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在北京東單外交部街31號成立，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外交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工作，又是一個十分陌生的領域，如何使新中國在復雜的國際社會中站穩腳跟，就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外交團隊。
因此，首任外交部長就由周恩來兼任，常務副部長由中央軍委總情報部部長李克農來兼任。
除此之外，在選任外交部的同誌時也是慎之又慎，都是久經考驗，對黨忠誠的老黨員才能進入外交部。
當時成立大會由外交部辦公廳主任王炳南主持，當宣布外交部機要處處長兼辦公廳副主任是周竹安的時候，讓在場的很多同誌頗感意外。
因為在場的大多數同誌壓根就沒有聽過「周竹安」這個名字，外交部的機要處是相當重要的部門，是直接負責外交部的具體工作內容，怎麽可能讓一個「生人」來「執掌」呢？
坐在主席台上的周恩來看出同誌們的疑惑，於是開口介紹說：「周竹安同誌是中國共產黨隱蔽戰線上的傑出地下工作人員，他曾在法國、比利時學習和工作，對黨做出過諸多貢獻……」
周竹安作為中國共產黨秘密工作的元老，其經歷充滿了傳奇色彩，就在兩個月前，周竹安成功策動了國民黨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潛和第一兵團司令陳明仁起義，為湖南和平解放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大家之所以不熟悉他，是因為他的身份在新中國成立前一直沒有暴露，在進北京之前，他還向李克農提出要繼續做隱蔽戰線的工作。
周恩來了解到周竹安的情況後，於1949年9月初，讓李克農通知周竹安「來北平匯報工作」，實際上是認為當時全國的解放已經近在咫尺，再讓周竹安做隱蔽戰線的工作沒有太大的意義，因為他知道周竹安有過在國外工作的經歷，因此才打算讓周竹安參加組建外交部的工作，負責籌建外交部機要處、電台和信使隊等工作。
由於主持外交部常務工作的李克農同時兼任中央軍委總情報部部長的工作，十分繁忙，所以外交部的具體工作實際上就是由王炳南與周竹安等協助工作。
周竹安究竟有著怎樣的經歷，竟然會受到周恩來的如此信任，身份公開後就直接擔任外交部重要職務呢？
本文就跟大家來講述一下，隱蔽戰線走出的傑出情報人員周竹安的傳奇人生。
周竹安早年就讀於長沙師範學校，也算是毛澤東的學長，和毛澤東一樣，周竹安也是徐特立的得意門生，後來毛澤東回湖南第一師範附小任教期間，周竹安則在長沙第一師範附小任教，相同的經歷，讓周竹安很早就受到毛澤東革命思想的影響。
1925年毛澤東回到韶山開展農民運動後，湖南掀起了浩浩蕩蕩的革命活動。
周竹安雖然決心畢生從事教育事業，企圖以「教育救國」，當他看到老百姓奮勇參加革命的樣子，他知道，教育救不了這個思想有問題的舊社會，只有革命才有希望，因此他也很快加入到革命運動中來，於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周竹安根據黨的指示，參加競選，做了國民黨長沙縣黨部的青年部長、湖南省農民協會秘書，協助毛澤東、柳直荀等領導風起雲湧的湖南農民運動。
當時毛澤東建立了「新民學會」，周竹安也加入其中，後又在毛澤東創辦的自修大學學習，經常與謝覺哉、何叔衡等人一起討論中國革命的前途。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反革命政變，一個多月後，長沙也發生了「馬日事變」，湖南反動軍閥與國民黨反動派互相勾結，在長沙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包括李維漢、謝覺哉、夏明翰、周竹安、熊瑾玎及徐特立等41名共產黨人及進步分子被反動軍閥通緝。
在緊要關頭，夏明翰從武漢調回長沙任省委組織部長，與謝覺哉、周竹安等人主持省委工作，黨組織要求他們轉入地下工作。
周竹安曾在自傳中寫道：「馬日事變，使長沙革命的或比較進步的機關團體概被破壞，我參加工作的三個單位，國民黨長沙縣黨部、省農民協會和長沙中學都是一夜解散。很多同誌或被慘殺，或轉入地下或離開長沙。組織決定我留長沙不走，與夏明翰、余書山諸同誌轉入地下工作。」
八七會議後，毛澤東回到長沙，與湖南省委一起籌劃秋收起義，根據黨組織的安排，夏明翰負責向各級黨組織宣傳和組織秋收起義，而周竹安則負責地下聯絡。
經過一個多月的策劃，1927年9月9日，湖南爆發了震驚中外的秋收起義，秋收起義開創了一條新的道路，開辟了第一個在農村的根據地，也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在武裝鬥爭中公開打出了自己的旗號。
然而共產黨在湖南的革命活動早就已經震驚到國民黨反動派了，因此開始了有針對性的鎮壓。
1928年1月，黨中央決定恢復被破壞的在平江、嶽陽等縣的黨組織，任命郭亮為湘鄂贛特委書記，到湖南嶽陽組織武裝起義。
周竹安也被調到嶽陽開會，在他接到趕赴嶽陽的指示後，剛下火車遇到接頭的同誌，便得知嶽陽機關已被破壞，如果他早來幾天，或許也深陷危險當中。
當時有六名幹部先到達了嶽陽，被安排在一個旅館內，郭亮到達後定下了開會的時間，就在開會前半個小時，住在旅館中的六名同誌被捕，幾個小時後，街頭上就貼出了被捕同誌的罪狀，很快六名同誌就被反動派殺害了，在此後的20天裏，國民黨反動派在嶽陽城內屠殺的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達30多人。
面對反動派的瘋狂反撲，共產黨員並沒有害怕，夏明翰再次臨危受命，調到湖北省委與敵人鬥爭，在告別了妻子和剛出生的女兒後，夏明翰從漢口與郭亮回合，然後與先期到達的原湖南省委負責人謝覺哉、周竹安及徐特立等人接上聯系。
當時的湖北局面十分復雜，在汪精衛發動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後，以武漢為中心，整個湖北都被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當中，此時主政湖北的桂系軍閥，更是充當反共先鋒，瘋狂迫害共產黨人，中共湖北省委機關多被破壞，許多同誌下落不明，但是大家依然不屈服，繼續進行革命活動。
在這段時期，夏明翰的犧牲對周竹安的觸動最大的。
在夏明翰被捕的前一天，夏明翰去找謝覺哉和周竹安、徐特立等人，商討下一階段的工作內容，謝覺哉得知夏明翰住在東方旅社，謝覺哉告訴他，趕緊搬離，那裏很危險。
夏明翰詢問了徐特立等人住在哪裏，他好搬去，實際上東方旅社已經暴露，只是大家還不知道，只知道那裏不太安全了，可能是因為有重要檔，當天晚上夏明翰在回去拿東西的時候被捕。
第二天，謝覺哉和周竹安等人都在等夏明翰，沒有音訊，第三天的時候，周竹安得到訊息說：「今早殺了人，口號喊得很響！」
大家心裏都很擔憂，不知是否是夏明翰被捕了，再過一天，報紙上刊登槍斃了一批共產黨員，頭一名即是夏明翰同誌。
其實夏明翰是知道大家的住址的，也知道黨內的很多秘密，但是沒有國民黨反動派來抓大家，說明夏明翰在嚴刑拷打下，並沒有出賣組織，因此才在被捕兩天就被槍決，犧牲時年僅28歲。
多少年後，周竹安才知道，夏明翰在臨行前，敵人問他有無遺言，夏明翰拿筆寫道：「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自有後來人。」這首絕命詩鼓勵了無數有誌青年舍生忘死投身革命。
在夏明翰等同誌犧牲後，謝覺哉、周竹安都被安排在中共湖北省委秘書處工作，周竹安的公開身份是在武漢一旅館刻圖章，以此作為掩護，而實際工作確實傳送黨的檔並做情報工作。
1928年5月，中共湖北省委的一位交通員被捕，敵人在搜身時發現一個空信封，信封上寫有周竹安的名字以及熊瑾玎與省委秘書處的地址。
敵人很快根據這個線索將周竹安所在的旅館查抄，並逮捕了周竹安，將其帶到國民黨武漢警備司令部偵緝隊，熊瑾玎聞訊後迅速轉移，才沒有被捕。
敵人隨即對周竹安進行了嚴刑拷打，想要讓周竹安承認是共產黨，並且交待出熊瑾玎的地址。
想到前不久犧牲的夏明翰，周竹安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在全身皮肉都被打爛，雙腿被木杠壓得不能起立的情況下，依然不肯招供。
幾天後，敵人對他進行了提審，當他進入審訊室後見到公案擺在大堂，一副要「大刑伺候」的氣勢，已經被打得快沒有意識的周竹安意識到今天可能活著出不去了，但是依然沒有招供，反復述說對方抓錯人了，他就是一個住在旅館中的小商人，並不是什麽共產黨。
由於敵人是根據一個信封上的名字對周竹安進行抓捕審訊的，再無其他證據，抓錯人的可能很大，他們認為，如果被抓捕的人真的是共產黨，經過如此拷打應該會承認，看周竹安的樣子，可能他們真的抓錯了。
在周竹安被捕後，熊瑾玎經過多方打聽得知周竹安是被武漢警備司令部偵緝隊抓捕的，積極組織營救，在周竹安被關押一個多星期後，黨組織找到保人將周竹安保釋出獄。
周竹安被黨組織保出來後，因為身份已經暴露，不適宜再繼續在湖北工作，黨組織安排他與徐特立到上海，後來徐特立到莫斯科工作，熊瑾玎不久也來到上海，周竹安與熊瑾玎被分配到中央特科，開始從事保衛工作。
當時黨中央已由武漢遷到上海，中央領導周恩來、李維漢住在愛多亞路一帶，黨組織找周竹安和熊瑾玎談話，要求他們二人在這一帶租個房子，做中央的保衛工作。
因為是轉地下工作，機關必須社會化，黨組織要求他們以商店、住家、醫院或者寫字間等場所作為掩護中央的地方。
熊瑾玎根據指示在跑馬廳附近的雲南路447號找到一處住房，並以私人名義租了下來，並開了「福興號」商店做掩護，對外是做紗布生意，實際上是黨中央政治局辦公、開會和聯絡的地點。
周恩來親自指定周竹安擔任會計，「福興號」一樓是一個小診所，二樓有三間空房並有廚房，後面還有一個院子，前後都有門，這樣在機關暴露的時候，會比較容易撤離。
過了一段時間後，周竹安奉周恩來的命令，在愛多亞路附近又以商店名義租了一處房屋作為中央開會辦公的另一處聯絡點，周恩來等中央領導經常來這裏開會。
周竹安的具體工作是看管此處的住房，平時就住在這裏，負責中央的安全保衛工作。
黨組織看到周竹安工作經驗豐富，辦事老練穩妥，於是決定派遣他去法國，設法建立一個據點，作為國內與莫斯科交通的一個聯絡點，周竹安名義是去法國留學，實際上是擔任中共駐歐洲支部負責人之一。
1928年冬，周竹安從上海乘船到馬賽，中共旅歐支部的負責人吳克堅在馬賽迎接他的到來，然後一塊轉乘火車到了巴黎，到巴黎後，為了盡快適應國外的生活，周竹安一邊打工一邊學習法語。
九一八事變後，東北淪陷，身處異國他鄉的周竹安心系祖國的安危，於是和法共中國語言組書記何以端負責編輯和發行中共在巴黎創辦的【祖國抗日情報】。
將國內抗戰形勢、國際要聞、中共英雄抗戰等內容的文章刊登出來，深受華僑群眾的好評，鑒於華僑在國外缺乏讀物，周竹安還在報刊中反映華僑們的心聲，被華僑群眾視為精神食糧。
由於深受讀者歡迎，【祖國抗日情報】很快發行量增多，遍布全歐洲乃至東南亞各地，此後【祖國抗日情報】一直到二戰時法國淪陷，邊境被封鎖，報紙無法郵寄出去，才不得不停辦。
除了創辦報紙外，周竹安還曾在巴黎「萬花酒樓」管賬，實際上是負責全歐華僑抗日救國聯合會的工作。
萬花酒樓是在巴黎一家很有名的中國餐館，經理是湖南長沙人，與周竹安是老鄉，因此聘請周竹安做酒店管賬，這樣旅歐黨組織就有了一個活動的據點，當時華僑群眾經常以聚餐宴請為由，在酒樓傳遞情報。
吳克堅被派到巴黎後，負責旅居華僑的統戰工作，他經常到酒樓找周竹安和何以端，商量如何聯絡歐洲各地的華僑，以進一步推動歐洲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萬花酒樓逐漸成為巴黎華僑革命運動的重要場所。
當時歐洲各地華僑紛紛成立抗日救國組織，為了集中抗日力量，黨決定在歐洲建立統一的華僑救國組織，吳克堅與周竹安全力投入到這項工作中。
1936年9月20日，在巴黎召開全歐華僑抗日聯合會成立大會，在歐洲各國的華僑雲集巴黎，周竹安負責編輯抗聯會刊等工作。
在萬花酒樓，周竹安曾經接待過陶行知、龔普生和胡蘭畦等人，後來，陶行知在【行知詩歌集】中留下了【巴黎萬花樓中法友人共慶雙十節】這首詩。
當時中共秘密黨員胡蘭畦，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對周竹安這段時間的活動有更生動的敘述：「我在巴黎住了兩天。我見到了周竹安﹑何奚畏（何以端）、曾庶凡幾位同誌。他們的工作做得很好……周竹安這時竟能夠在最有名的中國飯館萬花樓的櫃台上當起管賬先生來了。他那副老夫子的樣子當這個角色十分相像。」
1939年秋，德國進攻法國後，周竹安接到回國參加抗戰的指示，於10月初從巴黎啟程回國，11月回到長沙，根據組織安排赴重慶工作，從此開始長期做黨的隱蔽工作。
1940年1月，周竹安輾轉來到重慶，當時中國共產黨在重慶設立了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管轄華南、西南各省，並創辦了【新華日報】。
周竹安在到新華日報社找到了時任南方局常委、【新華日報】總編輯吳克堅，報社總經理熊瑾玎，三人見面後，熱淚盈眶。
本來從事報刊工作是周竹安所擅長的，因為他在巴黎就一直從事這個活動，但是吳克堅卻另有打算，吳克堅認為周竹安離開中國很久了，現在的身份還是隱蔽的，如果進新華日報社工作，就再也不能進行公開活動了。
於是熊瑾玎找到重慶的青年實業家任宗德和周宗瓊夫婦，說自己有位老朋友剛從法國回來，想介紹到酒精廠工作，任宗德欣然同意，聘請周竹安擔任了國防動力酒精廠總管理處秘書。
對於周竹安在此期間的工作，任宗德在晚年的回憶錄中寫道周竹安是一個手眼通天的人物，即使是地方勢力要挾尋釁的事情，周竹安都能夠很快擺平。
他評價說：「周竹安為人深沈，很謹慎，很實在，從不顯山露水，拋頭露面。他甘居幕後，埋頭苦幹，在社會關系上很少過從交往，在社會活動中從不公開登場。」
1940年5月，周竹安逐漸適應國內的生活後，被調到南方局社會部做情報工作，在這一段時間內，周竹安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在國民黨要害部門發展了重要的情報關系。
第一個發展的物件就是他的族弟周茂僧，周茂僧是黃埔軍校五期學員，於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大革命失敗後，迫於壓力脫黨，於1932年加入復興社，後任國民黨32集團軍駐重慶辦事處少將處長，在軍隊中的關系較多。
周竹安剛到重慶的時候，就到周茂僧那裏落腳，在相處中，周茂僧十分悔恨自己的脫黨經歷，表示要將功補過，吳克堅約見周茂僧後告訴他：「你要替人民服務，你要贖罪。」
在做周茂僧工作的同時，周竹安與吳克堅又搭上了黃雍這條線，黃雍是黃埔一期學員，於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在海陸豐、瓊崖等地參加武裝暴動等革命活動，在1929年國民黨的白色恐怖統治中與組織失去聯系，並在武漢被捕，被捕後脫黨於1931年入中央軍校特訓班，為戴笠所發掘，成為軍統早期情報人員。
因為黃雍在黃埔同學中資歷夠老，各方面的關系也很多，因此很快擔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中將高參兼總務處副處長。
因為黃雍與吳克堅都是湖南平江城關鎮的小同鄉，很早的時候就認識了，在抗戰時期，黃雍與吳克堅在重慶相遇，吳克堅有意做黃雍的工作。
當時周茂僧就在黃雍辦事處任職，周竹安在做周茂僧工作的同時，也積極爭取黃雍，黃雍目睹了國民黨的種種腐敗，也表示願意重新為黨工作。
解放戰爭爆發後，周竹安派黃雍與周茂僧到南京，搜集國民黨內的重要情報，一直到抗戰勝利，解放戰爭爆發後，兩人又奉命回到長沙，為和平解放長沙立了大功。
在周竹安策動的情報人員中，周光亞是「中統」核心的內線人員，為黨組織的保衛工作立了大功。
周光亞也曾是中共黨員，曾被組織派去蘇聯留學，回國後在江蘇省委工作，在1933年4月被捕，在敵人的嚴刑拷打下，最終選擇了脫黨，後來加入中統，曾擔任中統重慶區區長。
抗戰爆發後，周光亞被擢升為中統局第二處第三科科長，主管中共情報工作，當時凡是中統特務組織偵獲的中共情報，均上報到第三科由他處理，他因此成為中統特務機關的核心。
吳克堅認為周光亞還是值得爭取的，經周恩來批準，他決定派周竹安去做周光亞的策反工作，但是要做周光亞的工作，還是有一定風險的，然而周竹安不畏艱險，透過關系很快與周光亞取得了聯系，並多次約他在外面見面。
周恩來特批給周竹安一筆「交際費」，讓他每次與周光亞見面都交給他，見面後，周竹安先是試探，問他能否重新圍擋工作，剛開始的時候周光亞有一些心理負擔，因為過去的脫黨行為是背叛了組織的，擔心自己不為組織所接納，後經周竹安多次做工作做，終於表示如果組織不嫌棄而給他重新效力的機會，他願意將功贖罪，充當內線提供情報。
從此周光亞就一直同與周竹安單線聯系，將中統中的很多機密情報，如中統中統電訊總台的密碼、波長、呼號及各地秘密電台分布情況等都透過周竹安交給了黨組織。
每當中統策劃一些重大反共活動，周光亞都事先提供詳細情報，使黨組織能夠及時掌握，特別是有黨的地下機關或者中共黨員暴露了，他都及時向周竹安報警，趕在敵人出動前讓大家轉移。
解放戰爭期間，中共中央在南京、上海建立了一個直接受中央情報部領導的上海情報組織，由吳克堅負責，周竹安很快也調到上海幫助吳克堅。
周竹安的公開身份是昆侖影業公司秘書和大孚出版公司編輯，這些公司都是任宗德創辦的，用來安置抗戰勝利後，從內地來上海的一些左翼文藝界人士。
到1949年上半年，經過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結束，解放戰爭大局已定，蔣介石卻依然想穩住西南以作最後頑抗，他委派程潛擔任國民黨長沙綏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黃埔名將陳明仁擔任國民黨第一兵團司令，以維持湖南的局面。
在渡江戰役後，以人民解放軍的兵力想要解放湖南是易如反掌的事情，但是考慮硬打還是要有犧牲。
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為，從全國局勢來看，爭取、程潛、陳明仁走起義的道路，和平解決湖南問題是有可能的。
毛澤東與周恩來之所以有這樣的論斷，是因為程潛雖然是國民黨元老，卻長期遭受蔣介石的排擠，而陳明仁雖然是不可多得的驍將，但是卻在四平之戰後得勝被陳誠撤職，讓他對國民黨統治集團產生怨恨。
周恩來於是指示上海情報系統，速派周竹安去湖南建立情報站和秘密電台，想盡一切辦法策動程潛、陳明仁起義。
1949年5月7日，周竹安帶著譯電員章樸從上海飛抵長沙，報務員趙翰林則經香港由潘漢年轉送長沙。
到達長沙後，周竹安遵照李克農的指示，堅決割斷橫的關系，割斷和地方黨組織的關系，以免被敵人破壞。
經過考察，周竹安決定將電台建在國民黨退休中將師長周啟鐸的鄉下家中，一方面周啟鐸的國民黨身份沒人敢查，另一方面在鄉下的話，不易被敵人的監測號誌機器破壞。
趙翰林後來回憶發送電報時的經歷時說：「當時長沙時局非常緊張，為了防止敵特突然搜查，將發報地點轉移到周啟鐸家後面山上。我晚上去發報，早上回到周啟鐸家。當時六七月份天氣，長沙氣候悶熱潮濕，而電台收發報任務非常繁忙，每晚都要長時間發報。」
電台建立後，周竹安就開始將情報搜集作為重點工作的內容，他到長沙後，陸續調集曾經策反的包括黃雍、周茂僧等在內的情報班子，從各方面搜集湖南的各種情報，諸如國民黨在湖南地區的兵力、編制、調動和作戰計劃等等，還有社會輿論等，只有是有用的，都被秘密電台傳到黨中央，用作解放湖南的參考。
鑒於中共在湖南的活動頻繁，白崇禧很快率領新桂系撤退到湖南，作為反共先鋒，新桂系是不可能投誠的，長沙頓時掀起血雨腥風，陷入恐怖氣氛當中。
當時保密局湖南站向毛人鳳報告唐生明等在長沙的一些活動情況，很快國民黨交警總局局長周偉龍被捕，特務從他的家中搜出了唐生明寫給他的策反信，信中寫道要周偉龍抽調3個交警總隊去長沙參加起義。
蔣介石得知後，十分震怒，傅作義在平津戰役中戰場起義，致使國民黨在華北的統治一敗塗地，蔣介石對毛人鳳放了狠話「湖南不能再出一個傅作義了。」
毛人鳳挨了一頓罵也動了殺心，盡管考慮到唐生明是唐生智的弟弟，在國民黨內十分有影響力，也想要幹掉唐生明，特務埋伏在唐生明家的外面，唐生明剛出家門就被射擊，所幸未被擊中。
除此之外，很多親共的國民黨官員都被國民黨特務暗殺，毛人鳳希望以此震懾那些動搖的人，程潛之前已經有起義的打算，但是他也擔心特務或者白崇禧對他下毒手，起義的思想也開始動搖。
因此，穩住程潛便成為湖南能否和平解放，也成為周竹安的首要任務，周竹安本身是長沙人，在長沙也有一些關系，很快對程潛的親信蕭作霖、李維城、程星齡等人，間接使程潛的思想趨於穩定。
見到程潛有投共的傾向，白崇禧當即開始動作起來，下令將程潛的親信蕭作霖等人趕走，並親自派人監視程潛的一舉一動，使得程潛的處境十分艱難，思想上一度發生動搖，甚至萌生了去廣州一走了事的念頭。
在這千鈞一發的時候，周竹安決定使出殺手鐧，那就是派遣與程潛有師生之誼的黃雍前去亮出身份與程潛坦白，開誠布公地邀請程潛起義。
有一天晚上，黃雍冒著大雨趕到程潛那裏，跟他曉以民族大義，讓程潛不要逆勢而為，程潛說：「我這樣苦，毛潤之先生又何嘗知道？」
黃雍告訴程潛：「頌公的一舉一動毛澤東都知道！」
為了讓程潛放心，黃雍告訴程潛，中共中央早已派遣周竹安來到長沙，並且已經架設了秘密電台，只要程潛想要同毛澤東聯系，都可以透過周竹安的電台聯系。
這樣使得程潛放心不少，但是程潛還表示，自己在一些公開場合附和白崇禧鼓吹湘桂合作的言論，不是其真心之語，希望中共能夠諒解。
他最為擔心的一點是，他本人與長沙城外的四野部隊並沒有聯絡，恐怕起義後，四野部隊一旦攻入長沙，他會受到侮辱等等。
針對程潛的種種擔心，黃雍都一一記在心裏，然後回來告訴了周竹安，周竹安立即用秘密電台向黨中央作了詳細匯報。
很快中共中央給周竹安回電表示：「程潛只要決心反桂系，並布置截斷桂系退路，表面上主張湘桂合作，以麻痹桂系，是可以諒解的。林彪同誌已抵達武漢，正覓妥人入湘與程聯絡，如程能秘密派人先至武漢見林則更好。程只要決心站到人民方面，應力求留在長沙，作為內應。」
周竹安收到中央的來電後，心裏有了底，立即同程潛見了面，並轉達了中共中央意見，至此，中共中央與程潛建立了直接聯系，周竹安的這次見面，極大地穩定了程潛的思想情緒。
程潛晚年在【回憶錄】中講到湖南起義前直接的心裏動態時表示：「我透過黃雍與中共地下黨員周竹安建立的電台聯系。周一方面將湖南情況向毛主席匯報，一方面又將毛主席的指示電文告示，使我心中有數。」
盡管程潛是國民黨在湖南的最高行政長官，爭取程潛起義是十分重要的事情，但是想要湖南和平解放，只靠程潛一個人是不夠的。
因為當時程潛掌握的軍隊並不多，國民黨在湖南境內最有影響力的是第一兵團司令陳明仁，只有陳明仁起義才能和平解放湖南。
7月9日，黨中央致電周竹安，指示周竹安爭取陳明仁協同程潛起義。
想要做通陳明仁的起義何其困難，因為長沙城外的四野，正是陳明仁的死對頭，解放軍四野部隊，前不久在東北戰場雙方還打得你死我活，此時讓陳明仁戰場起義，還是有心理負擔的。
周竹安卻並沒有被困難嚇倒，他請唐生明去做陳明仁的工作，因為唐生明跟陳明仁關系很好，有「刎頸之交」。
唐生明告訴陳明仁，要識時務，爭取為人民立功勞，同時也要他放棄心理包袱，此時包圍長沙的人民解放軍，已遠遠不是當初四平之戰可比的了，若抵抗到底，只有死路一條。
為了讓陳明仁能夠起義，周竹安又安排人做程潛與陳明仁兩邊聯絡，在做了大量工作後，終於使程潛、陳明仁兩個人的意見得到溝通，共同定下起義的方案。
1949年8月4日，程潛、陳明仁在長沙宣布起義，長沙和平解放，很快湖南全境解放，受程潛、陳明仁起義的影響，國民黨在西南、西北地方負隅頑抗的將領也相繼起義。
可以說，黨中央對湖南問題的研判是十分準確的，盡管大局已定，但是若要武力解決，一定是勞民傷財，對老百姓是有害的，和平解放的話是最好的。
周竹安在程潛、陳明仁起義過程中從建立秘密電台，到搜集情報，到親自談判，傳達中央的指示，都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一直到四野的部隊進城後，周竹安與進城的中共長沙市委書記曹瑛取得聯系，標誌著他順利完成了黨中央賦予他的重大任務。
中情部部長李克農直接來電嘉勉：「在很短時間內，你處工作做得很好，在此勝利逼近之時，要妥善應付環境，勿驕勿躁，繼續努力。」
之後，周竹安向中央寫了【長沙電台總結報告】，後來周恩來在審閱了報告後，給予很高的評價，並且批示：「竹安同誌立了大功，工作分配請李克農同誌安排。」
李克農正在協助周恩來籌建外交部，因此就安排周竹安參加了外交部的籌建工作，讓其擔任外交部機要處處長兼辦公廳副主任。
因為周竹安之前一直沒有暴露身份，很多人並不了解周竹安的情況，對這一任命表示質疑。
實際上，周竹安從20年代就已經入黨，是中共最為寶貴的黨員之一，在革命鬥爭中，又做了巨大的貢獻，以他的功勞來做這個機要處處長是完全夠資格的。
最為重要的一點的是，周竹安曾在歐洲工作多年，對國外的環境十分了解，讓他籌建外交部是合情合理的。
1954年，周竹安被選為駐保加利亞大使，成為一名外交官，在其任職期間，中保兩國間的政黨交往、議會交往、經濟和文化交流都相當活躍。
1957年12月，周竹安離任回國，曾擔任全國政協委員，1977年7月23日，86歲的周竹安逝世。
組織上高度評價了周竹安：「在從事黨的秘密工作中，埋頭苦幹，忘我工作，為保衛黨的組織，配合革命戰爭，與敵人進行了英勇頑強的鬥爭。在解放戰爭中，他遵照毛主席、黨中央的指示，為爭取長沙和平解放，做出了貢獻。」
周竹安的一生是相當傳奇的，經歷了浩浩蕩蕩的大革命，到歐洲為黨組織工作多年，回到國內後潛伏到隱蔽戰線長期做無名英雄，在解放戰爭中，更是參與策動長沙和平起義的工作。
新中國成立後，又成為外交官，繼續為黨服務，貢獻自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