器。據統計，在該遺址上部文化層位砸擊制品占石核—石片類的74%左右，其他為錘擊產品。第15地點距今約14萬年，石器型別、形態和原料諸方面與第1地點一脈相承，顯示很強的文化淵源和延續性。但在第15地點，砸擊法不再是剝片的主要方法，砸擊制品僅占石核－石片類的12%左右，而錘擊產品卻占88%。這種差別的意義必須從兩種剝片方法的特點和脈石英的特性加以分析。脈石英材料多為小的團塊狀，多節理和裂隙，斷裂不規則，難以形成貝殼狀斷口，用錘擊法很難產生理想的石片。砸擊法方法簡單，將石塊置於石砧上敲拍，產生大量斷塊碎片，從中選擇可用的薄銳者作為工具的毛坯。用砸擊法開發利用脈石英對北京猿人來說是不得已的選擇，是以浪費大量原料為前提的。但生活在第15地點的人類面對同樣的材料卻大大減少了對砸擊法的依賴，轉而以錘擊法為主要方法從脈石英塊上剝離石片生產石器，而且所產生的石片不乏規範、精致者。能將錘擊技術嫻熟地運用到脈石英質材上，說明周口店第15地點人類的石器技術較之第1地點有了很大的進步，開發利用資源的能力有了顯著的提高，而這樣的發展與進步特性單純從石器的型別和形態上是無法解讀出來的。
一些學者力圖在中國舊石器時代遺存中尋找能與西方同期文化相提並論的證據，以此覆寫中國乃至東亞的遠古史，改變中國舊石器時代文化「保守」、「落後」的形象。這裏涉及到對遠古文化價值的判斷和人類群體智慧發展水平的認識問題。其實文化是一個綜合體，是人類群體對特定環境的適應與生存行為整合，不能僅靠某些表象加以評判。單從石器文化來說，東亞古人類與西方同期人類相比在石器原料方面居於劣勢，只能開發利用相對劣質的石材來施展技術、加工工具。雖然在表層上東方的石器不如西方的規範、精致，也缺失一些西方駕輕就熟的技術方法，但東方古人也成功的生存繁衍下來，生生不息而演化成現代人類，其中所要克服的困難更大，所要解決的難題更多，因而更需要聰明才智去尋找應對適應方略。從「綜合行為模式」來看，東亞古人類群體與所處的生態環境有很好的耦合關系，發展出一套非常適合區域環境的行為模式。而這些應該是評判中國乃至東方遠古人類技術與文化價值、比較東西方史前人類智慧水平的更全面、更科學的指標。
對「資陽人」的文化特點和其在中華文明孕育與形成過程中的作用，應該放到這樣一個大的文化背景與演化體系中加以分析和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