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月2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法蘭西共和國共同釋出聲明，正式宣布建立大使級的外交關系。這一決定在西方乃至全球引起了極大震動，被譽為「外交領域的核爆炸」。這次中法建交不僅對抗了二戰後形成的雙極世界格局，也破壞了美國孤立中國的企圖。這標誌著中國堅持的獨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勝利，同時滿足了法國總統戴高樂追求法國作為獨立自主大國地位的需求。
在戴高樂的領導下，法國執行了一條獨立自主的政策路線，目標是在政治、軍事和外交各方面確立「歐洲屬於歐洲人」的主張。在政治領域，法國與德國共同推動了歐洲共同體的建立；在軍事上，法國結束了北約的軍事結構；在外交上，則采取「緩和、諒解、合作」的方式，代替了意識形態的對抗。因此，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是其獨立自主政策的重要體現，也是其全球戰略布局的關鍵部份。戴高樂追求的是掌握自己的命運，保障和提升法國的大國地位，避免變成美國的附庸。
法國對於大國地位的追求幾乎到了執著的程度，這種追求源自二戰所帶來的影響。二戰中法國的快速失敗及對納粹德國的屈服，大大損害了法國的強國形象。加之羅斯福和丘吉爾在雅爾達和波茨坦會議上排除「戰鬥法國」，更是深深傷害了戴高樂的民族自尊。因此，戴高樂上台後重新振興了法國外交的民族主義和現實主義傳統，重新提升了法國的國家地位。面對當時兩大陣營的持續對抗，戴高樂逐漸認識到，若要重塑法國的大國地位，不能忽視中國的重要性。1964年1月的一次內閣會議中，戴高樂表明：「中國擁有一切開辟未來的手段，盡管我們不知道它需要多長時間來發展，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國終將成為一個重要的政治、經濟甚至是軍事大國」。
因此，戴高樂認為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對法國的大國地位重塑非常有利。首先，法國與中國建交後，其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將大幅增加，因為它將成為西方唯一同時與美國、蘇聯和中國都建立大使級外交關系的國家。其次，戴高樂希望透過中法之間的直接對話來制約美國的亞洲政策，推動越南及整個東南亞實作法國期望的「中立」地位，正如戴高樂所言：「中國是亞洲的重要力量，法國若要重返東南亞，就不能繞過中國，必須直接聽到中國的聲音。」
總的來說，在美蘇兩極格局的背景下，中國和法國在各自的獨立自主發展道路上走到了一起，中法建交不僅是兩國追求獨立自主地位的重要外交行動，也是一件影響深遠的國際大事。戴高樂相信，法國與中國建交後，其他國家終將效仿。實際上，他的預測是正確的。尼克森就任美國總統後，面對美國在冷戰中的不利局面以及孤立中國政策的失敗，選擇了與中國關系正常化的道路，這條道路正是戴高樂曾經走過的。中法建交開啟了中西方間的相互認知和交流的新篇章，可謂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國際關系中的一大亮點。
